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今年是何微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门下弟子，我们深深怀念这位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名记者，在和平年代气势磅礴的新闻理论家，在改革开放年代伟大的新闻教育家。先生为中国新闻事业赤胆忠心地奋斗终生，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与中国人民大学的甘惜分教授、复旦大学王中教授，都是新中国新闻学的重要奠基人、桃李满天下的大师、新闻泰斗式的伟人。

何微的新闻思想与献身新闻事业的精神，永远激励后来者。

1960年我们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为能成为新中国在西北首批新闻科班学子而兴高采烈。然而，这所承袭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红色传统的高等学府，对如何开办不同于战争年代而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国情的新闻专业，并无深刻的学术思维及理论与新闻实践相结合的长远规制。当学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些人文社科基础课程，面临系统开设新闻专业课时，学校却因新闻专业课师资门类不全、名师匮乏而愁肠百结。1962年调任西北政法学院当副院长兼教务长、新闻系主任的何微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大胆摒弃办战时新闻培训班那种急用先学“游击”式教育观念，胸有成竹地重新疏理新闻学理论、中国古代新闻史、新中国新闻事业史、西方新闻史、采访写作编辑与新闻摄影等应用新闻学课程的教育体系，依照课程开设的次序、课时需要，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分门别类“调兵遣将”，着手组建新闻教师队伍，调来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新闻教师，并给他们以极大的关怀和热心培养。

这时，恰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匮乏，国家采取了合并院校和一些专业学生放假回乡的措施。学校有的领导根据上级“砍”“并”院系，减轻国家负担的精神，主张把新闻系撤销或合并到其它学科；或降低教育标准，将四年新闻本科改为三年新闻专科制，提前送学生出校门。在新闻系何去何从的节骨眼儿，何微先生力排众议，从国家迫切需要新闻人才与为学生终生负责的大局出发，主张克服困难，将新中国在西北地区首个四年本科新闻系保证教育质量而完整办下去。他说：“有庙缺神、师资不足，我想办法，请北京来一批一流的新闻教授，支援我们大西北！”何微先生除自己讲课外，赶赴北京，从中国人民大学请了三位优秀的教师来讲课：一位是后来被称为新闻泰斗的甘惜分，他讲新闻写作和新闻理论，使学生掌握了新闻基本理论和新闻写作的精髓；一位是张隆栋，研究西方传播学的著名学者，他讲西方新闻史和西方的新闻观点，扩大了学生的眼界；一位是郑兴东，后来做了教育部高校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他是著名的报纸编辑学专家，其专著《报纸编辑学》曾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吴玉章奖一等奖和其它多项个人奖。他们三人开设的课程，成为改革开放时期考核新闻工作者专业职称的学科标准。

名师出高徒。可以说，没有何微，就不一定能请来这些全国著名的新闻学者；没有何微和这三位学者授课，也就没有西北政法学院首届新闻系学生的科学思维、新闻理论和写作水平，就没有后来成为中国新闻战线一支崛起于黄土地的生力军。

何微先生到西北政法学院后，给新闻专业学生要讲些什么课程，开什么学术讲座，由哪位年轻教师讲哪门课程，都是他精心设计和安排的。50年来的新闻实践证明，西北政法学院首届新闻系学生总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是可以和人大、复旦同期同专业学生一较高低的。

何微先生对我们恩比天高。我们这一批学生总共78名，进校时将培养目标定在为地、县级新闻单位培养编辑记者。可是到毕业的时候，被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红旗杂志社等中央级和省市级媒体一抢而空，其中40名分配到中央级传媒和单位；38名主要分配到省市级传媒单位。他们之中，不少后来成为卓有政绩的厅级局领导干部与著名的记者、编辑、作家、学者。

何微先生未来西北政法学院前，听说要取消新闻系，一批年轻教师惶惶不安，各找出路。何微先生来了后，措施得当，这些教师情绪迅速稳定下来。他们一边听人大三位老师的课，一边在何微主持下结合新闻实际问题开展学术讨论和研究，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和授课水平。后来像桑义燐老师，他成为浙江大学新闻学院的著名教授，编写了7本新闻著作，富有真知灼见和创意。牛振武老师，后来成为新华社广东分社的领导。孙欣伟老师，成为西安外国语大学的著名教授。

何微先生在50年代初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时，就曾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学生和其他传媒讲课。除此之外，何微的教育生涯有两段，一段是1962年到1964年在西北政法学院，一段是1984年至1992年在武汉大学。他在去武大以前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1983年从院长任上离休后，去武汉大学当新闻教授、新闻研究所所长，一边搞研究，著书立说，一边执鞭教书，精心撰写了《新闻科学纲要》，约30万字。他开始培养新闻研究生，并编写了一本《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约四五百万字。他从猿人时代开始研究，认为猿人不会说话，用肢体语言传达信息，这就是那个时期的新闻。山西、陕西有黄河天堑相隔，但新石器时期的两岸人却有不少相同的实用生活石器皿，这就是新闻信息传播的结果。甲骨文时期就有新闻写作，司马迁的《史记》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部出色的通讯录。他从远古研究到当代，重点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思想，这是其他学者还没有涉及的领域。

我们说何微是一位新闻大家，他在武汉大学给学生安排课程时有许多前瞻性的思维和作法。从教师的要求来说，不仅要有新闻专业教师，还要有人文社会科学及懂信息论、控制论、传播学等学科方面的教师。比如学理工科的以培养学生全方位的采访写作，报道工业农业、科研都是行家里手，适应经济发展和科研进步。在人们还不认识网络多功能作用的时候，他超前提出新闻微电子学，以适应未来网络时代的网络新闻，他帮助武汉大学要建成国内一流的新闻专业，要和人大、复旦比肩。

我们说他是一位新闻教育家，还表现在他立足于一个地方，却率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办起了可以指导全国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专业杂志——《新闻研究》。这是他在陕西日报社任一把手兼新闻研究所所长时办的，我们在第一期就可以看到这本杂志的分量，他代替马文瑞起草的《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何微还有一篇《关于报纸的性质问题》，都确切深刻地阐述了报纸的党性原则。曾任解放军政治部主任的萧华上将和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宋平等人涉及新闻事业的讲话都被选录在这一期杂志里。《新闻研究》杂志气势磅礴，文章立论深刻，指明了党报在改革开放后坚持和前进的方向。这一切，出自何微魄力夺人，坚信自己的新闻学说由中国本土新闻从业实践而来、能够经受实践验证的认识论密不可分。何微先生坚持新闻工作者在粉碎“四人帮”、全国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以后，新闻仍然要坚持的原则、方针、功能和方向的一系列论点，即使在他身后的今天，对全国新闻工作者都有现实指导与借鉴意义。

何微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新闻思想和精神仍在指导和鞭策着我们前进。

何微先生用生命融铸了一座新闻学丰碑，将会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留存光辉的一页。

（高全仁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原法律系党总支书记；高彦明系高级记者、原陕西日报社驻咸阳记者站站长；刘彦章系高级记者、原《陕西广播电视报》总编辑；宋正民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教授、原红旗杂志社记者、《理论导刊》总编辑。本文完成于2016年3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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