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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在香港占中事件中的作用及成因——基于访谈的总结分析

赵恺
2016年03月31日11:11 | 来源:人民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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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此次香港占中事件中,facebook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认知角度看,facebook会导致个人观点的不断强化,这是因为个人在facebook中接收的大多是与其观点一致的信息。从情绪角度看,facebook易引发激进情绪的产生扩散,其原因在于作为社会化媒体,facebook具有的用户年轻化、成本风险低、不受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伦理约束的特点。从行动角度看,facebook有利于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这得益于其对突发事件反应快、信息传播快而广的优势,同时用户对信息的接收也更加及时。

关键词:facebook 占中 社会化媒体 社会运动

从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开始,社会化媒体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运动之中。在此次香港占中事件中,facebook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基于对香港市民和学生的访谈,总结了facebook在占中事件中的作用,同时分析了为什么facebook能够产生相应的影响。认知、情绪与行动是社会运动的关键要素,本文将从这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1.文献综述

关于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的研究大量出现于北非茉莉花革命之后,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明确了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Robert Brym等(2014)通过调查分析了2011年埃及政变中的社会化媒体,数据显示新型电子交流媒介已经成为增加抗议人数、表达愤怒情绪、组织实时行动的重要方式,同时他也指出产生这些作用的原因在于社会化媒体低成本、低风险的特点。[1]Saebo和Flak(2008)发现,社会化媒体增强了个人运动信息传播技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2]Anne等(2014)的研究表明,facebook用户已经在网络上形成了类似于传统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环境,访谈发现网络活跃者使用facebook的目的即包括讨论社会问题、倡议改革、推动社会事件发展等。[3]

其次,一些学者研究了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究竟发挥了哪些作用。Francis等(2012)研究了2010年初的香港铁路抗议活动,发现社会化媒体能够在社会运动中提供信息,影响态度并动员网民参与活动。[4]Chen Jun Wang等(2013)通过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为公众讨论提供平台,网络讨论与社会运动紧密相关。[5]Panagiotis等(2013)则通过分析英国动乱指出社会化媒体有利于政府在社会运动中与市民进行沟通,从而减少骚乱影响并恢复正常秩序。[6]

最后,还有学者总结了社会化媒体影响社会运动的模型。Rodrigo和Ramon(2014)分析了墨西哥近20年来发生的社会政治运动,提出了社会化媒体影响社会运动四大要素,即触发事件、传统媒体回应、病毒式组织和现实回应。[7]

既有研究大都从过程着眼,分析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很少关注社会化媒体为什么会有相应的作用,本文则从结果出发,首先找到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起作用所带来的结果,进而分析起能够发挥相应作用的原因是什么。

2.从认知角度看,facebook会导致个人观点的不断强化

社会运动通常伴有观点的对立,参与各方态度的变化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在占中事件中,facebook中的用户表现出观点极化的特点,这与很多受访者对现实的感受相一致,即支持占中的越来越支持,反对占中的越来越反对,对一方言论越来越相信,对相反的言论越来越不相信。

笔者认为,民众的态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极化现象,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换言之,facebook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用户在观点对立中的态度极化,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三点。

首先,人们总是选择关注并最终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内容,或者说与自身观点相一致的内容,而选择性的忽略那些不同的,特别是相反的声音,社会化媒体强化了这种可能。

通常认为,社会化媒体赋予了普通民众在信息获取方面的自主选择权,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打破传统媒体的议程和框架获得更加全面多元的信息,然而这种情况是建立在人们总是愿意积极主动地获取多元信息的假设基础上的,但现实很多时候并非如此,人们在选择信息时并不总是客观理性的,他们更愿意也更容易接受与既有观念相同的信息。

在传统媒体时代,尽管人们可以选择关注哪些媒体,且所有媒体都不可避免的有着选择信息和呈现信息的框架,但毕竟人的自主选择权有限,任何一方信息在数量上也很难满足一个人对信息的需求,因此人们总是能够或多或少地被动接收一些相反意见,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人的自主选择权和信息的数量都迅速增加,人们完全可以自主决定在facebook上看哪些内容不看哪些内容,同时任何一方信息都能够在数量上填满一个人的信息获取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化媒体反而使得人们得到的信息更加极化了,自身的观点也就会随之不断强化。

其次,个人的观点会受所在群体的影响,而一个人的facebook好友的观点大多是与其自身相一致的。

除了组织和名人的公共主页可以单向关注外,facebook中的个人好友需要双向同意,这就决定了facebook中的好友关系大都是基于现实中的线下关系建立起来的,在访谈中,大多数受访者也都认为facebook的社交性质大于媒体性质,由此我们就可以把一个人的facebook看成他的社交圈子的线上形式,众所周知,观点相同的人更容易结成群体,在一个人的社交圈子中,与其持相同观点的人通常会占多数,因此一个人的facebook好友也大多是与其观点一致的人。

