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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与讲话

梁  衡
2016年04月20日15:03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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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部门的日常工作是大量的开会和讲话,它就像我们吃饭和喝水一样平常。但是在这最平常的事情中却最能体现出我们的作风和效率。因此,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平时开会与讲话的质量,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开会是在酿造新思想

会议有各种类型,传达会、报告会、汇报会、研讨会等等,但不管有多少种名堂,一律要有新思想。与会者到会场来就像人肚子饿了进食堂,总不能再空着肚子回去。但是很可惜,我们的许多会议就像一张没有上菜的餐桌,大家只能拿着筷子空比划。会议是酿造新思想的,是制作精神之餐的,一个好的会议,连会场中的空气中都充满着思想。一个好的报告会,报告人要能牵着人的思维走,就像一面聚焦镜,能将人的思维从会场的各个角落聚拢来又发射出去,使每一个与会者都感到一种共鸣的力量,整个会场有一种共振的效果。一个好的讨论会,会场像一场无形的足球赛,每个人的思维之足都伸向那个唯一的球,激烈地争夺,充分地交锋。如果与会者言不及义,言不由衷,就像一场没有球的球赛,有什么踢头?一个好的汇报会,每一个汇报者就是一团吐着新焰的火苗,听者是一锅平静的冷水,得用你的温度去使他激动,使他沸腾,直到整个会场万焰跳动,热气腾腾,思想气化、升华,贯满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开会是一件很严肃、很郑重的事。解放前我们在根据地开一次重要会议,常常要让干部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回来,有的同志就牺牲在来开会的途中。但是没有办法,不开会就不能统一思想,革命会损失更大。现在世界上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双边、多边甚至全球性的会议。人们总是带着原来的想法来到会议室,又带着新的想法离开会议室,去工作,去实践。可以说是会议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推动这个地球。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只记录那些新的创造、新的思想,而把重复的东西统统甩掉。比如科学史上记住了牛顿、爱因斯坦,社会科学史上记住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因为他们有创造。一个会议也是这样,历史只记住了那些划时代的有开创意义的会议,比如中共党史上的一大、七大、遵义会议,因为这些会议产生了新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党的路线,胜利地指导了党的实践。大会如此,小会也是这样,我们开一次会总要能产生一点新的思想,对工作有一点推动,这样的会议才值得开。可惜就像大吃大喝已经失去了吃饭充饥的意义一样,现在许多会议也早已失去了酝酿新思想的意义。会议的浪费是一种更大的隐形的浪费。

要想切实提高会议的质量,有两条应该做到。一是主持者要精心选题。要摘熟瓜,不要摘生瓜。会议既然是酿造新思想的,就先要看酿造的时机是否成熟,先找到突破口,选准题,会前要做细致的调查准备工作。会议题目选准了,这个会也就成功了一半。会议应急社会之急、工作之急和与会者之急,有的放矢。党的历史上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因为时局危急,不开不行。这种会,绝不会空泛,不会说旧话、套话,它逼着我们必得产生一个新思想、新方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会。现在有些会议所以质量不高,就是因为它不急,不反映工作发展到此时此刻的话题,是一种四季歌式的例会。于是就空谈、就旅游、就吃喝,到时散会走人。二是要调动与会者积极参与。开会如打仗,既要选战机又要鼓士气。会议开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与会者的思想变化。与会者的思想就是会议的原料,主持人的本事就是博采众料,善掌火候,把与会者的各种想法掏出来,再酿出一个统一的新思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水过地皮湿,会议也就走了过场。本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想法,大家凑到一起,总会有新思想、新方案,许多突然召集的会议也有开出效果的。可惜我们的许多主持人“武大郎开会”,听不出、发现不了每个人的新思想,更不能像好厨师一样巧用料,善掌火,变出一个新菜。而是像典礼上的司仪,只会刻板地宣读程序。过去,农村搞极左,农民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产不下粮食。同样,言不由衷,你哄我、我哄你的会议也产不出新思想。凡开会,会前没有急切之心,会上没有求新之心,这样的会议是开不好的。

讲话就是在做工作

就像写字和说话是我们表达思想的两种方式,发文件和讲话也是我们工作的两种方式。但是常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正襟危坐,宣读文件才算是工作,而讲话就常被当作是应酬、客套、例行公事。于是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到处可见。现在干部的文化水平高了,我们可以通过文件、报刊来工作。解放前我们动员打仗、搞“土改”,大多数时候都是靠讲话。那时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不少还是文盲,他们就只带着一双耳朵来开会,听了我们的讲话,回去一传达,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那时候要是也像现在这样打官腔,哪有这个江山?检验我们讲话质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问一问群众记住了多少。如果一句话也没有记住,说明你的话没有用,没有入脑、入心,没有起到工作效果,或者你原本就没有想到要通过讲话来做工作。

