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赵澄澄

2016年03月29日10:53  来源:今传媒
 

摘 要: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规的传播现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增强我国经济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路径。跨文化传播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文化圈中已经成为了交流、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将以丝绸之路文化圈中的相关文化元素为载体,试图探究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前提与背景,问题与障碍,路径与目标。在多元对立——统一的语境下,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效果研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战略;信息流

作为目前中国的顶层设计制度,在2014年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借助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依靠现有的沟通对话合作平台,着力建设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中,“一带”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依托陆上通道,以沿线城市为支撑,建设新的亚欧大陆桥,经济影响力将辐射中亚、西亚、北亚,远及欧洲,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建立开放合作的经济合作新秩序。并且,文化沟通和交融,尤其是以跨文化传播为代表的文化信息传播已经成为了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共识。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跨文化传播:前提与背景

“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在新时期新经济形式下做出的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并不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概念和政策,而是中国本土的战略。“一带一路”是中国在经济全面对外开放的初级阶段。事实上,改革开放至今完成的是国内经济转型和变革的“内化”过程;而中国经济“外化”的开始正是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影响力的逐渐增大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因此,我们不能与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元全球化混淆。“一带一路”的目标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全面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全球化的前提就是成功且行之有效的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定位,不仅包含经济上的诉求,还包括了政治上的诉求,意识形态输出的诉求。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开拓出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元全球化过程不同的非对抗性路径,这种路径的实现,需要陆上丝绸经济带沿线各节点城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沟通与对话,弥合由于宗教、地域等因素所产生的文化鸿沟,进而在文化输出和传播过程中能化解因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差异、对抗和矛盾。

我国的西部城市,特别是甘肃敦煌酒泉、宁夏银川中卫、青海西宁和新疆乌鲁木齐,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一路向西便是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国。数千年来,沿线各城市在经济的往来中形成了一些共有的文化心理基础。其中,语言就是最为典型的文化表征。中亚和西亚的各国,主要是突厥语族和斯拉夫语族国家,我国西部的边疆城市位于这两个外部语族和汉语中原文化圈的融合区域,新疆和宁夏等地的语言都来源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我国西部边疆各民族和中亚各民族的文化本源基本相同,并且有着数千年和平共处,生活发展的交往基础和文化心理共同体,这是我们能够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取得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的基本要素之一,失去了文化心理这一要素在经济共赢中的融合作用,那么陆上丝绸之路也就失去了合作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带的终点——欧洲,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交流与融合。印欧语系的民族和国家中,除去斯拉夫语族的各种语言,还有日尔曼语族的德语、英语和北欧各种语言;拉丁语族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都可以作为交流和研究的基础,以此来增进多国多地的文化融合,求同存异,合作发展。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跨文化传播和对外传播:问题与障碍

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与人类认识文化不可避免的简约性是跨文传播过程中最难突破的制约。文化本身是复杂的,因而影响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以及相关障碍也是多重而复杂的。除了文化思想本身的差异外,传播过程中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所表达的差异性文化内涵,也造成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困难。

第一,认识的有限性和文化相对独立性的矛盾。在跨文化传播中,人们由于过多的基于自身的文化思考模式而放弃挖掘文化内涵不同的努力,甚至很容易形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错误认识,是造成跨文化传播内在矛盾的原因之一。“人同此心”是由著名哲学家、政治学家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所写,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可以说,同理心即站在对方立场思考的一种方式[1]。这种在人际传播中的传播通路却造成了跨文化传播的困境,此类认识上的误区很容易造成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地理、语言和文化接近性等因素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信息流动的内在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按照自身文化的价值观、信仰、风俗和宗教等规范去要求相异文化圈,这种“过度的同理心”会造成文化意象和信息流动的隔阂,即自说自话,相互不能理解彼此所传达的信息和意图。丝绸之路经济圈的沿线各个文化圈,即相互交融又相互独立。相互独立性的体现是多方面,首先,在面对同一文化意象时,在不同文化认知经验的作用下会产生选择性理解和认知。选择性理解的产生使得任何文化产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信息丢失和减损;其次,这些不同的认知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失去了其原始含义,这些不同的理解造成了信息解读的困难性;最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出现了文化的排异反应,严重的情况会产生文化冲突,即我方文化与你方文化的对立不容。因而,认识的局限性和文化相对独立性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第一层困境。

