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摘要：笔者通过通读李普曼传记及其著作，从理性主义这个切入点探究表现在李普曼生平及著作中多样且丰富思想中的冰山一角，揭示理性主义思想在李普曼论述及著作中所起到的支撑作用及其的思想流变及其矛盾点。

关键词：李普曼；理性主义；民主政治；舆论；新闻

李普曼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社论，他以丰富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与自己的新闻实践相结合，写下了数部开拓性的经典著作，成为舆论学、新闻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理论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被人们学习和钻研，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现今关于舆论和新闻的著作，只是李普曼经典著作的脚注。他的著作如《公众舆论》《政治秩序》《自由与新闻》《放任与驾驭》《幻影公众》，还有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由于笔者自身经验和能力的约束，还不能完全深刻理解，但基本梳理出了李普曼的生平、思想的流变及记者生涯的经验。本文通过理性主义这个切入点梳理李普曼的思想及并对其理性主义认识中的盲点进行剖析。

一、李普曼理性主义意识王国的形成

现代很多传媒人仍把李普曼式的人生奉为理想，在李普曼的思想王国里，向善论、费边主义、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崇尚秩序等都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主义之上。这与李普曼先天坚定而批判的智力因素相关，更受到后天教育、环境、老师等各方面的影响。

李普曼23岁时在他的一部早期作品里就谈到：“弱点和那些使我们对领袖感到失望的因素的真正来源：思想拘束、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在这种情形下，想象力和意志就经常被人为的邪恶所蒙蔽。”[1]而克服这些“人为的邪恶”就要靠理性。理性是驱散黑暗的明灯，能够使人正视黑暗、征服黑暗。虽然后来李普曼推崇他所谓的“高等宗教”的秩序和社会，但他继续信奉理性而非鬼神，重德行而轻信条。

当李普曼进入哈佛求学，饱读名著不断创作，参加各类自由讨论会，社会意识刚刚萌发时，受到了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巨大影响，以及后来的导师乔塞亚罗?伊斯还有桑塔亚纳的影响，李普曼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理想主义及如何写出文笔优美的好文章。

李普曼22岁的时候已经是饱经风霜了：他在波士顿当了两个月的见习记者，与斯蒂芬斯共事一年，给《国际》杂志写政治专栏，在斯克内克塔迪市干了4个月，有了一些搞政治的实际经验，结识了很多的人，在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表明他的见解已经为人所知。不论是与一众名流大师在清晨的哈佛一起喝茶高谈阔论，还是奔走在小市民中搜集新闻资料，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基础开始植根于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脑意识中，并且在其后的作品中不断反映出来。李普曼著作中很多理论的形成都由此而来，最经典的比如“理性的局外人”和“非理性大众”等标签式的论述。

二、理性思想在李普曼著作中的反映

在《政治秩序》中，李普曼认为人们的欲望是文明和进步的象征，而这种要求变革的欲望让“常规者”恐慌，于是他们求助于“禁忌”，用“禁忌”来禁止欲望，而不是将欲望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从而进行社会变革。他反对这种保守的理性主义，因为它禁锢了人的自由和欲望，而后者正是进行政治创新的不竭动力。虽然李普曼的思想天平开始倾斜于反理性主义，但是他还是清楚地认识到保守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没有找到应对现实的正确途径。

在《自由与新闻》这本书中，李普曼认为“那些未经分析的文字所具有的欺骗性”[2]会让公众无法认知事实。阐述新闻自由时，他把“理性”这个概念赋予了可以拯救新闻业及公众认知的专业主义报人。他认为报业应该更侧重于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并且要为社会培养真正的新闻人才，他们除了会挖掘新闻之外，必须是无惧怕、有耐心的理性人，能通过理性思维和研究弄清世界究竟是什么。只有将这些具有新视野和新观点的新闻人才引入新闻机构，充分探究真相，才能拯救新闻业。李普曼仍认可公众的理性，但前提是专业的新闻机构可以不断提供给大众准确而真实的消息。但随后，李普曼又进一步反思新闻报道之外公众在形成舆论的方式时所出现的非理性因素，于是就有了《公众舆论》这本书。

在《公众舆论》这本书中，李普曼认为现代世界太变幻莫测，处于“拟态环境”中的公民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真实的世界，再加上官方设置的审查制度和保密制度的存在，事实本身也欠缺充分和全面：“根本就不存在值得信赖的新闻报道, 而且也无须指望以后的报纸会出现令人信服的报道”。[3]公众被认为是“局外人”，他们受制于刻板成见，理性安排的生活不断遭遇非理性的挑战，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知是通过习惯、感情和偏见这面三棱镜反射而成的，所以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无法辨别。因此，李普曼认为一般的公众是缺乏理性能力的，那么谁具备理性能力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呢？李普曼认为，这非精英莫属。只有少数局外人的“社会贤能”才能纠正其他局外人的意见走向，他们能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获取有效而真实的信息并且做出理性的判断。

可这些理性的专家是否能使自己摆脱所有偏见的印记呢？李普曼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认为他所说的“局外人”在某种意义上集中了人类的品德，是理性的代表。

在被称之为《公众舆论》续本的《幻影公众》中，李普曼开始强烈怀疑公众的理性。这种怀疑来自于对大众的暴虐和喧嚣的强烈反思。[4]他认为我们所指的“公众”只是一个“幻影”，“公众”并不存在。《公众舆论》中所提到的可以查证事实的机构只能给予一般公众微小的帮助，他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给社会精英提供情报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公众由传统民主理论中的“自由意见主体”变成了现代民主理论中的“外围主体”。李普曼对公众理性的逐级否认影响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民主理论，社会决策权成了精英们的专利，非理性的无知大众很大程度上只有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如何拯救失去了理性的普通大众？公众的利益如何保证？李普曼提升了人们对公众舆论和民主政治的反思力度，却还是没有找到拯救之道。

三、李普曼理性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按照李普曼的观点，任何人都有难以避免的盲点，这是刻板成见所造成的结果。他自己也如此。李普曼深入分析了公众理性缺失的原因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但他把理性和人剥离开来思考区分“局外人”和“局内人”本身就是一种刻板成见，我们应该着眼于“完整的人”的理念，去除“理性”或“非理性”的片面认识。康德对此有过深刻的揭示，他认为承认人的理性的内在局限是摆脱此种矛盾的唯一方式。[5]接受理性的控制会形成更多的禁忌，导致人们不思考或很少思考，而构成社会动力的人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是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人，而不是接受少数理性贤能控制的人。李普曼理性主义思想的流变让我们意识到事实认知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民主危机和新闻危机，如今这种危机并没有结束，客观认识李普曼的思想困局并寻求解决之道可以为新闻媒体发展和公众舆论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M].于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Walter Lippmann.Liberty and the news[M].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ock (U.S.A)and London (U.K),1995.

[3]李普曼.公众舆论[M].闫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李普曼.幻影公众[M].林牧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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