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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组织的媒介,还是人的媒介

2016年03月21日08:28 |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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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微信:组织的媒介,还是人的媒介

  -当下,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把“以人为本”的社会交往渗透到组织逻辑之中,从而给组织和个人都带来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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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MSN等社交媒体曾被诸多企业组织禁用的命运不同,微信如今被广泛用作组织的媒介,在青年占主体的组织中尤其如此。比如,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社团,除了全体200余成员都参加的大群,还有不同兴趣小组的小群、各种事务工作组的功能群;而为避免无关内容淹没大群的通知信息,居然另设了一个专供灌水的“水群”。这些聊天群就像无数张大小不一、疏密各异的蜘蛛网,将社团成员连接在一起。

  以往的社交媒体被视为洪水猛兽,微信却能登堂入室并被委以重任,其原因固然与微信的功能设置有关,更深层的因素则在于“可操控性”的差别。微信被广泛用作组织的媒介,主要得益于便捷的群聊功能:组建简单,沟通成本低、效率高;与线下群组的沟通、合作可互为补充。许多组织中的群聊,与所属组织大体同构,成为其中一个毫无违和感的部分。也正因如此,组织也更容易操控群聊的组建与内容,作为管理者的群主较易规定参与者、限定内容构成及表现方式。相较之下,MSN等社交媒体虽然也便于个人交流,在自主性较强的专业性组织中还有利于创新,但它们毕竟受制于使用者的个人网络,组织管理者难以掌控,更容易被视为影响组织管理的“捣乱者”。

  如此说来,作为组织媒介的微信岂非与“新媒体促进组织去中心化、扁平化”的预言背道而驰?至少,微信强化控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表明,技术的执行与技术的可能性不能完全等同,也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面临“制度滞后”的组织实际,嵌入制度中的媒介技术必然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功能与效果。不过,当我们再度审视上述功能群与“水群”并列的案例,又可发现:微信中的组织已然不同于经典的科层系统。对于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勒来说,组织应当像一台精密设计的机器,非工作性的交流在机器中没有容身之地;梅奥等学者承认了人际关系在组织中的价值,其目的也无非是让“愉快的奶牛”更多地生产——人际交往不过是机器的润滑剂。而在微信所从属的组织中,工作与交往获得了同等重要的意义。前述学生社团的大群由于曾被各种聊天信息淹没,重要信息得不到有效传播,但是群主并没有简单粗暴地下达“封口令”,而是另辟一个“大水库”,供成员们闲聊,以保持“通知群”的纯正可控。在闲聊中社团成员所获得的认同与群体感,远非“愉快的奶牛”所能比拟,组织原本的中心目标——完成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

  我的学生李静云在对上述社团进行调查时发现,“水”与“非水”的界限经常模糊难辨——大群中正式与非正式内容的区分相对严格,其他各类人数较少的群体则大多混合在一起;有成员就认为,如果微信聊天的回合稍长,或是“将一句话分成好几句打出来”,也会变成“水”的一种。与此同时,图片、表情和网络流行语的大量使用,也使得正式信息不那么枯燥。另外,“水群”中以专业术语进行的日常交流,又把闲聊与任务勾连起来,让工作融入生活。界限的流动与模糊,正是新媒体给组织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当然,有时,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工作对于生活的蚕食与殖民。微信可以穿越组织的围墙,把家庭变成办公室的延伸,让业余时间被工作占用。因此,是“让生活使工作更美好”,还是“工作殖民生活”,常常成为广泛使用微信的各类组织的持久争夺战。

  除了“水群”,许多组织还存在着大量跨部门、非任务型的聊天群,其内容可以与组织工作毫无关联,但也时常发布相关组织政策、行为的信息、评论,其导向则未必与官方说法完全一致。这种在任何组织都可能出现的非正式群体,由于有了微信的帮助,组建与维系都更为便利,而组织管理者对此往往鞭长莫及。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组织对于非正式群体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比如大办公室制度,一方面它以消弥空间距离的方式鼓励团队合作;另一方面又将个人的行动置于众目睽睽之下,除了组织认可的合作与交流,非工作内容的沟通和关系的建构都难以开展。于是,在一些曾经允许使用MSN之类社交媒体的组织中,许多近在咫尺的同事即使交流工作也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而非面谈,这未尝不是对于“办公室全景敞视主义”的一种抵制。

  与以往的社交媒体一样,微信把位于不同空间的人们连接起来,其范围远远超出组织的围墙。无论是功能群还是“水群”,都只是微信通讯群聊列表中的一个,在聊天记录中也与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聊天并列。在严格规定的功能群中,交流内容和方式也许能够被有效控制,但放大到整个微信空间,组织的群聊是并置于生活世界的各种场景之中的,不再具有独立性和优先性。对于使用微信的个体来说,越来越习惯于各种身份角色之间频繁的转换、穿梭、流动,因此组织的认同不再以分离甚至独占为基础。恰恰相反,那些社会交往频繁、多样的人,更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组织人”意识,因为这是个人必须时刻把握、严密监控的身份,以避免与其他身份混淆。当然,身份模糊现象也会更经常地发生,比如“不合时宜”的言说,当身份转换过于频繁、迅速时就失去了反思性监控所必需的时间。

  那么,作为社交媒介的微信,到底是组织的媒介,还是个人的媒介?从根本上说,组织是人类合作的一种信息机制,借助于大众传播工具,科层组织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了个人无从想象的目标。但是,工业时代的科层组织往往忽略了人的存在,被批评为“没有人的组织”,使那些宏大目标偏离人的根本价值。如何平衡组织与人的关系,是组织的一大难题。当下,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把“以人为本”的社会交往渗透到组织逻辑之中,从而给组织和个人都带来新的空间。只是,这种可能性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个体不懈地努力。青年是新媒体的天然载体,组织与人的变革希望,当然首先寄托在青年群体身上,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谢静)

(责编:燕帅、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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