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与我的新闻从业之路

——写在何微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

刘泰山

2016年05月11日15:17  
 

(来源:西部学刊)

何老,即何微先生,一位中国新闻界的传奇人物。

我与何老“结缘”于风景秀丽的珞珈山。1986年夏,我完成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业留校任教。当时,武大新闻系新成立,因新闻人才走俏,很快成为热门专业。刘道玉校长力排众议,聘请年近古稀的何老“出山”,创办新闻研究所,更在校内外引起不小反响。恰好,我的同乡刘惠文在新闻系任教,后来又考上何老的硕士研究生。在他引荐下,我有幸结识仰慕已久的何老。

(一)

也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一天下午,我和惠文相约拜访何老。我们沿珞珈山南麓山路,走到一栋五层楼前。这是学校新建的教授楼,只有德高望重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登上三楼,敲开房门,笑容可掬的何老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

“哎呀,我现在也成了单身汉,屋里乱糟糟的,你们别介意。随便坐,自己倒茶啊!”何老微微驼背,脸庞清瘦,但步履矫健,精力充沛。他说话之间摘下老花镜,从橱柜拿出茶叶、茶杯,端来热水壶。

1984年调任武大之前,何老担任陕西省社科院院长。早年,他勤奋耕耘于新闻、教育战线,是一位老革命、老报人、老教育家。丰富的新闻阅历、深厚的理论功底、执着的创新精神,奠定了何老在新中国新闻界独一无二的地位——“西北何”。以改革著称的刘道玉筹建武大新闻系时,四处物色有影响力的“掌舵人”,遇见何老,一拍即合。刘校长“三顾茅庐”,何老欣然南下,演绎一曲“西北何”变身“华中何”的佳话。

宝刀不老的何老一到武大,就新闻系的发展方向、学科建设、研究重点等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并发挥独特影响力,整合各方资源,聚集“人气”“精气”,推动武大新闻系后来居上,快速跻身全国高校新闻系排名“三甲”。

然而,眼前的何老丝毫没有架子,分明就是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老人。客厅案几上,摊开一部《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初稿,是何老正在校勘的新作。我们搬来椅子,面对面坐下,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新闻学的传承与创新、新闻界的现状与积弊,仿佛是面对一座徐徐开启的新闻“宝库”。

“现在,新闻界也是百废待兴!很多新闻,导语都是写‘最近’怎样怎样、‘不久前’怎样怎样,这是掩盖新闻嗅觉迟钝,是记者工作不称职的遁词!”讲到激动之处,何老声音逐渐升高。他点着一根烟,两指夹着,绕室踱步,眼神里似乎透出一位职业报人临阵冲锋的神采。

一谈两小时,到了晚饭时间。我们准备起身告辞,但何老一把按住:“都别走!晚上在这儿陪我这个单身汉,吃饺子,喝啤酒。”说罢,他换上皮鞋,跨起竹篮,乐呵呵地拉开门,去附近菜市场买饺子。

“一位十足可爱的老人!”这是何老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对于我这个新闻“门外汉”,何老毫不排斥,有问必答,与他自己所带研究生一视同仁。本来,我是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对新闻学并无认识,听了何老一番话,对新闻学也产生了兴趣。此后,一有机会,我总喜欢和何老几个研究生一起,去他家里听课、聊天、蹭饭,成了他“半个弟子”。

1988年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浪潮汹涌,武大校园气氛压抑,促使我萌生去意。此时,中国新闻社派人来武大选调毕业生。何老得知我有意涉足新闻,便极力推荐我,并给时任中新社总编室主任的蔺安稳写了一封热情周详的推荐信——因首次披露秦始皇兵马俑而一举成名的蔺安稳,毕业于何老一手创办的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与何老有师生之谊。

“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需要年轻人!”在他们的感召与帮助下,我告别学习、工作了9年的珞珈山,走上新闻从业之路。

(二)

1988年9月底,我拎着两只行李箱,第一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广州。中新社广东分社的牌子挂在海珠区泰康路一排骑楼之间。我穿过一楼木材杂货铺,上到二楼报到,正式成了新闻界一员新兵。

来广东之前,我对中新社一无所知。临行之前,我登门请教何老:“如何做一名中新社记者?”何老笑眯眯,一五一十,不厌其烦,给我讲述中新社的历史、稿件特点、发稿对象,并从书架中抽出一本中新社特稿选,对照分析,评点优劣,算是为我“恶补”了一课,“胜读十年书”!

武汉、广州远隔千里,但何老没有忘记我这个“编外”学生,经常致电询问情况,关注我的成长。“写了多少稿?有没有困难?要不要帮忙?”何老电话里重复最多的,就是这几句话。只要听到我有畏难情绪,他总会加重语气,叮嘱“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毅力”。偶尔,他也会幽默一下:“我是一头老黄牛,趁现在还有余力,用得着时,你们尽管使唤啊!”

