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何微先生于1999年4月6日逝世，至今离开我们已近17年。今年，恰逢何微先生诞辰百年。每当想起何先生对武汉大学新闻教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我总充满无限的崇敬。

一

何微教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整整八年。

1983年8月，武汉大学新闻系挂牌成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的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教授，为了武汉大学的发展和新闻教育事业在祖国的中部崛起，亲自写信、发电并多次派人赴西安请何微南下执教。这位历尽人间沧桑、南北征战的老抗大、老延安，曾在50年代与吴玉章、徐特立、田家英、郑振铎、华山、叶圣陶、魏巍、丁玲、刘白羽等共同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青年报》新闻班，在20世纪60年代领导创办我国西部第一个新闻系——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这位年届七旬的副省级老干部，不顾家人和亲人们的劝阻，为了自己毕生的事业，毅然于1984年盛夏离开西安，只身南下武汉大学执教。他很快地创办了武汉大学新闻研究所并首任所长。2009年3月，刘道玉校长听说我要来西安参加何微先生新闻思想座谈会，对我说：“改革者就是知音，我与何微先生是在改革中相识、相知的。我为了创办新闻系，特邀请他到武大执教，而他为了支持我所推行的教育改革，义无反顾地来到他生活并不熟悉的南方。何微先生在珞珈山工作的8年中，奉献了他的学识、智慧和全部精力。”并写信说：“每当我回忆武大新闻系成长的历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何微先生的巨大功劳，他以精湛的学术、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忘我的奉献精神，给我们武大新闻系的师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他留给武汉大学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二

然而在武汉大学，一提到何微教授的名字，不少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何微，何为呢?偌大的年龄，快七十岁了；偌高的资格，副省级干部；偌深的学识，抗大毕业，北大任过教；偌长的经历，1937年2月参加革命，抗日战争前的，属红军时期的老革命。此时的他，离开夫人来到武汉大学当个小小的新闻研究所的所长，何苦来着?

对于这类问题，何微总是这样回答道：“我来武汉大学，一不为官，二不为名，三不为利，为的是把武汉大学新闻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系，为的是把我们的学生个个都培养成合格的新闻人才!”

何微认为：要办好新闻教育，其首要关键在于抓好师资力量的培养工作，需要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师”，促使“名师出高徒”；办好新闻教育的第二个关键就是抓好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工作，“应以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标准要求新闻专业的学生。今后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质，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思想敏捷，知识储备充足，写作技能娴熟，能直接阅读外文报刊”等等。

1984年9月，刘道玉校长主持召开学校党政联席特别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办好新闻教育”的问题。何微在会上重申了上述观点，提出了六点意见：一是要把武汉大学新闻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系。二是提出新闻系要创造条件开办微电子新闻学（即今日之网络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专业要创造条件开办广播电视编导和主持专业。三是要建立一个点，即硕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学位授予点；新闻系的学生要实行“双学位”制，尽快培养出一专多能的合格新闻人才。何微同时又指出：新闻系可在正常招生的同时，在全校范围内招考学生攻读新闻学作为第二学士学位，充分发挥武汉大学学科齐全、实力雄厚的优势，一旦时机成熟，则应立即增设更高层次的“双学位”制，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四是要办好一个刊，即新闻学术期刊。让教师、学生们的科研水平得到充分发挥，并使之影响全国。五是武汉大学要有超前的眼光与胆识，其新闻学研究与教学要面向未来，新闻教育面向未来重组新闻教学科目，增加几门新闻学的新学科，如新闻管理学、比较新闻学、尤其是要重视微电子新闻学的教学与研究；六是要在新闻学研究所建立新闻文献资料分析与检索系统，建立图书管理、资料管理、电脑数据、信息传播研究四结合的智据科学，运用电传及计算机进行信息储存、分析与检索，成为与现代化新闻教育相配套的新闻学研究机构。

何微教授的这些新闻教育思想，当即受到与会各位领导的赞许。20多年来，尽管历经了不少风风雨雨，但何微的新闻思想在武汉大学延续着，何微的新闻教育思想，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块“实验田”里正在逐步地实现着。正如刘道玉校长后来对我回忆道：“1984年秋，何微先生以六十有八的高龄只身南下，领衔创办武大新闻系。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新闻系发展的目标：力争3年内，实现“三个一”，即一个新闻研究所、一个硕士学位培养点、一个《新闻评论》刊物。由于他卓越的学术水平和领导才华，武大新闻系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迅速提升，从较晚起步的一个新闻系，一下进入全国大学新闻系的前三甲。过去，在我国新闻界有“北甘、南王、西北何”之说，后来就变成了“北甘、南王、华中何”的三足鼎立之势，至今这种地位依然保持不变。”堪称“三巨头”。“北甘”指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 “南王”指复旦大学王中教授， “西北何”“ 华中何”即指何微教授。刘道玉校长1996年4月诗赠何微曰：“过古稀南下执教，创新业老当益壮；珞珈山培桃育李，德劭业伟日明昭。”这就是武汉大学人对何微教授的中肯评价。

