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编者按：

何微先生的圣名盛绩，早已得之于目、闻之于耳、感之于心、融之于魂。今日重温，编者心潮逐浪，话语井喷，出之于肺腑，聚之于笔端，奉献如下感言：

先生虽然遐升于上世纪之末，然而离世未离身影、未离精神。今天我们纪念先生，源于对先生崇敬仰爱的浓浓情感但又不囿于情感的表肤层面，切入点在于先生的人品、素质、业绩与精神，无论哪一方面均有扛之极沉的价值。细而言之，在先生的灵魂里，几乎可以析离出当今社会极缺而又急需的闪光之金,更可析离出新闻媒体人必备而当今又部分丢失的高层次素质：先生有着难得的人生磨炼、坚强意志与不凡毅力，面对任何艰难险阻不曾辍步、不曾弯腰、不曾趴下；先生作为新闻媒体人对于客观公正原则始终秉持，敢说真话、能说真话、也善于巧说真话；先生有着对事业、职业、专业的执着追求、严谨态度与奉献精神，不仅留下了诸多顶级新闻作品、新闻理论著述等等丰硕成果，也留下令人崇敬的人格魅力；先生有着开阔的思维、前瞻的目光、创新的精神，创建了有特色的新闻院系、研究机构、学术刊物，有的还是全国首秀。新闻界“北甘、南王、西北何”的说法流传广泛，何微先生被公认为我国新闻教育鼎力之势的三足之一，他在新闻界的崇高地位实至名归。站在新闻媒体人面前与留在大家心目中的，是执戈者的何微，领导者的何微，管理者的何微，教育者的何微，新闻从业者的何微……何微是多面的，本刊展示的是何微的多面。

“互动四方”栏目特为先生专辟一档。容量仅十五万字的本刊，欣然接纳了洒洒脱脱近七万五千言，礼让出了近三十多个版面，三分天下，其逾一焉！这在本刊乃至全国期刊，可谓破天荒的一次甚至首次。本刊如此者何也？缘于：大凡从政者、管理者、就学者、执教者、研究者、甚至三教九流者尤其新闻人、新闻教育者，均可从先生身上“各取所需”地汲取适合自己的琼浆玉液。对此，这个“天荒”不能不破也不宜小破！

郁郁乎，巍巍乎，三秦大地，孕才养英。先生及其荫恩的众多门生、部下，包括为本栏奉献笔墨的作者，有的生于斯、长于斯、执业于斯，有的或就学于斯、或钟情于斯，其中尤其是此次栏目内容的策划者、操盘手、重磅之作的捉刀人、先生的嫡传弟子刘荣庆老先生，还是本刊的有力支持者。对于三秦大地滋养的这笔宝贵新闻文化遗产，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刊敞开了大门拥之抱之顺理成章，否则舍我其谁？“以创新为办刊定位、以求新为选稿标准”的本刊，能于传统中、于往昔中，搜索出依然的新，于万绿丛中能拎出哪怕一点的红。何况，何微先生的精气神中蕴含着那么丰厚的新！

何微，初名何畏，笔名米若、石冷。他1916年7月23日生于山西祁县一个中医家庭。幼年聪颖好学，在故乡读书时就有人称他“祁县小才子”。初中未读完就他考取了师范学校，中途又弃学去祁县建安村小学任教师、校长。由于性喜文学，渴求知识，又有家学渊源，读过“四书”“五经”和家藏的《时务报》《晨报》《京报》及中外名著，受先贤思想精神的影响，渴望更为热烈、更有价值的生活，遂于1937年2月投笔从戎，参加了由共产党人薄一波组织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成为其新军军士二团“抗日决死队”的爱国军人。

当时新军内部国共双方围绕抗日问题争论异常激烈。太原沦陷后，该部转移至临汾地区。在临汾，他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关于《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报告，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接受了该军政治部主任李力果（陕甘宁边区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长子）的委任，孤身一人为该军编写油印小报——《广播台》，传播抗战信息，对新军的抗日决心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8年10月，何微从一位中学时的同学高敏（时任“抗大”政治部教员）那里知道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情况，决定去“抗大”深造。遂谎称“回家探亲”，瞒过阎锡山属下的新军二团团长，拿到一张回乡“通行证”，闯越层层关卡，只身步行过黄河，到了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在“抗大”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毕业时，组织原拟派何微去平顺县任县长，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向组织表示，更希望去抗日前线做记者。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文化基础、志趣、特长后，同意派他去《黄河日报》做编辑，与著名作家赵树理、白浪（后改名白介夫，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春（解放后任《工人日报》总编辑）一起经营该报。从此，何微正式与新闻结缘，终生不逾。六十余年，他一直在新闻园地辛勤耕耘，由一名战地记者逐步成长为从事新闻实务的“记者头子”及新闻教育、新闻科学研究的名学者。其硕果累累，谱写了光辉的新闻人生。

