-当下，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把“以人为本”的社会交往渗透到组织逻辑之中，从而给组织和个人都带来新的空间。

　　-----------------------------------------------------------------

　　与MSN等社交媒体曾被诸多企业组织禁用的命运不同，微信如今被广泛用作组织的媒介，在青年占主体的组织中尤其如此。比如，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社团，除了全体200余成员都参加的大群，还有不同兴趣小组的小群、各种事务工作组的功能群；而为避免无关内容淹没大群的通知信息，居然另设了一个专供灌水的“水群”。这些聊天群就像无数张大小不一、疏密各异的蜘蛛网，将社团成员连接在一起。

　　以往的社交媒体被视为洪水猛兽，微信却能登堂入室并被委以重任，其原因固然与微信的功能设置有关，更深层的因素则在于“可操控性”的差别。微信被广泛用作组织的媒介，主要得益于便捷的群聊功能：组建简单，沟通成本低、效率高；与线下群组的沟通、合作可互为补充。许多组织中的群聊，与所属组织大体同构，成为其中一个毫无违和感的部分。也正因如此，组织也更容易操控群聊的组建与内容，作为管理者的群主较易规定参与者、限定内容构成及表现方式。相较之下，MSN等社交媒体虽然也便于个人交流，在自主性较强的专业性组织中还有利于创新，但它们毕竟受制于使用者的个人网络，组织管理者难以掌控，更容易被视为影响组织管理的“捣乱者”。

　　如此说来，作为组织媒介的微信岂非与“新媒体促进组织去中心化、扁平化”的预言背道而驰？至少，微信强化控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表明，技术的执行与技术的可能性不能完全等同，也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面临“制度滞后”的组织实际，嵌入制度中的媒介技术必然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功能与效果。不过，当我们再度审视上述功能群与“水群”并列的案例，又可发现：微信中的组织已然不同于经典的科层系统。对于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勒来说，组织应当像一台精密设计的机器，非工作性的交流在机器中没有容身之地；梅奥等学者承认了人际关系在组织中的价值，其目的也无非是让“愉快的奶牛”更多地生产——人际交往不过是机器的润滑剂。而在微信所从属的组织中，工作与交往获得了同等重要的意义。前述学生社团的大群由于曾被各种聊天信息淹没，重要信息得不到有效传播，但是群主并没有简单粗暴地下达“封口令”，而是另辟一个“大水库”，供成员们闲聊，以保持“通知群”的纯正可控。在闲聊中社团成员所获得的认同与群体感，远非“愉快的奶牛”所能比拟，组织原本的中心目标——完成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

　　我的学生李静云在对上述社团进行调查时发现，“水”与“非水”的界限经常模糊难辨——大群中正式与非正式内容的区分相对严格，其他各类人数较少的群体则大多混合在一起；有成员就认为，如果微信聊天的回合稍长，或是“将一句话分成好几句打出来”，也会变成“水”的一种。与此同时，图片、表情和网络流行语的大量使用，也使得正式信息不那么枯燥。另外，“水群”中以专业术语进行的日常交流，又把闲聊与任务勾连起来，让工作融入生活。界限的流动与模糊，正是新媒体给组织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当然，有时，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工作对于生活的蚕食与殖民。微信可以穿越组织的围墙，把家庭变成办公室的延伸，让业余时间被工作占用。因此，是“让生活使工作更美好”，还是“工作殖民生活”，常常成为广泛使用微信的各类组织的持久争夺战。

　　除了“水群”，许多组织还存在着大量跨部门、非任务型的聊天群，其内容可以与组织工作毫无关联，但也时常发布相关组织政策、行为的信息、评论，其导向则未必与官方说法完全一致。这种在任何组织都可能出现的非正式群体，由于有了微信的帮助，组建与维系都更为便利，而组织管理者对此往往鞭长莫及。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组织对于非正式群体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比如大办公室制度，一方面它以消弥空间距离的方式鼓励团队合作；另一方面又将个人的行动置于众目睽睽之下，除了组织认可的合作与交流，非工作内容的沟通和关系的建构都难以开展。于是，在一些曾经允许使用MSN之类社交媒体的组织中，许多近在咫尺的同事即使交流工作也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而非面谈，这未尝不是对于“办公室全景敞视主义”的一种抵制。

　　与以往的社交媒体一样，微信把位于不同空间的人们连接起来，其范围远远超出组织的围墙。无论是功能群还是“水群”，都只是微信通讯群聊列表中的一个，在聊天记录中也与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聊天并列。在严格规定的功能群中，交流内容和方式也许能够被有效控制，但放大到整个微信空间，组织的群聊是并置于生活世界的各种场景之中的，不再具有独立性和优先性。对于使用微信的个体来说，越来越习惯于各种身份角色之间频繁的转换、穿梭、流动，因此组织的认同不再以分离甚至独占为基础。恰恰相反，那些社会交往频繁、多样的人，更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组织人”意识，因为这是个人必须时刻把握、严密监控的身份，以避免与其他身份混淆。当然，身份模糊现象也会更经常地发生，比如“不合时宜”的言说，当身份转换过于频繁、迅速时就失去了反思性监控所必需的时间。

　　那么，作为社交媒介的微信，到底是组织的媒介，还是个人的媒介？从根本上说，组织是人类合作的一种信息机制，借助于大众传播工具，科层组织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了个人无从想象的目标。但是，工业时代的科层组织往往忽略了人的存在，被批评为“没有人的组织”，使那些宏大目标偏离人的根本价值。如何平衡组织与人的关系，是组织的一大难题。当下，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把“以人为本”的社会交往渗透到组织逻辑之中，从而给组织和个人都带来新的空间。只是，这种可能性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个体不懈地努力。青年是新媒体的天然载体，组织与人的变革希望，当然首先寄托在青年群体身上，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谢静）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