逢年过节,我会按时收到何老亲笔回复的贺卡。贺卡上,笔迹颤抖,嘱咐温馨,一笔一划寄托着一位新闻前辈的厚望。这些贺卡,我至今收藏在抽屉,也珍藏在心底!

幸运的是,我来中新社广东分社报到,蔺安稳已调任广东分社副社长,算是我当记者后第一位领路人。老蔺为人随和,宅心仁厚,成名虽早,却工作勤奋。分社老少都亲切地喊他“老蔺”,而不称职务。一到周末,他书包里装几个冷馒头,钻进中山图书馆,查史料,写札记,一泡一天,乐此不疲。老蔺亦师亦友,对我爱护有加,与何老一样,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恩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小平南巡之后,各地改革开放提速,办报办刊成风。我和几位同仁利用业余时间,创办《广东求职报》(后改名《广东职业导报》),挂靠于广东省人事厅。因为是“不务正业”,担心会挨骂,我没有及时给何老汇报。殊不知,何老得知消息,不但没有批评,反而打电话“鼓劲”:“自己办报,好!别怕,只管往前冲,搞新闻就是要有一股闯劲。闯出来了,就是胜利!”他还交代,寄几份报纸给他,作为教学、研究参考。

1992年,武大校长刘道玉突遭免职,他所倚重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学术骨干遭到冷落。何老与我的研究生导师王文生一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便选择离休,回西安居住。见过枪林弹雨的何老,一辈子何曾向困难低头?被迫选择归隐,足见压力之大。只可惜,创建不久的武大新闻系痛失巨擘!

何老离开武大的情形,我是几年后才略知一二。1996年,我离开广州,回中新社总社海外中心,协助编辑《美国侨报?大陆新闻》。老蔺大约在1991年已调回北京,任中新社副社长,兼任海外中心主任。我俩多次约定,找机会去西安看望何老。没想到,这个愿望却再难实现。

1999年夏,我请了公休假,专程赴西安,拜访一别多年的何老,却惊闻他已于3个月前仙逝,一时间追悔莫及!

(三)

尊师虽去,大德永存。

30年来,我无论在哪里工作,难忘怀何老的音容与教诲。尤其是,他对新闻“创新”的高度重视,给我印象至深。记得离开武大前夕,他与我谈话时特别强调:“中新社的稿子短小、生动、鲜活,就是一种创新。这也是记者立身之本。”

他送我一本《新闻写作基础与创新》,书中许多段落下,划有一道道波浪线。一些书页空白处,工工整整地写着评语:“新闻贵在创新!写新闻,接触的是新鲜事,表现形式也应该有新意。”“了无新意、毫无生气的新闻,读者绝对不欢迎。”“意在笔先,新从意来。”至今翻阅,这些零星点评依然精到、贴切。

可以说,“创新”是何老一辈子的追求。

他讲课常常举到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担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策划过一组新年零点的现场特写。每年新年都发通讯,如何才有新意呢?何老别出心裁,安排记者跟踪一些特殊行业工人,现场采写他们辞旧迎新一刻的工作状况。结果,稿件发出,赞声一片,成为新闻界争相仿效的案例。

事实上,何老退休之年任教武大,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创新。一到武大,何老就思考,如何打造“三个一”工程——一间新闻研究所、一个硕士学位培养点、一份新闻评论刊物,为新创办的新闻系注入强大活力。他高屋建瓴,率先探索信息时代“传播学”新路径,更可谓“大胆之举”。

武大8年创业,何老老骥伏枥,以惊人毅力,精心梳理中国新闻思想史发展脉络,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体系,填补新闻学研究空白。他在设置新闻专业研究方向时,把微电子、数据、信息传播置于突出位置,具有强烈的超前意识。20年之后,互联网强势崛起,新媒体、全媒体、自媒体等一路高歌,人们不得不钦佩何老眼光独到!

我与何老相识偶然、相处短暂,但其人格魅力与创新意识,却让我景仰、受益一辈子。后来,我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依然把“创新”当做座右铭,力求采写稿件出新意、有特色。每逢事业陷入“倦怠期”,我就会想起何老的教导,多从“创新”角度思考对策,往往有“柳暗花明”的感觉。

记得2000年春,刘蓉师母来到广州、香港,替何老了却一个心愿——何老生前多次讲,希望南下看一看,与工作在沿海地区的学生聚一聚,终因身体不佳,未能成行。耄耋之年的何老始终惦记着遍布各地的学生、晚辈!

“桃李天下,师恩似海。”今年7月,是何老诞辰100周年。尽管何老离开已有17年,但漫漫岁月并没有减弱人们对他的无尽思念,因为他是中国新闻事业一座高峰,德才双馨,精神不灭!

(作者系《人民日报》主任记者)

(责编:王妍(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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