工作是什么,就是改变现状,原地踏步不是工作。重复不是工作,有突破、有增减、有改进才是工作。欲改工作之状,先变工作之人,要先武装他的头脑,改变他的思想。所以我们讲话时要给人新信息、新知识、新思想,要通过这三把钥匙开启听者的心扉,开启他头脑里紧闭的大门。他接受了你的新东西,精神变物质,去创造新的工作,这也就证明你的讲话有了作用。

现在为什么一些干部讲话人们不爱听?一是旧,没有新信息。不调查研究,捕捉不到新情况,总是在说老话,举老的例子,甚至比群众知道的还要少,就像局外人给当事者讲故事,听者不好意思捅破,只好耐着性子听。二是浅,没有知识度。知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知识比信息又进了一步,已不是事物的皮毛,开始反映事物的规律。凡从事某一种工作,就必须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像一棵百尺之树必须有十丈之根。知识是某种专业、某种工作的根。而我们一些同志对自己所干的事察之不深,吃之不透,讲话讲不到根上,常抓住一点自以为得意的枝叶、花絮哗众取宠,而听的人却早在暗暗叫俗、叫浅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给这种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样怎么能做好工作?三是死板,没有新思想。讲话的内容不但要有信息、有知识还要有新思想。信息和知识是死的,是垫在脚下的阶梯,思想是活的,是拿在手里的工具。给人以知识和信息好像替人打开窗户,吹进清风;给人以思想则是让他自己推窗望远,吐故纳新。“鸳鸯绣出从君看,‘又将’金针度与人”,工具比产品更宝贵。讲历史唯物主义比讲历史更重要,讲辩证法比讲故事更重要。有思想的语言人们才能记得住。为什么毛泽东、邓小平乃至孔子、老子这些哲人的话我们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其有深刻的思想,是工具、是指南,起作用的时间长。我们平时讲话不敢企求有多么深的哲理,但既然指导工作,总要超出现象说一点道理,好让人家举一反三,去想去做。而不少同志讲话就是一架复印机,省里传达中央的,县里传达省里的,乡里传达县里的。上面的精神虽好,还得要加上我们创造性的劳动才能落实。每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一定要找到上面精神与自己工作的结合点,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自己的工作之果。这才是你的思想,才是活的东西,你只有讲这一点时,群众才爱听。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语言。我们许多同志讲出的话,就像隔日的蔬菜,干涩软蔫。信息、知识、思想都可以是转承过来的,唯有语言只能是自己的,它像笔迹、指纹一样有个性。说的过程也是创造,同样一句台词,不同的演员念出来,效果就不一样。清代学者李渔说:“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比如,他这里就放意把“心灰意懒”用成“意懒心灰”。讲话如穿衣,不能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衣服。人不变,衣常换,也有新鲜感。语言不新没有个性,人们听起来就“意懒心灰”,稍一转换,就“眉扬目展”。比如我们平常说不能讲空话,说多了这词也不新了。一位领导同志视察山区,听到一件事。山区多野猪,常于夜间糟害庄稼,农民先以锣鼓惊吓,后将喇叭悬于电线杆上放录音。野猪开始不敢来,后渐渐靠近,最后干脆将电线杆都掀倒了。这位同志说:讲假话连野猪都骗不了,谁还爱听。这就是“以尖新出之”,就有了新意,人们也容易记住。

关键是要有责任心和创造心

我们的讲话和会议如何才能不平淡呢?一是责任心要强,主持者不能例行公事。一般来讲,当我们的工作亟须突破时,这会议和讲话就有实效,因为这时不允许你敷衍。时势逼你尽职尽责。就像我们饭后在平路上可以漫不经心地散步,爬楼梯时就得认真出点力了。没有听说饭后在楼梯上散步的。散步的本意是走路,但它已被异化为一种休息;开会、讲话的本意是工作,但也能被异化为一种过场。如果我们时时有重任在身,有如履薄冰的责任心,会议和讲话的质量就高得多了。

二是要有创造心。作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追求技压群芳,运动员追求破纪录。他们都把自己的专业生命定位在创造出新上,不新不如不做。工作也是这样,开会必得形成新思想,讲话必得有新效果,不新就没有必要去做。当工作没有新意时,会议就没有生气,讲话就没有新词;当工作找不到新问题时,会议就没有焦点,讲话就讲不到点子上,就像拿眼药水往腿上抹。当一个人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创造心时,他就会把每一次会议、每一次讲话都当作一次创造,力求有新的效果。同时许多没有必要的不出新思想的会议,许多不起作用的只是应酬的讲话可以统统省掉,这样我们工作的效率也不知可以提高多少倍。

(责编:程惠芬、戴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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