抗日前线浴血奋斗的战地记者（1939年—1945年）

1940年，何微奉调到“太南”《人民报》任记者兼《光明》杂志（32开本，发往“国统区”）编委。当年8月至12月，他以记者身份多次深入前沿阵地，参加并采访报道“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主要任务是在敌后破击正太、同浦等铁路，牵制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8月20日太行破击战开始，他随八路军潞城独立营参加了破击日寇为掠夺矿产资源而专修的白（圭）晋（城）铁路之黄碾至马厂段军事行动。经过激烈战斗，独立营将日军压缩在碉堡里，苏营长一面指挥战士封锁敌人碉堡出入口，向碉堡高处枪眼射击，一面组织民兵、民工奔向铁路，挖路基、拆铁轨，成功完成了破击任务。何微在这次破击战中既是战斗员又是采访员。9月4日的第二次破击战斗，他仍跟随着独立营行动。在这两次破击战斗中，他根据亲身经历，先后采写了十多篇真实感人的战地报道。

1940年12月，八路军总部警卫二团去洛阳执行重要任务，太岳区党委书记聂真派何微随同采访。因途中要经过国民党友军阵地，为免于发生磨擦，朱德总司令给两友军军长写了两封亲笔信，让何微以八路军总部联络副官的身份带着，沿途相机交涉使用。但在他们从平顺县虹梯关出发经晋城到河南博爱县玄关庙住下观察敌情后，准备于12月20日晚穿越日军长坪封锁线时，由于日军在高处据险设防，我军只能从断崖边的狭窄小道通过时，突遭日军猛列攻击，子弹密集射来，走在队伍前面的司号员倒下了，接着一排“六O”炮弹落下，何微腿上被炸开了一道两寸多长的口子，滚落崖下，鲜血直流。但在他艰难寻路时，发现一位被炸倒地、伤势严重的人向他求救。一问才知对方是国民党新五军军械处派去洛阳办事的军人。这名军人脚部重伤，请求何微给他一枪，以免被日军俘虏。何微劝他坚持住，并搀扶起他，一跳一跳地前行。走了约半个小时，前面有人高声喝问：“哪部分的？”何微答：“九江”。问者高兴地说：“你是何参谋吗？连长派我们找你来了。”就这样他把那个伤员交给战友背上，一同归队，最终完成任务。

1941年3月，何微调任新华社晋豫分社社长，兼《太南导报》社长，9月任《晋豫日报》社长。1942年3月，新华社太岳分社成立，何微任该社军事记者。1943年春奉调到太岳区党委工作，任太岳区文委书记兼新华社太岳分社副社长、总编辑。1944年初，何微被任命为《新华日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在重庆创办的面向全国发行的大型抗战报刊）太岳版通采部部长。这期间他多次随军战地采访，多次穿行于战火硝烟之中，写出了百余篇感人的战场报道。

1945年1月，太岳区党委决定在沁水县郑庄召开群英会和太岳区参议会。事前新华社太岳分社与《新华日报》太岳版组织了一个记者团，分头深入军民，发现和采访英雄模范事迹。何微于1944年秋冬两次深入安泽县上治村采访了山村医生李克让的模范事迹。1945年1月会前，他又再次赶到该村，拿着他写的初稿交李克让补充修改。由于他采访深入，材料翔实，写作精心，把李克让的感人事迹和崇高思想境界活灵活现地展示给读者，在《新华日报》太岳版1月25日以《模范中医李克让》为题发表后，引起读者广泛好评和共鸣，新华社又将此文向解放区各报发了通稿。3月17日新华社为此发了表扬通报，并要求各地分社记者、通讯员认真学习，改进工作。此稿也即将由现在的新华社在《中国名记者》一书中作为何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代表作收录。