那么这会对个人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呢?研究表明,个人的趋同倾向源于群体归属,一个人会努力使自己的态度和意见与所在群体或组织的公共意见保持一致。[8]因此,当个人观点与群体意见一致时,个人观点就会得到强化,由于facebook的熟人社交特点会带来这种一致性,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的观点极化。

最后,即使一个人的facebook好友中有意见相反的人,他也很难在facebook中看到相反的观点。

一方面,群体压力会阻碍那些持少数意见的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访谈中即有受访者表示,在他的facebook好友中并非没有反对占中的人,但他们只会通过点赞的方式来表达对一些反占中内容的支持,而几乎没有转发和评论,其原因就在于在facebook的显示中点赞比转发评论低调很多,反对的人不想凸显自己和群体的不同,反对的声音也就会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在facebook中表达对一个内容的支持比较容易,直接转发或者在评论中简短表示感性的支持即可,而表达对一个内容的反对则相对困难,需要在转发的同时加以理性的批判,这通常需要比较长的篇幅和有逻辑的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种观点在facebook中占据上风,支持它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多,而反对的声音则会越来越少,从而形成一种马太效应,导致个人接收的信息越来越片面,进而不断强化其既有观点。

3.从情绪角度看,facebook易引发激进情绪的产生扩散

社会运动的爆发和持续往往伴随着激进情绪的产生和蔓延,在此次香港占中事件中,facebook中充斥着大量激进的负面情绪,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理性思考与行动。很多受访者反映,在占中事件的高潮阶段,facebook中的相关内容大都是感性的,理性的分析非常少见,即使存在也被“淹没”在海量的激进情绪中,甚至脏话和粗口也都屡见不鲜,更有受访者反复使用愤怒一词来形容占中期间他的facebook好友表现出来的情绪,同时指出这种愤怒的情绪已经影响了他们对信息真假是非的判断。由此可见,facebook在社会运动中扩散负面情绪的作用十分明显。

那么,为什么激进情绪会在facebook中占据上风并且得到广泛的扩散呢?笔者人为这同样与facebook作为社会化媒体本身的一些特点有关。

首先,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以年轻人为主,而年轻人又通常是社会运动中最激进的群体,他们的表达也更容易是情绪激烈的,这就使得facebook中关于占中的内容大多是激进的情绪表达而少有平和的理性思考。

在访谈中发现,那些积极参与占中的年轻人的父母和家人大都是反对占中的,尤其认为这种形式很不可取,但他们并不使用facebook,在这种情况下,facebook中的相关内容以激进反对的情绪表达为主,缺少冷静的反思,其对比之失衡甚至比现实中还要突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社会化媒体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较低成本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人们在facebook中表达自己对当局的不满或对社会运动的支持比其亲身参与要容易的多。

在访谈中,不同身份的受访者都会强调香港人是非常“现实”的,特别是社会的中上层人士不会让参与社会运动来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在facebook中宣泄不满的情绪并支持占中的发展就成了一种性价比很高的参与运动的方式。很多受访者指出,他们身边存在不少在facebook中非常激进但并不实际参与占中的人,这种现象在已经工作的群体中更加明显。总之,在facebook中发表或转发激进的内容是一种成本很低的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宣泄负面情绪也不会对其工作生活造成实质影响,因此激进情绪很容易在facebook中产生并扩散。

再次,社会化媒体缺少专业的新闻生产流程与规范,呈现的信息大多是单方面、片段式的,不利于民众全面了解事实情况,导致他们容易做出片面的判断并产生极端的情绪。

访谈发现,占中事件高潮时期facebook中的内容大都是几张图片加一句简短的介绍,很难全面反映一件事情的始末,这就可能使得民众不顾前因后果而做出极端的判断从而产生激进的情绪。比如,人们只能看到警察向民众使用催泪弹的画面,却无法了解之前民众对警察进行言语挑衅甚至肢体攻击的事实,再加上一两句情绪化的介绍与点评,很容易激发观者的负面情绪。

最后,社会化媒体不受传统媒体传播伦理与职业道德的约束,会有很多刺激性的文字与图片,比如口语的脏话和血腥暴力的图片等,这些内容都有利于激进情绪的产生与扩散。

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的facebook中关于占中的内容有很多口语化的情绪表达,其中不乏脏话和粗口,同时还有很多直接表现血腥暴力元素的图片,如警察殴打民众的画面、受伤民众的伤口特写等,一些受访者强调,看到这样的图片不可能不产生愤怒的情绪。囿于新闻伦理的限制,类似的文字和图片很难在传统媒体中得到呈现(苹果日报等特殊媒体除外),但在facebook中却可以随意发布,它们都极易引发观者的激进情绪,并得到广泛的转发扩散。

