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质量如何，往往很直接地体现在文风上。文章如人，文风如同人的品格素质、气象风骨，风高则品正。唐人司空图将诗歌分为雄浑、冲淡、高古、典雅等二十四诗品，细细品味其文字，诸品分野之处往往在于诗风。《文风四谈》中指出：“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和时代之风”。诚哉斯言！

王国维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代文学，必然体现在文风上。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文风已经在起变化。多数靠“文字”工作吃饭的人，为此兴奋不已，毕竟可以更好地向着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含情的文章境界进发了；兴奋之余，忽然又觉得似乎经久养成的文风一下子难以扭转，有时甚至觉得“笔力羸弱”，以致言不称物、文不逮意。有时候就是想写饱满生动、文风鲜活的文章，似乎有些海底捞针——无从下手。

读惯了千人一面的高头讲章，读一读《文风四谈》，令人耳目生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或许，《文风四谈》可以作为我们改文风的活水之一。该书及时面世，当算“应运而生”，必然能够嘉惠文林，据说出版后反响不错。好书如同宝山，入山之后寻得什么样的宝物，便是“各人道业各人修”了。

写文章如同做学问，一定要有问题意识。文章写出来之后，是要别人看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我们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在机关写文件，是为了指导工作、贯彻落实；在报刊写评论，是为了阐明道理，或作说明，或作号召；包括个性比较强的小说、散文、诗歌，也都是因为“有所谓”才“有所为”的。这个“有所谓”，就是问题意识。“无所谓”的文章刊印出来之后，多半是“灾梨祸枣”。所以，文章一定是有的放矢的。《文风四谈》无论是从谋篇布局、结构框架，还是具体编选的文章上，都是为了说明“文风”的问题：指出问题，分析原因，回顾历史，开方抓药。形象地说，如同名医治病，望闻问切，直面问题，辨症施治。写文章如同做报告，一定要有对象意识。我们写文章，不能关上门自说自话。既然是为了解决问题，总要有个对象。对象不同、场合不同、事项不同，文章的风格就不能千篇一律。比如，书中有一篇“老百姓怎么看政治”，用几个通俗易懂、充满生活气息的事例，娓娓道来，与其说是讲道理，莫如说是讲故事。惟其如此，文章才能令人如坐光风霁月中，道理不言而自明，才是真正地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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