作为记者，何微不仅作风扎实，新闻报道“优质高产”，而且留心全局的动态与发展，善于思考，从整个战局和党的政策高度把握新闻工作的方向和重心。因此，组织上常常把一些特殊任务交给他。如1940年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驻守河南淇县新五军士兵劫财扰民的消息，引起该军领导层的强烈不满。该军当时的抗日态度较为积极，对我军的态度也较为友好。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组织上决定派何微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太南分会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南阳新五军军部采访和核查处理。由于他平时对太岳地区各种抗日力量的抗战态度及其微妙复杂的相互关系有深入了解和正确认识与把握，所以接受任务后，他化装成乡村教师，孤身前往，一天徒步行走140里，到达该军军部。说明来意后，该军军长孙殿英（土匪出身，史称“东陵大盗”）派其副军长邢肇荣接见何微说：“新五军好也罢，坏也罢；打日本也罢，不打日本也罢，共产党的报纸都不要报道评说。如果你们说新五军好，蒋介石就认为我们投靠共产党，那几十万法币的军饷就不给了。没有这笔钱，我们日子不好过；如果说我们坏，又会引起新五军对共产党的不满，甚至引起双方冲突，影响士兵抗日情绪。”何微对此表示理解，给予慰问，并要求其约束部下，勿再扰民。邢肇荣把交谈情况向孙殿英报告后，孙殿英第二天下午便亲自接见何微，对何微说：“有人说新五军不抗日，那是胡说。明天让他们领你到阵地上看看，就清楚了。我们虽然是老蒋的军队，但抗日是民族大义，我们不含糊。”第三天邢肇荣副军长果然陪何微到阵地参观，见其士兵抗日情绪高昂，前沿确实与日军对峙，何微也对此适时给予赞扬。下午，何微又就抗日话题与邢肇荣谈了两次，谈的融洽深入。第四天何微要启程返回，邢肇荣送给他一匹马，又派两名副官护送。三人骑马跑到了安阳，何微在一个小饭馆请两位副官吃了午饭，饭后他俩又送何微一程说：“前面就是八路军的防区，你可以安全地回去了！”何嘱二位向军长致谢后告别。何微这次新五军之行，不是简单地摆平了我军同友军的偶发事件，而是具体深入地做了统战工作，进一步密切了两军关系，凝聚了抗日力量。

人民解放战争前线的军事记者（1945年9月—1949年）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太岳分社的装备有了很大改善，配备了电台，总社随之对新闻的时效要求更加严格，规定战况报道必须当日发到。

1946年9月，何微同三、四名记者，一名发报员、一名译电员、一名机电操作手，用一头骡子驮着设备，组成战地记者团，由他亲自率领，冒着枪林弹雨，参加了垣曲、灵石、冀城等地的战斗和采访。如除夕夜，我军对冀城发起攻击，攻克该城，他随军战斗，彻夜未眠，天明时赶写出《太岳我军除夕突击，再克冀城，歼敌千余》的报道，立即发往总社，春节当天见报。

1946年下半年，何微完成了一次特殊而艰巨的采访报道。根据国共和谈协议，双方同意在晋南设立第十四军调组，谈判、调控两军关系。军调组由三方代表组成。美国方面由贝尔出任代表，国民党方面由阎锡山派61军军长王靖国为代表，八路军总部派陈赓将军为代表。陈赓将军行前经与谢富治将军商议，指名何微作为随行记者，一同前往。谈判先在候马进行，两天后搬到临汾国民党61军司令部进行。陈赓给何微的任务是不仅写报道，还要尽可能多地接触群众，搜集各种情况。可是住在敌军司令部里，行动受限，外出时王靖国军长又以安全为名，派两名卫兵跟随，其实是跟踪监视。何同其卫兵斗智斗勇，设法甩掉尾巴，机敏地接触普通老百姓和士兵，了解到不少情况，谈判进行的一个多月内，他每天都向总社或分社发一两条消息，主要是揭露阎锡山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以及该军欺压老百姓、制造磨擦的劣迹。

1947年上半年，何微率记者团随部队转战晋南。他以我军民对敌斗争的聪明机智和献身精神为着力点，采写报道了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光照千秋的军事报道。如《冀城四区发动总力战坚持敌后斗争的经验》《百炼成钢的晋南人民》《摆好八卦阵 活捉蒋家军——浮山蛛网联防》《阳城担架队前线立功》《担架英雄娄老水》《尚清富飞行爆破》等，仅1947年1月，就有十余篇战地报道刊登在《新华日报》太行版上。该报1月19日这一天就刊登了他写的两篇报道。

1948年8月，新华社成立了野战分社。华北局宣传部长周扬找何微谈话，要他到运城、太原前线做军事记者，负责那里的战场报道。次日，他从平山县出发，立即去了王震、王新亭所在的八纵队报到。当时运城战役的前哨战——攻打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塞”的战斗刚刚开始，何微立即进入前线。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各要塞反复易手和夺回。他穿梭于要塞之间，深深地被指战员的集体英雄主义和忘我战斗精神感染，爬在战壕里的弹药箱上写了《掩体是怎样筑起来的》《战士的枪杆诗》等数篇报道。

