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新闻大师何微先生

马蛟龙

2016年05月11日15:07  
 

(来源:西部学刊)

今年是恩师何微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他的学生,抚今追昔,我倍加思念先生。

1960年,我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不久先生由北京调到西安担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并亲自为我们授课。当时西北政法学院开设新闻专业,是西北所有高等院校中唯一设置该专业的高校,目的是要为西北地区培养一批本科毕业的新闻人才。但初创之际,不仅没有现成的教材讲义,而且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幸运的是,何微先生1962年走马上任。他早在解放前就是名记者,为解放区培训过新闻人才,建国初于中国人民大学讲授过新闻学。先生到任后,不仅组织人员编写教材讲义、开设讲座,还为解决师资问题南北奔波。首先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中选拔桑义燐、孙欣伟任教(均为著名新闻学家王中的高足);又聘请人民大学著名新闻学家甘惜分、张隆栋、郑兴东来校授课,使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成为师资实力颇为强大的一个专业。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全国高校院系处于调整压缩之中,西北政法学院一些专业也都放了长假。不少人提出要取消新闻专业或者改为三年专科,以减轻经费压力,一时人心惶惶。先生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不但将新闻系本科专业保留下来,并坚持按教学计划,上完所有专业课程,使我们顺利地完成学业。1964年毕业后,我们这一级学生全部分配到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成为当年中国新闻事业的一支骨干力量。

从1978年开始,我结束了“文革”下放生涯,重新回到西安日报社(此时尚未改晚报)担任记者,而何微先生此时已调任《陕西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由于同在西安市,我和同学们便经常去看望先生。次年5月,我们报社组织省党校部分学员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并在会后头版头条大篇幅地作了报道。报道中对极“左”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为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大造舆论。文章见报后,引起了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同志的高度重视,亲自打电话询问何微先生为什么《陕西日报》没有报道,先生随即电话问我:“陕报记者谁去了?”我告诉他:“座谈会是我们报社组织的,所以,没有邀请陕报来人。”先生将此情况如实回复马文瑞同志,马文瑞同志指示陕报要立即转载。次日,陕报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这篇报道。对此,先生几次夸奖我:“做得好,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性。”此后,我与先生接触颇多,从而有幸多次聆听先生教诲,受益匪浅。其中有些事很值得一提。

一是先生一贯坚持新闻有学。建国后在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受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思想影响,自上而下认为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新闻专业知识的人也能当记者、编辑,否认新闻有其自身规律,错误地认为只要能配合政治宣传任务就可以办好报纸。也正是在新闻无学思想指导下,60年代初西北政法学院就要砍掉刚刚设立的新闻专业,先生力排众议,保留了这个专业。其实先生早在建国前,就在解放区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新闻学文章。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界思想解放,不同的新闻学术见解在交锋中时现糊凃观念。何先生不但写出《新闻研究纲要》一书,还主编了《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并先后执教于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亲自授课和带研究生,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

二是先生名震中国新闻界,又平易近人,清正廉洁。他是一位副省级官员,但从不要分给他的大房子,直到去也住在只有七八十多平方米的居室里。他对新闻界发生的各种腐败行为,痛心疾首。90年代中期,我针对这些腐败行为和各种不良倾向,先后撰写了《是做党的喉舌,还是做钱的喉舌?》《传媒要和企业保持距离》《书记应该怎样管报纸?》等论述文章。每当在观点拿不准请教先生时,他总是首先认真通读,然后指点修改。比方对多篇文章中批评新闻界方方面面存在的严重腐败,投稿给新闻杂志时责任编辑颇多迟疑。我去请教何老,何老听说:“你写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事实?”我说:“存在的事实比我讲得还严重。”他说:“那就不要怕,我认为可以发表。”我在全国首先公开提出传媒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钱的喉舌”就是在何老支持下,刊发于《新闻研究》,并被收入1997年《中国新闻年鉴》。这个看法,也为尔后的事实所证明。先生多次谈到报纸要为人民服务,鼓励我要旗帜鲜明地从理论剖析新闻业出现的丑恶现象。有一次,何老在审阅《书记应该怎样管报纸?》一文时,感慨万分地说:“党要求报纸和中央保持一致,从来没有人讲过报纸和地方党委书记保持一致。如果地方上书记能尊重新闻规律,能正确支持报纸,报纸就好办。但有时并不是这样,外行管你,只要你听话。你文中认为书记管报纸主要是管方向,而管好报纸最有效的办法是任命合格社长和总编辑。这观点是对的。”何老曾在全国做过调研,合格的总编辑有之,但不合格者也大有人在;认为任命既懂新闻理论,又懂新闻业务、作风正派的同志当总编辑,是书记管报纸最省力、最有效的科学方法。

三是为新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辞世的前一年,西安市记协举办了一次新闻学术论文评比会。期间想请先生出任评委,当时先生已83岁高龄,因病正在住院治疗。我们知道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因为事先要一篇一篇审阅文章并作出评语,所以担心先生会婉辞,不料听我一说先生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将78篇稿子交给先生,他在医院治疗中,每天将枕头垫在沙发背后,半坐半卧,一字一句地认真审阅,并为全部稿件写出评语。其认真负责之态度,不亚于当年在总编辑任上。到开会时,先生也欣然带病出席。事后,我去看望并向恩师致谢,先生却说:“不用谢,我自己就想这么做,我自知来日无多,总想为新闻事业发展多做点事。”又说:“近年来新闻队伍急剧膨胀,总体素质不高,不少编辑记者甚至总编理论水平、业务水平都很低。这次通过这78篇文章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已经不能做事了,只期望各个新闻单位都能重视这一现状。狠抓队伍建设,抓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这样才能提高报纸的质量。”

(作者系西安日报社高级记者、有突出贡献专家。本文写于2016年元月)

(责编:王妍(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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