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还寒的初春，韩国又一部小电影出人意料地悄悄绽放了，舆论、票房、口碑、海外关注度与接连上映……所有指标一路高歌猛进。这部耗时14年之久，纯制作费24亿韩币（约1350万元人民币），以二战韩国慰安妇为主人公的“题材敏感、票房困难”的电影，经过数轮资金难、多次停拍、一系列的上映阻碍后，终于获得了庄严的重生。截至目前，走进韩国电影院的观众累计已达350万人次，位居独立电影的历史票房排行第二位。

　　开启公益片新类型

　　《鬼乡》讲述1943年一群朝鲜少女被日军强行掳走，在全不知情的状态下成为日军暴力下的性奴，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这其中就有14岁的政敏和15岁的英淑，她俩的相依为命是地狱般的慰安妇生活中唯一的慰藉……时空跨越半个世纪，承受强暴与丧父不幸的现代少女恩静处于半疯状态，被母亲送到大仙儿颂熙处成为“神女”。在此，恩静遇到依然遭受记忆之痛的暮年英淑，通过梦魇，恩静感知到了英淑不堪回首的历史伤痕。为了平抚生者、告慰冤魂，英淑和神女们准备用法事召唤并超度亡灵，引导他们脱离苦海。

　　乍一看，神神道道的通灵剧情多少会令人质疑这部以真实故事为基础、反映慰安妇苦难的电影的真诚度。其实不然，时空交错的呈现手法恰是该片最显著的叙事特色，现世、乱世和阴阳交界的冥世，三等分了电影空间。多时空交汇将剧情片的悲恸、传奇剧的故事性、鬼神片的惊悚感和半纪录性质、口述笔录的历史真实糅杂在一起，让观众情绪有了多重寄托。同时也令敏感题材接了地气，平缓了历史抑郁，在情绪上更打破了同类电影中惯用的控诉语感，实现了类型新突破。

　　诚然，除此之外该片的艺术表现确实并无更多可圈可点，甚至还稍有夸张之嫌。比如为了突出身陷战争中慰安妇少女们的悲惨命运，电影开篇基调过于明亮缓和，少女们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景观有悖殖民地的苦难氛围，电影音乐的运用也显得流于戏剧性，给人一种主题先行的刻意与生硬之感。但随着剧情的渐次展开，类型混合的情绪群效应开始发酵，加之基于当事者口述实录的真实剧本创作，最终令观者把对于电影艺术表现不足的那声长叹转换为直面历史再现时的莫大郁愤感。而貌似迷信的民间跳大绳、做法事、招安魂灵等土法在观众眼中也逐渐升华为一种庄严仪式，甚至成为代替虚弱的政府和沉默的国民、告慰历史的一场宏大祭祀。

　　因此这是一部社会效应远大于艺术价值的活报剧，它始料不及的成功印证的不是观众对艺术的审美高度而是民众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观。75000名普通人参与的众筹款默默支援了电影一半的制作费，当这一声势浩大的赞助名单在片尾字幕上一一呈现时，那种万众齐心的民族力度令笔者由衷羡慕与动容。

　　《鬼乡》效应再次印证韩影力量之所在

　　这部有群众基础却无商业看点的小片儿，在冷峭的春季档公映（2月24日），谁知第一周便突破百万观众，创造了票房商业奇迹。之后更是乘胜长驱，一连拿下韩国三周票房榜首，并不断开辟海外映场，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成规模公映……它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显示出，《鬼乡》引发的热效应已经超越了电影本体范畴，正渐次发酵成一个国际政治、历史新话题，而民间的正义之声对不公的历史、健忘的人群都起着监督与敦促作用，它向世人展示出了公益电影的莫大能量。

　　《鬼乡》的成功虽在意料之外，但仔细分析却在情理之中。

　　首先，定档韩国独立运动纪念日“3·1节”前夕可谓“天时”。这一以纪念民族苦难为主题的小长假节日氛围本身就透着萧肃清冷，自发营造出一种忧民爱国的伤感情绪。因此“3·1节”前后，无论公媒体还是自媒体，都频繁提及这部应时应景、来之不易的历史公益片，不断提醒人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其次，韩日政府“12·28会谈”的负面反应随着时间流逝非但未被稀释，反而由于《鬼乡》的热映，愈加被韩国各界所诟病与指责。20万屈死的少女在战争胜利70周年后的今天，依然无法得到正式道歉、找回历史尊严，悲剧的现实令人挫败与愤怒的同时也更让人们同心同德。加之近来韩朝关系紧张，朴槿惠政府外交上的持续软弱无能，尤令国民的伤感情绪大爆发，而这部揭发与慰安情感同存的电影，多少给无处宣泄的民间积郁找到了缓解焦躁情绪的出口。

　　还不止如此。该片从众筹募集制作资金到主要演员不收分文，从导演14年的创作坚持到旅日韩侨群众的自发参演，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鬼乡》潜在能量的种种福报，它亦从不同角度丰满并巩固着业已辉煌的韩国电影业。

　　《鬼乡》的热映令同样有着屈辱历史的我们惊叹，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韩国电影的真正力量所在——不仅是商业大片技术与艺术的精湛，也不仅是百变明星与作者电影的推陈出新，还在于一拨又一拨不局限于商业追求，而是乐于坚持个人理想与人文关怀、为灵魂安康而努力的电影人。

　　这让笔者想起同一档期的另一票房黑马之作——李浚益导演的《东柱》。这部耗资5亿韩币（约280万元人民币）、为纪念殖民地时期朝鲜诗人尹东柱和独立运动志士宋梦奎的黑白电影，目前已突破112万名观众。东柱诗集《天空、星星、风和诗》中诉说的情怀，恰与这些怀抱梦想、点亮现实的韩国电影人相似，不拘泥票房，不陷入猎奇——大到导演李浚益，既能执导《王的男人》和《思悼》，亦能埋头静心于《素媛》和《东柱》，后来之辈譬如《鬼乡》导演赵廷来，卧薪尝胆14年，只为实现一句承诺和一群人的理想。

　　大导演与新人一起，《鬼乡》和《东柱》并肩，不断创造着“小电影大能量”的票房传奇。而这些游离于主流电影游戏规则之外，声张个体意识的独立电影风貌，正是能屈能伸的韩国电影之力量。这是民众意志的胜利，更是电影文化的胜绩。

　　（作者介绍：范小青，韩国电影研究者，釜山国际电影节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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