1948年9月，太岳“八纵”和太岳军区部队会同西北野战军王震旅发起第二次运城战役，何微再次率领记者团上了前线。他参加司令部会议，听取敌情汇报，了解战场情况，指导记者采访。10月，当运城外围据点已经扫清，部队正在清除攻城障碍、准备发起总攻时，战况突变，胡宗南把正在陇海铁路布防的36师所部四个旅撤下，从茅津、太阳渡过黄河，急调增援运城，企图跨过中条山，解运城之围。王震、王新亭两将军随机应变，决定主动撤出运城之围，集中力量围点打援，在平陆西北之山地痛歼这四个旅。11月18日至21日，经过四天激烈战斗，敌军四个旅被我军击溃。其中在杜马塬上进行的“杜马阻击战”最为激烈。21日晚何微跟随两将军步行2公里到塬上查看战场，22日王震亲自在战地审问被我军俘获的敌军上校原道堂。原道堂十分狡猾，坚不吐实，不暴露其真实身份。何微见其上衣口袋有些鼓，机智地上前一把掏出，竟是一叠所联络的军官名片和运城军事部署图。原见身份暴露，吓得跌倒在地。

23日清晨，何微随同两位王将军返回司令部驻地——上村。何微请示将军“杜马阻击战”怎么写？王震将军说：“我口述，你记录整理。”据此，何微写出了《晋南我军击溃敌援军——运城东南歼敌三千七》的报道。突出了敌援军畏畏缩缩前进和我军英勇杀敌的特点。王新亭将军也在攻克运城当天向他口授了《我军围困运城一月，总共歼灭敌军两千》的消息，同样发往新华总社和太岳分社。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在即，中共太原区工委通知何微参加《山西日报》的筹备工作，并任命他为《山西日报》副社长，兼新华社太原分社副社长（两社均无社长，何微主持工作）。4月24日，我军攻入太原，何微在硝烟弥漫之中随军进入太原城内之海子边，立即接管了伪《复兴日报》，组织记者采编稿件，组织工人修复印刷机器设备，三天之后的4月26日，第一张《山西日报》出版了。何微在解放运城、太原等重要战役中作为战地记者，发出许多篇生动感人的新闻报道，特别是太原刚解放时何微已三天三夜未合眼，疲惫至极。王震、王新亭司令员找到他，要他写一篇战报，上报中央。何不顾疲劳，立即奋笔疾书，依马可待地写成一篇4千多字的报道《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此稿被1948年11月的华北《人民日报》采用），王震看完后，手举稿纸高兴地说：“何微真是我们军内的刀笔，又快又利”。太原解放时，何微冒着枪林弹雨在躲避敌人炮弹的隐蔽堡里撰写了《具有高度政治文化修养的部队》和《战胜困难的军队》两篇文章，刊登在1948年12月的华北《人民日报》上。

“记者头子”——秉笔直书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报人（1949年—1960年）

全国解放后，何微担任过多个新华分社社长和多家报纸的总编。毛泽东主席曾戏称传媒总编（社长）为“记者头子”。“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记者头子”的品质关乎一家新闻媒体的荣辱兴衰，更关系着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好坏。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新闻事业，整体上处于百废待举、开拓创建阶段。何微在把大量精力用于媒体经营管理等职责实务外，照旧坚守记者岗位，挤时间采访、写稿，许多重头稿还是他亲自执笔撰写的。他说，“新华分社的领导不是‘官’，顶多是个头，是只‘领头羊’，根子还是记者，照样要采访，要写稿，甚至要写得更好。”

1951年1月，何微提任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兼《山西日报》社长。1952年被提任新华通讯社华北总分社副社长，兼北京分社社长。在此期间，他移居北京，除了努力做好日常业务工作外，还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如他根据北京分社地处首都，肩负着特殊的新闻报道与宣传任务的特点提出：一是首都临时性突击性报道任务多，记者平时要注重了解掌握下面情况；二是首都人民对新闻质量的要求高，记者要加强文化学习，知识要广博，要多参加社会活动，多了解北京的文物古迹与历史文化特色；三是北京城市大，范围广，记者要从党的总路线和方针政策高度思考和制订自己较长期报道计划和“工作日历”，改变“堵口子”式的被动报道态势；四是北京人民的觉悟高，记者要保持艰苦朴素的采访作风，以战斗的姿态迅速敏捷的工作，独立思考，当机立断，保持新闻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他在北京分社还提出报道工作要创新，分社的新闻业务要改进。为此，经他提议并亲自编写每周一期名为《在我们祖国首都——北京》的《新闻集纳》专集，集中反映北京各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这种《新闻集纳》的稿件是从记者每天采访报道中按一定类型精挑细选出来，加以编辑，在特定专栏发稿。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当时新华社业务工作的创举。