三

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任何一项新的事物和成就的出现，有人会说好，有人会说不好，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历史中却总是把正常的事情变得反常。殊不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何时形成的这种“怪圈”：那些不学无术又不干正事的人却能指手画脚，而那些埋头苦干又有真才实学的人却总是受到非难。

武汉大学并非真空世界。在一场“动乱”之后，有人便借口批判前任校长刘道玉的“晶核论”进而株连一大批颇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因何微是刘道玉请来的，自然也在株连之列。

一时间，无中生有的诽谤、阴险恶毒的攻击、无边无限地上纲上线铺天盖地而来，就好像“文革”又来了似的。经过无数次战争考验、又经过十年与“浩劫”抗争的何微，面对这一切，他镇定自若，如同当年在战场上作战一般，有理有节地对此进行了无情的回击。

诚然，好人总是有的!此时，曾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中做出卓越贡献而名扬中华的大律师、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勇敢地站了出来，义正严辞地说：“刘道玉的‘晶核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不能批!何微是一位老革命，又做过政法教育工作，也是批不倒的!”

真金不怕烈火炼，何微的思想更加坚定。他身体力行，教书育人、严谨治学、勇于出新的精神深受同事和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他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因此，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或是在疾病缠身之时，何老上课无一次迟到或缺课。

值得一提的是，何微不论是在冰冷刺骨的严冬西安，还是在赤日炎炎的盛夏武汉，他呕心沥血，辛勤笔耕，不仅完成了一部总结党的新闻工作传统的专著《新闻科学纲要》（15余万字），而且完成了500余万字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巨编和20余万字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专论》，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自远古时代起一直到现代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我国新闻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这两部书开拓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崭新领域，填补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一项大的空白。他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的论文，第一次提出“自有人类以来，就产生了新闻思想和新闻传播活动，而且人类的新闻从未停止过，它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受到新闻思想的支配”；第一次提出“在三千年前，关于新闻记述的要求和思想已基本形成”；第一次提出了《春秋左氏传》是我国第一部新闻作品选集，之后又撰文更全面详实地专项对此进行论证。

何微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断探索，精益求精。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何微先生历经如此的艰难，如此的坎坷，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实令后生折服：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超越时空与年轮，以非凡的毅力、精神和胆识去追求与摸索，如此的激人奋进，如此的催人泪下……

1996年，我国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诗赠何微教授曰：“鸿文掷地有金声，笔走龙蛇几度春；百战征袍终不卸，黉宫挥麈育新军。”并附言道：“何微同志早岁献身党的新闻事业，建树甚丰；晚年在武汉大学新闻系执教，擘画之功亦钜。……”

每当何微回忆起在武汉大学工作的这八年光景，他老人家总是说：“这八年，我今生无悔!”

四

我是何微先生的学生，又是何微先生的同事，更是何微先生的忘年朋友。何微先生不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使我终生难以忘怀。1996年春天，何微先生给我题写了“野物不为牺牲，杂学不称通儒”书法条幅，我一直都挂在客厅的正中央，作为我不断进取的行动指南。

2000年我主编《何微新闻思想与与实践》一书时向甘惜分先生约稿，甘惜分教授欣然为之题写了一副对联：“发愤读书三万日古今学术满纸，艰苦耕耘六十春学子遍布中华。”应该说，这是一位老战友、老朋友、老道友对何微先生最中肯贴切的评价！

我国法学泰斗、著名国际法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时年91岁高龄的韩德培先生，读了《何微新闻思想与实践》一书后，欣然题词：“赞何微同志：求索不止，一身正气；树华夏传媒，不朽丰碑，光辉楷模。”

在何微先生逝世后，我曾三次凭吊过何微先生的墓地，缅怀何老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及新闻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2006年春天，在我凭吊何老时偶发感叹，写下一首诗，以表我继承何老之志。诗曰：“新闻巨擎西北何，无私奉献著述多；晚生勤奋不负望，满怀豪情写新说。”

缅怀前人，是为了激励后人；回顾往昔，是为了继往开来。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何微先生的新闻传播思想，学习和借鉴何微先生的新闻实践经验，不断进取，勇往直前！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武汉大学学报》原常务副主编，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2016年3月12日写于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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