第二,“先入为主”的刻板认知和文化多元性的矛盾。个体对某个社群以及社会事物造成的一种单一、固定和浅层次认知,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刻板认知(stereotype)。刻板认知是社会认知的表现方式之一,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既定印象构筑的认知经验。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写到: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2]。首先,刻板印象加速了跨文化传播信息和认知的割裂。刻板印象来自于个人社会化过程,是来自于个体在习得自身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长期培养。个体无法体验的都会通过刻板印象补充对于该事物的认知,这就说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文化圈层之间都会由于刻板印象的作用造成对于某一未知问题的既定认知,会造成文化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割裂;其次,刻板印象加剧了文化冲突的形成。刻板印象是对现象和问题概况性的描述,这种简化了的认识仅仅局限于事物的总体特征,而忽视了其余大部分的真相以及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跨文化传播中对于个别地区文化属性和社会问题的判断失误正是由于在审视过程中丢失了细节所引发的。例如2008年4月份恐怖主义在新疆地区实施了针对于北京奥运会的两起恐怖案件,而截至当年六月份,国外游客数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8.58%[3]。在新疆发生的安全事件的印象借由传媒传播,这些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游客获得了该地不安全的认知,从而做出了放弃旅游的决定。这种带有“偏见”性的刻板印象认知,对于深入挖掘某一文化圈层的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产生了极大阻力。

第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就是将自己所属的文化作为文化的中心,并且作为评价其他文化的参照系和标准,用以衡量异文化价值观的优劣高下[4]。文化中心主义是一种表达内在意识的方式,不假思索的认为自身所处的文化圈层所建构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正确。在跨文化传播中,经常表现为对其他文化圈层的漠视和不屑一顾,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平衡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无论对于信息的传播还是对于我国整体印象的构建都无法活的很好的交流效果。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存在不同文化氛围和文化属性的圈层,例如以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为构成要素的亚洲文化圈,以理性主义和崇尚自由解放的欧洲文化圈,每种文化圈层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每一种文化的出现和存在也都会有自身的合理性。对于特定的文化甚至个体属性差异极大的异文化,社群成员也没有权利在文化中心主义的驱使下批判和排斥其他文化,这造成的割裂是无法弥合的。跨文化传播无可避免地包含着文化信息输出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只要能以温和的、不具侵略性的方式得以传达,就会形成渐进的文化传播现象。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弥合文化鸿沟,文化隔阂,更重要的是需要在信息的交流中使特定的文化个体了解异文化的存在,理解异文化的内涵,文化的相对平等有利于推动建立宽容温和的文化传播秩序。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跨文化传播和区域文化建构:路径与目标

跨文化传播是传播学中的一支,也需要按照传播理论的基本要求并遵循传播的基本规律进行实践和操作。根据拉斯韦尔的信息流动理论,跨文化传播中的信息流动,按照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接受者和传播效果可划分为五个环节。传播效果和影响力的构建需要由传播者的专业能力、传播内容的吸引力,传播媒介的有效性共同决定,良好的传播效果应该有利于构筑文化共同体并且消弭文化差异,所以在结合上述因素和传播实践,区域文化圈层的建构可分为下述三个路径:

第一,按照受众需求,确定合适的传播主题。建立在“一带一路”战略基础上的跨文化传播的受众,理应是所有在这一过程中接触和参与由我国组织的跨文化传播的总体人群。分析这种受众的构成,不难发现,其特点是多民族、多语言,多重文化圈层的重叠与交合,这就使得在面对不同社群,不同文化圈层的受众时,我国传媒需要选择和确定不同的传播主题开展精准传播,这样会极大地增强传播效果,因而推动和加速不同社群之间的交往和认知的深度。其中,信息内容的选择标准之一就是接近性原则,即事实与接受者的心理距离越近(兴趣,生活地域,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专业,经济收入,民族或种族宗教的心理距离),便越具有信息传播价值[4]。此外,敦煌地区的跨文化传播也需要和受众利益相关性原则、名人效应等原则的配合。