培养合格的新闻记者是何微在北京分社工作最为重视和付出心血最多的工作。他认为，提高新闻报道质量的关键是提高记者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而分社初创时期，记者数量缺乏，已有记者都很年轻，多数“半路出家”，水平参差不齐。恰好国庆节当天，何微在天安门城楼上请胡乔木审阅关于国庆游行的新闻稿时，乔木同志对他说：“著文汇辞，辞出溢其真，是记者的大忌。你们要学习王充《论衡》中的《艺增篇》。”受此启发，何微从1954年起，在分社开展“学习新闻写作”的讨论，对一些新闻要素，如新闻的任务、作用、用事实说话，怎样挑选最有说服力、最能表达主题的事实，新闻要短等问题，组织全社记者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同时为全面提高记者水平，他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在夜大开设新闻班，让分社有条件的记者都去学习，并选送三名记者到人大新闻系脱产学习。他还把自己摆在首席记者的位置上，率先垂范，亲自组织指导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采访报道。通过工作实践，手把手教大家采访写作。如1954年8月，他作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在市人代会参会期间，亲自采写了通讯《我们选举了最敬爱的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的显著位置登载。

何微认为总结经验是记者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捷径。他为此撰写了《提议总结我们的工作经验》的专文，发表在新华社办的《新闻业务》刊物上。对新闻业务的实践意义和作用作了深入分析和阐述，呼吁大家通过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为此，他又撰写了《从官厅水库的采访看深入实际》，发表在新华总社出版的《新闻业务》刊物上，以一次重大的成功报道为例，帮助记者总结提高。

为了培育新闻人才，何微还应邀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中国青年报》开办的新闻训练班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用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帮助驻京记者和青年学子，所以很多老记者说他“用人有道，育人有方”“是做新闻事业的好领导”。

1954年12月至1955年3月底，何微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塔斯社学习参访。回国后，他撰写了《塔斯社关于外事报道》《关于党组织、苏维埃活动和文化建设》《塔斯社关于体育报道》（上、下两篇）《塔斯社莫斯科记者的工作》及塔斯社关于机器工业、关于青少年工作的报道等七篇学习研究文章，被新华社编印的《塔斯社的工作经验》一书出版发行（此书当时为全国新闻界学习苏联运动的范本）。

1954年，新华社体制改革，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撤销，何微的副社长职务随之免除，但仍专任北京分社社长。

1956年10月，何微调任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到任后，他秉持新闻真实性原则，从不“来稿即发”，而是坚持新闻事实的真实性、准确性。为此，他跑遍江苏，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1957年秋后，那是合作化高潮与“反右派”进行时，为了核查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报道，他到离南京几百里远的偏僻矿山，同工人、干部交谈核实到深夜，在独自回驻地途中，突遇狂风暴雨，山间小路漆黑泥泞，跌落一条五六米深的水沟里，差点被大水冲走。从此他的命运也像这个事故一样跌宕起伏了。

1959年，何微因为对19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讲了真话，说了自己的看法，被作为反对“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判后，下放到陕西凤县秦岭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劳动改造。但在凤县农村，他以诚实正直、勤劳爱民和实事求是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敬佩，不仅选举他当了生产队长，还于1961年底被中共双石铺公社党委评为“红旗手”，并获得了奖状。

