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今年是恩师何微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他的学生，抚今追昔，我倍加思念先生。

1960年，我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不久先生由北京调到西安担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并亲自为我们授课。当时西北政法学院开设新闻专业，是西北所有高等院校中唯一设置该专业的高校，目的是要为西北地区培养一批本科毕业的新闻人才。但初创之际，不仅没有现成的教材讲义，而且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幸运的是，何微先生1962年走马上任。他早在解放前就是名记者，为解放区培训过新闻人才，建国初于中国人民大学讲授过新闻学。先生到任后，不仅组织人员编写教材讲义、开设讲座，还为解决师资问题南北奔波。首先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中选拔桑义燐、孙欣伟任教（均为著名新闻学家王中的高足）；又聘请人民大学著名新闻学家甘惜分、张隆栋、郑兴东来校授课，使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成为师资实力颇为强大的一个专业。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全国高校院系处于调整压缩之中，西北政法学院一些专业也都放了长假。不少人提出要取消新闻专业或者改为三年专科，以减轻经费压力，一时人心惶惶。先生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不但将新闻系本科专业保留下来，并坚持按教学计划，上完所有专业课程，使我们顺利地完成学业。1964年毕业后，我们这一级学生全部分配到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成为当年中国新闻事业的一支骨干力量。

从1978年开始，我结束了“文革”下放生涯，重新回到西安日报社（此时尚未改晚报）担任记者，而何微先生此时已调任《陕西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由于同在西安市，我和同学们便经常去看望先生。次年5月，我们报社组织省党校部分学员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并在会后头版头条大篇幅地作了报道。报道中对极“左”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为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大造舆论。文章见报后，引起了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同志的高度重视，亲自打电话询问何微先生为什么《陕西日报》没有报道，先生随即电话问我：“陕报记者谁去了？”我告诉他：“座谈会是我们报社组织的，所以，没有邀请陕报来人。”先生将此情况如实回复马文瑞同志，马文瑞同志指示陕报要立即转载。次日，陕报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这篇报道。对此，先生几次夸奖我：“做得好，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性。”此后，我与先生接触颇多，从而有幸多次聆听先生教诲，受益匪浅。其中有些事很值得一提。

一是先生一贯坚持新闻有学。建国后在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受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思想影响，自上而下认为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新闻专业知识的人也能当记者、编辑，否认新闻有其自身规律，错误地认为只要能配合政治宣传任务就可以办好报纸。也正是在新闻无学思想指导下，60年代初西北政法学院就要砍掉刚刚设立的新闻专业，先生力排众议，保留了这个专业。其实先生早在建国前，就在解放区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新闻学文章。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界思想解放，不同的新闻学术见解在交锋中时现糊凃观念。何先生不但写出《新闻研究纲要》一书，还主编了《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并先后执教于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亲自授课和带研究生，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

二是先生名震中国新闻界，又平易近人，清正廉洁。他是一位副省级官员，但从不要分给他的大房子，直到去也住在只有七八十多平方米的居室里。他对新闻界发生的各种腐败行为，痛心疾首。90年代中期，我针对这些腐败行为和各种不良倾向，先后撰写了《是做党的喉舌,还是做钱的喉舌?》《传媒要和企业保持距离》《书记应该怎样管报纸？》等论述文章。每当在观点拿不准请教先生时，他总是首先认真通读，然后指点修改。比方对多篇文章中批评新闻界方方面面存在的严重腐败，投稿给新闻杂志时责任编辑颇多迟疑。我去请教何老，何老听说：“你写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事实？”我说：“存在的事实比我讲得还严重。”他说：“那就不要怕，我认为可以发表。”我在全国首先公开提出传媒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钱的喉舌”就是在何老支持下，刊发于《新闻研究》，并被收入1997年《中国新闻年鉴》。这个看法，也为尔后的事实所证明。先生多次谈到报纸要为人民服务，鼓励我要旗帜鲜明地从理论剖析新闻业出现的丑恶现象。有一次，何老在审阅《书记应该怎样管报纸？》一文时，感慨万分地说：“党要求报纸和中央保持一致，从来没有人讲过报纸和地方党委书记保持一致。如果地方上书记能尊重新闻规律，能正确支持报纸，报纸就好办。但有时并不是这样，外行管你，只要你听话。你文中认为书记管报纸主要是管方向，而管好报纸最有效的办法是任命合格社长和总编辑。这观点是对的。”何老曾在全国做过调研，合格的总编辑有之，但不合格者也大有人在；认为任命既懂新闻理论，又懂新闻业务、作风正派的同志当总编辑，是书记管报纸最省力、最有效的科学方法。

三是为新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辞世的前一年，西安市记协举办了一次新闻学术论文评比会。期间想请先生出任评委，当时先生已83岁高龄，因病正在住院治疗。我们知道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因为事先要一篇一篇审阅文章并作出评语，所以担心先生会婉辞，不料听我一说先生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将78篇稿子交给先生，他在医院治疗中，每天将枕头垫在沙发背后，半坐半卧，一字一句地认真审阅，并为全部稿件写出评语。其认真负责之态度，不亚于当年在总编辑任上。到开会时，先生也欣然带病出席。事后，我去看望并向恩师致谢，先生却说：“不用谢，我自己就想这么做，我自知来日无多，总想为新闻事业发展多做点事。”又说：“近年来新闻队伍急剧膨胀，总体素质不高，不少编辑记者甚至总编理论水平、业务水平都很低。这次通过这78篇文章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已经不能做事了，只期望各个新闻单位都能重视这一现状。狠抓队伍建设，抓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这样才能提高报纸的质量。”

（作者系西安日报社高级记者、有突出贡献专家。本文写于2016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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