4.从行动角度看,facebook有助于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

社会运动的具体实施离不开具体的组织动员,社会化媒体为社会运动的发起者提供了一种快捷有效的组织手段,这一点在占中事件中有着明显体现。

9月28日占中开始时,现场人数并不多,到了下午人群已经有了散场的趋势,此时突然有一群人冲上马路,导致了警察的出动,很快就有人通过文字或图片的形式把现场情况发到了facebook上,一时间facebook中充满了诸如警察出动了、警察打人了、警察要开枪了之类的消息,随后不到两个小时,现场人数迅速增多,占中事件随之扩大。

类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大学校园中,28日下午事件升级后,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通过其facebook主页发布了集会通知,两个小时后就在学校图书馆前召集了一千多名学生。由此可见,facebook对占中事件的扩大升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facebook为什么能够在行动层面发挥如此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从信息生产的角度看,社会化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明显快于传统媒体。

尽管占中事件早有预谋,但事件的扩大升级却很突然,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很难对现场情况进行及时的报道与跟进,而现场民众则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完成现场信息的采集与发布,并且不断更新,加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就使得关于突发事件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增多,这种信息的快速生产是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组织动员作用的基本前提。

其次,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有助于信息的迅速扩散。

与传统媒体的一级传播路径不同,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传播是多级的,传统媒体将信息传递给它的直接受众后,信息很难得到进一步传播,即使这些受众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将信息传递给他人,这种扩散的范围和速度也都是十分有限的,而在社会化媒体中,用户将信息传递给他的好友后,他的好友可以通过转发十分简便地把信息传递给自己的好友,以此类推的逐级传播下去,信息扩散的范围和速度都是十分可观的,尽管单一用户的影响力无法与传统媒体相比,但这种影响力的增长却是指数级的,这种信息的大范围快速传播是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组织动员作用的重要条件。

最后,从信息接收的角度看,大多数人每天接触社会化媒体的时长和频率都要高于传统媒体,这一点在年轻人群体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访谈中,对于每天使用facebook多长时间的问题,很多人都表示很难计算,因为零散时间都会去“刷”,而对传统媒体的接触往往是在固定时段,比如早餐时阅读报纸、晚饭后收看电视等。对于一般新闻来说,这种接收上的时间差异影响并不大,但对于突发事件来说,社会化媒体这种能够让用户尽可能及时地接收信息的特点就十分重要了。如果没有facebook以及用户“刷”的使用习惯,广大民众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收到警察出动的消息并参与其中,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组织动员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总之,占中的扩大升级具有突发事件的性质,facebook在迅速组织动员大批民众参与其中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从信息生产、传播与接收的角度看,社会化媒体能够使得信息得到快速大量生产与指数级传播,同时保证民众尽可能及时的接收。

5.结论

综上所述,facebook在此次香港占中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一种影响的产生都有其相应的原因。从认知角度看,facebook会导致个人观点的不断强化,这是因为个人在facebook中接收的大多是与其观点一致的信息。从情绪角度看,facebook易引发激进情绪的产生扩散,其原因在于作为社会化媒体,facebook具有的用户年轻化、成本风险低、不受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伦理约束的特点。从行动角度看,facebook有利于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这得益于其对突发事件反应快,信息传播快而广的优势,同时用户对信息的接收也更加及时。

参考文献:

[1]付宏:《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

[2]洛厄里、德福勒 著,刘海龙等 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任悦:《视觉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 Robert Brym, Melissa Godbout, Andreas Hoffbauer, Gabe Menard andTonyHuiquan Zhang, Social media in the 2011 Egyptian uprising,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June 2014, Volume 65, Issue 2, pages 266–292.

[2] Saebo, O., Rose, J., & Flak, L. S..The shape of eParticipation: Characterizing an emerging research area.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08, 25(3), 400–428.

[3] Anne Marie Warren, Ainin Sulaiman, NoorIsmawati Jaafar. Facebook:the enabler of online civic engagement for activist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4, 32:284-289.

[4] 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an Chan. Activating Support for Social Movements The Effect of theInternet on Public Opinion toward Social Movements in Hong Kong.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2, Volume 8, No. 1: 145-167.

[5] Chen Jun Wang,PianPianWang,Zhu ,Jonathan J.H. Discussing occupy wall street on twitter:longitudinal network analysis of equality,emotion,and stability of public discussion[J].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3,16(5):1-7.

[6] Panagiotis Panagiotopoulos, Alinaghi Ziaee Bigdeli, Steven Sams. Citizen–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on social media: The case of Twitter inthe 2011 riots in Englan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3, 31, 349–357.

[7] Rodrigo Sandoval-Almazan J, Ramon Gil-Garcia, Towards cyberactivism 2.0? 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nd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or political activism andsocial movement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4, 31, 65–378.

[8] 洛厄里、德福勒 著,刘海龙等 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责编:王妍(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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