1962年，何微获得平反，被重新安排工作到西北政法学院（现改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任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这一年冬，他刚刚把家安到古城西安，全家得以团聚，就马不停蹄地与西北大学教授傅庚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在《西安晚报》副刊开设“秦中随笔”专栏，从1962年11月21日到1963年7月1日，定期刊出他们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文笔犀利，思想活跃，精辟简短，睿智深邃，言语清新，知识性与针对性、现实性相得益彰，矛头直指极“左”的思潮，发人深思，深受读者喜爱。何微先后在“秦中随笔”专栏，著文20余篇。一次政法学院新闻系同仁读报时发现，其中以“石冷”为笔名的文章，同何微的人品、文风和言词十分相似，猜测非他莫属，就暗地里问何微，何微承认是他所写。此事在教研室传开后，同志们纷纷提醒他，小心“招祸”和“劫难”，劝他不要再写了。何微诚挚地告诉这些好心的同事说：“说真话，讲真理，坚持实事求是，总会有风险。这种例子历史上千千万万。不过，随笔就是随笔，它和杂文一样，是犀利的战斗武器，能使人清醒。既然拿起了这一武器，就得面对现实，面对人生，坚持真理，宏扬正气，匡正时弊……鲁迅先生就是这样，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还说，“做风派最安全，……靠出卖灵魂过日子，不会有什么风险。”“大不了再去大山里当一回生产队长！”这些掷地有声的话，不仅令同仁们肃然起敬，更是他共产党人革命的坚定性和无私无畏的崇高人格的真实写照。果然，在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秦中随笔”被打成“大毒草”，三位作者被打成西安的“三家村”，遭到批判，相继被关入“牛棚”。

1962年，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面临被撤销的危机，何微一面以爱惜英才、勇于担当的精神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甘惜分、郑兴东等名师来校讲学，以稳定学生情绪；一面向省上领导陈情，要求把这一届新闻人才培养到毕业。他的奔波努力取得了成功后，这一届学生按教育部的规定学完了新闻本科专业课程。毕业后，都被输送到我国新闻事业重要岗位，并作出了突出贡献。迄今，还有人对此回忆说：“当领导，就要像他（指何微）那样——有胆识，有担当才能称得上是好领导。”

1965年初，何微被调去搞“四清“运动。中共陕西省委派何微任陕西省人民医院“四清”工作组组长，代任省人民医院院长。由于“文革”，他被关进“牛棚”审查，1970年解除审查，重获解放。被调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办公室做负责工作。由于“文革”对卫生战线的破坏严重，各级医疗单位的技术骨干被关“牛棚”，医疗活动处于半瘫痪状态，医疗程序混乱，医疗质量严重下降，群众对“就医难、住院难”反映强烈。何微力排众议，召开“全省医院工作座谈会”，提出解放“牛棚”里的医生，让他们回原岗位工作;取消医院实行的班、排、连建制;建立科主任负责的医生责任制。随后又起草《陕西省卫生事业发展规划》重点强调了发展中医、中药事业和中医教育，强调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他还顶住压力，坚持保留老干部保健门诊，为此他亲自分管省卫生系统的这项工作。在他的干预、坚持下，几所省级医院很快恢复了干部保健门诊与病房。但“造反派头头”不断找麻烦，要求将这些已住院的老干部逐出医院，并责令当时的省领导追查省卫生局的政治路线问题。面对这样巨大的压力，何微同志以“救死扶伤”是国际惯例为依据，坚决顶了回去。

1973年，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在一次省委会议上得知何微被结合进了省革委会卫生组说：“牛头不对马嘴，瞎胡闹！何微是中国的名记者，怎么能让去做“卫生官”呢？”，并提议调何微去《陕西日报》工作。1974年2月，年近花甲的何微重回新闻岗位，任《陕西日报》党委副书记。但《陕西日报》是“文革”中的“重灾区”，从1967年1月起经历过造反派反复夺权、“查封”、停刊及“革委会”与军管组并存等种种劫难，加进一个人当副职，工作上自然难有作为。1975年8月，省委提任何微当报社党委书记。他从事务性工作做起，抓落实政策，重新组织编采队伍，忙得连轴转。1979年2月27日，省委批准《陕西日报》成立编委会，任命何微作总编辑，同时撤销革委会，何微才实实在在地开始主持该报全面工作。至1980年9月，在他的领导下，复查了“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处理的96起冤假错案，除3人外，全部平反改正；100多名被下放到全省各地的职工干部，陆续调回，并妥善安排了工作，开始集中精力办报。

1980年6月，为了从思想理论上提高这支新闻队伍的能力和素质，何微在报社内创办了全国首家《新闻研究》（16开本）期刊，先后出刊17期。随后又由他发起召开了西北五省省报新闻学术讨论会（国内多数省报主动派代表与会），在负重如山的境况下，以开山般的毅力和高瞻远瞩的超前意识，瞄准未来新闻改革的大趋势，研讨、筹划和推进报社及新闻事业改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何微提交的论文和探讨新闻改革的大会发言，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中国新闻界“三剑客”——“北甘、南王、西北何”的说法不胫而走，悄然传开。（“北甘”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甘惜分，著有《新闻理论基础》；“南王”指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王中，著有《新闻学原理大纲》；“西北何”即何微先生）。他们三人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优秀记者，年龄相仿，虽都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科学研究，但在学术上各自独树一帜，相互争论，又私谊笃深，互以年庚为序，兄弟相称；个人命运大致相同（王中被打成“右派”多年，甘惜分被当作“自由化”人物“冷冻”处理，何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所以“三剑客”这种称谓，表示了他们在新中国新闻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他们对我国新闻科学研究的贡献和影响。

