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山西是何微先生的家乡，又是他激情岁月燃烧的地方。我和李果供职的新华社山西分社，第一任社长就是他，那里有他培养出来的干部，经常念叨着他的事迹。王秀贤在山西电视台工作，也能从其老领导的嘴里，不时地听到何老的故事。我在西安工作时和何微先生接触较多，晚年又和他有过交往；我知道点何老新情况，就给他俩讲，我们三人，自认为对何老比较了解。在何老百年诞辰来临之际，我们重读了《何微新闻思想与实践》，又翻看了一些文史资料，仔细分析了他的生平事迹，他的形像突然在我们面前更加高大起来。

何微先生是一个大写的人。我们过去对他的认识，太肤浅了。

何微先生的一生是不平坦的，履职过许多单位，经历过大起大落，也有小起小落。像走在陕北大山里的赶路人，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一会儿钻沟，一会儿过梁，若把他一生的经历绘成一张平面示意图，就好像我们在画报上看到的盘山公路图，一个弯接着一个弯。弯弯曲曲的人生，折射出他强烈的爱国情怀、高尚的情操、奋斗不止的精神。

何老出生于山西祁县，是晋商之后。地处晋中盆地的祁县和相邻的平遥、太谷一样，是晋商的发祥地。祁县最著名的晋商数乔家、渠家，何家虽没有这两家有名，但也有相当的财富。据祁县县志记载，何家做茶叶生意兼营钱庄，经营的永聚祥茶庄，在道光年间资本为4.5万两白银，太平天国革命后效益下滑。1926年后，茶叶生意萧条，七七事变后纷纷倒闭。何家是一个大家族，在县城有两座院落，县志上绘有示意图。可见何老的祖辈是商业资本家。

何微出生于1916年，即辛亥革命成功的第四年。那时，何氏家道虽已衰落，但其父曾留学日本，是一位悬壶济世的中医，家庭生活无忧，故能供他读私塾，上中学，上师范。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新思想的熏陶，面对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中国，何先生少年时期怀有忧民救国的理想。十七八岁的他，英姿勃发，凭一股冲劲，太原师范不上了，回到祁县，到一个农村小学任教，继而当了校长。正当他一心一意，满腔热情，努力实现教育救国梦的当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生存，却出了大问题——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华北，摧毁了何先生的教育救国梦。

1936年的华北发生了几件大事：日本军队从东、北、西包围了北平，矛头直指山西；红军东征，使阎锡山认识到红军的力量；红军向南京政府发表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宣言；被称为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所请来阻止红军东征的国军10个师，驻在山西地盘不走了，晋绥军深感威胁。圆通善变、老谋深算又信奉“存在”哲学的阎锡山，选择了“联共抗日”以求自保。在当年太原“9?18”纪念会上，阎锡山宣布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由梁化之、薄一波具体负责，宣传抗日，组建新军。

几个月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团结抗日成为全国舆论的主调。在这种氛围中，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十分活跃。1937年初，“牺盟会”在祁县、太谷，招募青年，组建两个“国民兵军士训练团”，培养基层军事干部。时年21岁的何微，血气方刚，毅然弃笔从戎，报名参军，被编入二团，拿起枪杆救国。由捉笔杆的教师变为拿枪杆的军人，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他果断勇敢，为了国家利益，决心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何先生人生目的起点高，既不是为了过上好日子，也不是为了反封建、争人道，更不是求民主、要自由，而是不做亡国奴。

七七事变之后，“牺盟会”组建新军步伐加快。8月1日，新军总部在太原正式成立，命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下辖四个纵队。“决死”者，何意也?决死一战，视死如归。何微的才华，被第四纵政治部主任李力果发现，调到手下办小报《广播台》，反映士兵生活，宣传抗日思想，倡导英雄精神。李力果是民主人士李鼎铭的大公子，其时已是中共党员，时任“牺盟会”执委委员。在李力果的栽培下，何微的思想又有了新的提升。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属阎锡山军队序列，为区别于晋绥军，称“新军”。 “新军”成分复杂，军事多为阎锡山派来的旧军官把持，对政工人员存有戒心，不时制造摩擦。何微对这支部队并不满意。他有一位叫孔敏的同学，在延安抗大宣传部工作，两个人有书信往来。孔敏在信中讲过一些延安的生活，何先生对延安产生了向往之心。

1938年山西抗战出现了危机。忻口会战失败，太原陷落，阎锡山看不到抗战的前途，情绪低落，抗日的决心动摇，玩起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侵略者“三个鸡蛋上跳舞”的伎俩，暗里与日本人勾勾搭搭。

凶恶的日军占领了祁县，何家被日军抢窃一空，父亲气病而亡，母亲早逝，年幼的妹妹族人托附他人扶养，何微经历着国破家亡之痛。这年10月，他做出惊人的决定，与阎锡山一系绝裂，到延安寻求抗日的答案。于是，他以回家探亲的名义，办了一张通行证，只身孤行，跋山涉水，渡过黄河，奔向延安。到了延安，在孔敏的关照下，他顺利地成了一名抗大学员。在抗日军政大学这个熔炉里，他学习生活了一年，读马列、学毛著、学军事，政治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学了《矛盾论》《实践论》，提高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读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持久战》，如拨云见日，认清了形势，坚定了信心，明确了任务。在这里，他还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事实证明他终身坚定不移。