第二,根据传播规律,运用恰当的传播语言。面对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现状,增强传播效果,扩大传播影响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传播实践活动。首先,文学传播。文学从狭义的角度指包含情感、虚构和想象等综合因素的行为和语言文字作品。文学是一种抽象的、审美的艺术化处理。文学传播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占有很大的比例,通过潜移默化的培养,受众可从文学作品中感知、建构和形成对于某一异文化圈层的充分认知;其次,教育传播。依托国际化背景和中国区域影响力的增强,汉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外大学设置为外语课程。从2004年起,为了进一步推动汉语的普及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办孔子学院。这一举措不仅满足了其他文化圈的人们对中国文化旺盛的需求,而且凸现了孔子学院作为文化传播窗口的积极作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圈中,敦煌、酒泉、新疆等地由于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的保护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华文明,所以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敦煌等地需要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契机,通过教育交流活动的方式传递中华文化,散播中国文明的影响力。文化为载体的传播是一种更利于受众接受信息的形式。相较宣传,文化传播教育活动的接触性更强,独特的传播内容也确保了传播效果的达成。此外,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和展开能够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在学术领域达成共识,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意义深远;再次,艺术传播。包括雕塑、绘画、摄影、戏剧、电影、工艺、建筑、音乐、舞蹈在内的多艺术形式在表现上所使用的方式不同,在传播上也就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作为动态的表现形式,舞蹈是最古老的艺术形式。舞蹈的表演性是他具备了较强的观赏性,对手受传者而言也是一种视觉艺术。通过视觉的凝聚,通过舞蹈动作的演化来直觉其蕴含的艺术之美,从而领悟到人类本质性的存在;最后,绘画是静态的再现艺术。绘画即写实又抽象,但是其对现实的描摹和再现特征较其他艺术形式更为突出。利用现在影像技术,利用音视频和多媒体技术综合全方位的展现文化元素,受众可以利用手中的电子终端在线欣赏和浏览,此外举办主题展览也是转变传播介质,更好地保护这类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的方式。另外,音乐是一种动态的美,它通过节奏、旋律、和声等表现手段的规则组合创造美的音响,以表达一定的情感和形象。音乐无国界限制,音乐是去价值观、去宣传化的载体。恩格斯曾经说到:“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一致起来的艺术。[5]”此外,其他各类艺术形式也需要和上述方面进行配合,综合互动,全方位立体化的表现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内涵属性。

第三,依托多元文化,避免不当的传播行为。传播效果的达成需要尽量排除影响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和干扰因素。这些干扰足以影响信息传播的顺利开展,进而也影响了最终的传播效果。事实上,在“一带一路”文化圈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应尽力规避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的标准所导致的文化冲突。首先,去宣传口径。宣传是一种机器性的表达,这种传播方式用不同的方式输出价值观,力图达到价值一统的目的。此类做法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是需要尽量规避的。不同的价值观是人们看待问题的内在原因,对价值观的改变和影响缓慢而低效。跨文化传播是需要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在不同的文化圈层传播而不受影响和衰减的过程。一旦含有宣传价值观的具体行为,会对跨文化传播的效度施加负面影响;其次,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宗教,民俗,信仰都有很大的不同,跨文化传播中华文化并不是追求价值观层面的统一,而是要以相互理解,增进彼此的交流和交融为目的。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化冲突,为了保护文化之间的沟通路径,需要以对话——沟通机制加以解决;最后,回归“传播”本质。传播的本质就是信息的流动,只要传播路径和传播手段的正当性得到了确认,传播的持续性就得到了保障。跨文化传播是传播的一种形态,跨文化传播的本质也是传播本质的体现;跨文化传播的要求也是传播本质的要求。

四、小 结

跨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承认对方观念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对方身份的正当性,不要做是与非的绝对判断。这是增进彼此了解,搭建传播平台的前提条件;要将传播问题具体化,将文化冲突暂时搁置,这是实现跨文化传播信息流动的必要手段;真正的以文化信息流动为核心,表明传播诚意,这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原则,以便“一带一路”战略下丝绸之路文化圈的跨文化传播持续渐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澳)菲利普?佩迪特.人同此心:论心理、社会与政治[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2] (美)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2008年6月接待海外旅游人数情况[EB/OL].http://zw.xinjiang tour.gov.cn/info/1053/16839.htm.

[4] 陈力丹,闫伊默.传播学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编:王妍(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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