1981年11月，何微调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1982年5月，提任该院院长。1983年年底改任该院顾问，兼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考古学会会长。

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任职时，何微已过65周岁，该院也才恢复建院第三个年头。他一到职，就亲自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研究所室及各界意见，起草和主持制订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1982—1985年事业发展规划》，明确了该院的发展方向、任务和工作重心。党的“十二大”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之后，他又于1982年12月提出和拟订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六?五”规划和“七?五”设想》，经1983年5月14日第8次省委书记办公会议讨论，同意何微同志汇报提出的解决社科院科研经费、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基建等重大问题的方案，为该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何微以其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研究与普及“三个关系”的思路，着力抓所、室组建，人才引进、培养和资料建设，作了许多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他设法从省上争取到一些外汇，购进了一批急需而又极缺的外文资料。至今宗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还在说：“如果没有这批珍贵资料，宗教研究就无法展开”。

新闻教育的名师（1952年春—1992年6月）

何微的新闻教育活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开始了。那时是战争环境，其新闻教育活动时断时续，也不正规，主要是给军内的通讯员、记者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登上大学讲坛的新闻教育活动，则是在1952年至1954年他在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任上，应邀先后到北京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新闻训练班、《中国青年报》新闻训练班兼职讲课。1962年他到西北政法学院担任该院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后,为这些本科生讲授新闻学原理、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等多门课程，带出一届本科毕业生。

1984年夏，年近古稀的何微应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教授登门邀请，别妻离家，毅然只身南下，在“武大”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继续新闻学研究。论教书，他学识渊博，执教认真，讲课儒雅风趣，思想锐敏深邃。更对新闻教育有独到见解：认为要办好新闻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师；学生培养“应该高标准，严要求，新闻专业研究生要以名记者兼具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素质为目标；本科毕业生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质，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思维敏锐，知识充足，写作娴熟，能直接阅读一两种外文报刊”。当年9月，在校长刘道玉教授主持召开的校党政领导和教务、人事、设备、科研等处长及新闻系负责人参加的专门研究新闻教育联席会议上，何微提出了办好新闻教育的六点意见：一是要把武大新闻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系；二是新闻系要创造条件，创办微电子新闻专业、广播电视专业，要开办广播电视编导和主持专业课；三是尽快建立硕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四是新闻教育课程设置要改革，增加一些新闻学的新学科，如新闻管理学、比较新闻学，尤其要重视电子新闻学的教学与研究；五是创办一份新闻科学学术期刊——《新闻研究》；六是学校要办新闻学研究所，在研究所建立新闻文献资料分析与检索系统，建立图书管理、资料管理、国内外研究动态分析管理、新闻信息管理相结合的智能化机制，提高教学和科学研究能力。此后，他的这些新闻教育思想，曾在国内许多高校和新闻学术会议上多次提出和讨论，反响强烈。而武大新闻系就是他实现其新闻教育理念和构想的“试验田”，他在这块“田”里耕耘了八年。在今天的武汉大学，原来的新闻系已发展成为一所“新闻与传播学院”，他的理念和构想已结出硕果。由于他对武汉大学新闻教育的贡献和影响，浙江大学、杭州大学聘他为客座教授，常常不定期的去那里讲学。

1996年夏，何微先生将刘荣庆叫到家里，提出在西北政法大学恢复新闻系的动议。何微口述，刘荣庆执笔起草。当时，国家教委对兴办新闻传播学院、系和专业，已经采取了限制措施。为了顺利获批，何微将时任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力同志及刘荣庆请到家里商定新闻系的性质：一、为恢复而不是另起炉灶；二、定名“法制新闻系”为特色而不是新闻传播系，更不是办第二中文系；三、同意以中国新闻教育界的“北甘、南王、西北何”的何微作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系的学术理论旗帜等上报。正由于指导方针及学术教育方向明确、张力同志等校领导班子及省教委主任刘炳琦同志的重视，积极奔走，西北政法学院1964年毕业的老一届新闻系及新闻业界校友的相助支持，1999年1月西北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系终于获得国家教委批准。