抗大毕业，何微又被派回山西抗日前线，组织上安排他到平顺当县长，征求何微的意见时，他说在决死队办过小报，对新闻有兴趣。组织同意他到《黄河日报》当记者，并从此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在战争年代，新闻单位变化频繁，至抗战胜利，他经历的单位有《黄河日报》《光明报》《人民报》《太南导报》《晋豫日报》《新华日报》太岳版、新华社太岳分社，有时任记者、编辑，有时任总编辑、社长。他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单位的大小，形势需要就干。在每个单位，他都能做出成绩，写的报道今天均已成为珍贵的文史资料。

在同事眼里，何微是传奇式的人物，有几分神秘色彩。他政治上强，又有胆有识，机智勇敢，得到领导的赏识，常常布置他变换着角色完成特殊任务。他曾以八路军联络副官的身分，怀揣着朱老总给友军军长写的信，顺利地到国统区办事；又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太南分会负责人的身份到新五军，与有着“东陵大盗”恶名的孙殿英打交道；他还能在住进王靖国的61军部采访第14协调组谈判，休息时到临汾街道甩掉两名跟踪的特务，完成陈赓布置的采访任务。

他勇于担当，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能够尽职尽责做出成绩，在逆境中也不消极对抗。1959年，他因直言大跃进的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文化部下放到陕西凤县唐藏村，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他有冤屈，但不鸣冤叫屈、情绪沮丧。像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滕子京一样，宠辱皆忘，进亦忧，退亦忧，想着国家，想着人民。不像有的士人，蔑视劳动人民，害怕体力劳动，把农村描绘成地狱。而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何微，却不是这样。面对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马上意识到作为国家干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责任是什么？他不害怕农村的苦，农村的苦与战争年代的苦比，那算得了什么？他与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唐藏村人并没有把他当“罪臣”来岐视，很快接纳了他，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他带领他们修地造田，改变生产条件，给农民讲政策、教文化，农民的精神面貌大变，两年下来有吃有穿。双石铺公社党委也认可了他的实绩，评他为“红旗手”。他在农村肯定吃了不少苦头，1962年平反后，从未给亲友同事学生讲过。文化大革命中，何微又历经磨难，受到侮辱性的批判。四年后又被起用，安排在省卫生部门办公室工作，没有头衔，没有名分，他不计较这些，只要有工作就行，把那不公正的待遇甩到脑后，又在这里默默地工作了三年，帮助军代表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他的举动正应验了毛泽东说的，共产党人像一粒种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何老一生办过不少大事，有过许多光荣的经历，从不向学生夸耀。他战争年代写过不少英雄人物，有的新华社通报表彰。但他在给学生讲英雄人物写作课时，举了许多篇章，没有一篇是他的。解放太原时，他在前线采访，突然接到命令，攻下太原后三天就要出报。接到任务，他组织了一个小组，跟随攻城部队前进，太原城被解放军一占领，就进城接收一所旧报社，依靠工人，争分夺秒，修复旧机器，整顿秩序，组织稿件。到第三天，一张山西省委机关报——《山西日报》诞生了，以崭新的面孔亮相在读者面前。这一开创性的功绩，他从来不提。我们写社史的时候，才知道个中究竟。1954年冬，他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一员到苏联塔斯社学习考察三个月，回来写了五篇介绍塔斯社的文章，在新闻圈产生了很大影响。上世纪50年代就能到十月革命的圣地考察学习，那是多么可以显摆的事，可他守口如瓶，一直尘封着，直到他80大寿之后，才时有所闻。

何老进入老年，仍然奋斗不止，攀登新闻理论高峰的勇气，也是值得晚辈敬佩的。新闻是他一生热爱的事业，作为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不被学界承认，有的人认为新闻无学，反对给记者评职称。何老却认为这些人对新闻不了解或是有成见，同时也反映出新闻战线理论研究薄弱。他要在这方面带个头。1984年，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邀请他南下，他欣然接受。只身前往武汉大学创办起新闻研究所，一方面亲自带研究生，培养新闻理论人才；一方面开展新闻课题研究。他的课题是顶级课题，叫新闻科学大纲，没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和坚实的理论功底，是不敢开设这样高难度的课题的。他经过8年的拼搏，呕心沥血，终于拿了下来，撰写出15万字的《新闻学科学大纲》，论述了新闻学的范畴、原理、规律、体系等，是一部马列主义新闻观的著作，达到新闻理论的高峰。还编纂了500万字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研究文集》和20万字的专论，填补了我国新闻理论方面的空白，赢得了新闻理论家的桂冠。他晚年作出这么大成就，实属罕见。刘道玉写诗赞扬他：“老当益壮”“德劭业伟”。

何老不仅是我们的师长，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德劭业伟”是他一生的写照。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永远怀念他、追随他、崇拜他，颂扬他的伟业，继承他的美德，发扬他的精神，使这面鲜艳的旗帜高高飘扬。

（王秀贤系山西电视台记者；李果、惠金义系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本文由惠金义执笔，2016年3月14日晚完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