新闻科学研究的巨擘（1946年—1994年6月）

何微的新闻科学研究，是他在从记者到“记者头子”再到新闻教育的工作实践中就已存在和不断进行着的。尤其是在他担任分社社长或报纸总编之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疑难和问题，常常驱使他以强烈的责任心和进取精神，不断进行理性思考和科学探索。积以时日，终于在晚年凝结成声名雀起的新闻学巨擘。

何微最初的新闻学研究是他在1946年担任新华社太岳分社社长时开始的，其开山之作是他当年写就的《爱国自卫战争军事报道研究》。当时，太岳分社调入了一批年轻同志，何微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目光，预感到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未来新闻事业必将有一个大发展，深感新闻记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均应随之有个大提高。于是他先机而动，一边言传身教，指导帮助身边同行学习提高；一边写了多篇既总结自己新闻工作经验体会，又从思想理论和新闻规律性上展开探索的学术文章。

全国解放后，工作环境稳定了，何微对新闻理论的研究一发不可收。他白天职责工作忙碌，常常熬夜读书思考，研究问题，为几所高校新闻专业编写讲义，撰著论文。1956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出版》报创刊号就是以何微写的《新闻导语》为开篇的。其后又有《关于新闻种类和特点》《新闻体裁》等多篇研究性文章在该报《新闻讲座》专栏发表。同时，他在新华社办的《新闻业务》刊物上陆续发表了《改进我们目前的采访报道》《要提高新闻质量就要提高劳动本领》《批评性新闻与国家通讯社》《谈趣味性》等探索性学术研究文章。

离开北京以后，何微无论在何处做何种工作，即使“做卫生官员”“在山沟里当生产队长”“关牛棚”，他都矢志不改，从不放弃新闻科学研究。1980年，他敏感地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曙光，从全国各地方报刊中脱颖而出，创办了首家《新闻研究》学术性季刊（大16开本）。该刊设有“探索与争鸣”“新闻理论与实践”“经济（新闻）宣传与研究”“新闻改革”“编采与写作”“记者生涯”“广播与电视”“新闻摄影”“新闻资料”“国际新闻界”“报刊史料”等栏目。从1980年第二季至1984年底，出刊17期。从发刊词到各期重头稿，几乎每期都有他的论文。在办刊的同时，他还设法创办了新闻研究所，自任所长，尽力推动新闻科学研究。据统计，他先后发表过80余篇影响较大的新闻科学研究论文，近70万字。尤其是他用多年心血写成的新闻学专著——《新闻科学纲要》一书（共十章，前言、绪论及前七章已铅印成册），是他的新闻思想、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经验的理性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新闻科学研究的光辉成果。

何微先生的上述新闻科学研究成果，具有如下特点：

一、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新闻科学的党性原则。他在《新闻科学纲要》一书中，将新闻的党性原则专列一章，深刻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党性原则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回答了长期以来国内外就此问题争论中的种种不同意见，提出“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论证了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论统一性，分析了坚持党性原则同新闻自由、民主、法制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的关系，提出了“八条”在一切新闻实践中贯彻党性原则的基本思路。

二、理论联系实际。他对新闻学的科学体系、原理、范畴概念直到新闻学各重要问题的论述，坚持了科学性、规律性同现实性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源自新闻活动的实践，又指导新闻实践的原则，使其学术著述读起来深感思想深刻，逻辑严密，针对性、应用性和科学性很强。

三、论述深刻，见解独到。如他在《新闻科学纲要》中，将《舆论》专列一章，这是其它新闻学专著所没有的，但舆论历来是新闻受众和新闻人议论最多、最热、最为疑惑的问题。他分六节对舆论作出特别探讨，从与之相关联的方方面面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论述。其中很多论述见解独到，特点鲜明、精辟深刻。

何微先生还在新闻学的长期研究中，开创性地探索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他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一期上发表标题为《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的论文，第一次提出“自有人类以来，就产生了新闻思想和新闻传播活动，而且人类的新闻从未停止过，它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受到新闻思想的支配”；第一次提出“在三千年前，关于新闻记述的要求和思想已基本形成”；第一次提出“《春秋左氏传》是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的最早文本和开山之作”，之后又撰文更全面详实地专项对此进行论证。为此，他搜集整理了有关该学科古今中外的大量资料，作了梳理、注释，有的还撰写了“提要”“说明”，编篡成40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共11册，已油印装订）。

正是因为他丰富的新闻实践和对我国新闻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新闻学研究成果丰硕，独树一帜，堪称我国新闻学研究巨擘！

（李三槐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原科研处处长、《人文杂志》主编；车英系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学报》原常务副主编；邱江波系中新社山东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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