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今年是何微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想写点文字，以彰何先生之道德文章。在何微先生担任武汉大学教授、新闻研究所所长期间，我曾担任先生的助手约三年多时间。那时，我刚20出头，在何微先生身边工作，聆听教诲，完成了我青年时代从懵懂到清晰的转换。回忆往昔，各种场景，历历在目。

真正的共产党人

何微先生南下武汉时，已近七十高龄。1984年，何微先生孤身南下，来武汉大学创办新闻系，出任新闻研究所所长和名誉系主任，开始了新闻理论探索、新闻教育事业的新的征程。

我刚留校不久，做了一年多系团总支书记工作。一天，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让我去做何微先生的工作助手。说心里话，这一年多的学生管理工作尽管我也做得得心应手，但总是不很安心，我以为在学校工作，就应该去做教学，做研究。而且，父亲从小给我灌输的观点是“人生朝露，学术千秋”。领导做这样的安排，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一方面是何微先生身边需要人手，另一方面，也暗合我的向往之心。第二天，就去新闻研究所上班了。

每天早晨，我先到收发室拿到当天的报纸和杂志，9点钟准时送到何微先生家中，和先生一起打扫一下房间，然后，先生便倒上两杯酒，和我坐而论道。先生谈他的工作设想与研究心得，谈对目前新闻改革的看法，让我读哪些书，听哪些课，收集哪些资料，当然也谈他的过去，谈他的新闻从业经历。

何微先生告诉我，刚解放，他作为山西日报社的军代表，是挎着抢、带着副官去上任的。二十出头，他渡过黄河，上了抗大。抗大毕业后，组织让他去当县长，他却选择去做记者。我问他：“打过仗没有？”他说，战争年代，后方也是很危险的，要随时转移，晚上要急行军。有一次，在转移过程中，他的腿上还中了一枪。他的老部下，当时的武大新闻研究所的副所长桑义燐教授告诉我，何微先生那个时期写了大量的新闻和报告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入选了中小学课本。他小时候读的课本中，就有何先生的作品。

何先生说得最多的，是在新闻实践中对党性原则的坚守。他认为，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事业发展中尤其需要坚持不殆的基本原则。党性原则与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在生活中，何先生非常的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尽管在“反右倾”与“文革”中，他受到了各种打击与迫害，但赤子之心不改，对党的忠诚不变。何先生在“文革”晚期主持陕西日报社工作期间，由于对党报纸本质的认识和把握，《陕西日报》没有作过违背党的基本原则的报道，受到陕西省委的高度评价。上世纪80年代，正是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也是“文革”刚过，万物复苏，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很多的年轻人都处于迷惘、困惑之中。我也有彷徨、懵懂之感，总觉得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从小所受教育与现实中看到的和听到的有很大的不同。从何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高贵的品格，看到了理想中的共产党人和现实的一致。我与我的同事谈到对何先生的感觉，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坚定了我对党的信念，1987年，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闻改革的探索者

何微先生尽管年事已高，被誉为“红色新闻战士”，但时刻关注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变化与发展，思想一点也不保守僵化，不故步自封。一到武汉大学，他设立了一个宏大而又现实的课题——“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研究”，并开展了持续两年的调研活动。何老将新闻研究所的人员兵分两路，由研究所副所长桑义燐老师带着我，南下广州、福建、上海等地；何微先生则带着另一位同事魏丽老师，到北京及北方其他新闻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这次调研活动，让我大开眼界，给了我一辈子难忘的记忆。

我随桑义燐老师首次深入地接触新闻事业第一线的学人与采编人员，让我见识了当时新闻界威名赫赫的《羊城晚报》的总编辑许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王中教授、《文汇报》的总编辑马达等前辈的风采，感受了社会转型中各新闻单位改革开放所做的探索。当时，广州珠江广播电台被誉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先锋”。这个媒体对新闻的观念与新闻的功能在实践中，做了系统地探索。传统的观念认为，新闻只有宣传和教化功能，其实，这是对新闻的一种误解。因为，新闻也具备信息传递和娱乐等其他的功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对整个节目进行了整体的变革，同时让节目主持人和听众互动。珠江广播电台由此在新闻界刮起了一股新风，让媒体人与学人们对新闻传播有了新的认识层次。

考察活动非常辛苦，天气非常炎热，一听访谈就是三四个小时。我每天认真做访谈记录、录音，有时疲倦了，就用笔尖刺自己的大腿。尽管非常辛苦，但非常充实与兴奋。桑老师说，要将访谈整理的文本，在学术刊物系列发表出来。遗憾的是，1987年，由于我参加湖北省讲师团到恩施山区支教，就没有参加课题的后期工作。

与此同时，何微先生积极探索新闻教育的改革与新闻科学的构建。记得他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了《论新闻学研究内容的构思》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对于新闻学科学构建与新闻教育改革的基本设想，他较早提出改革大学新闻专业教学中新闻基础理论、采编业务、新闻史三大块的传统设置，要求增设新闻管理学、新闻人材学、微电子新闻学等课程，同时主张借鉴西方的新闻思想和写作方法，设立新闻比较学等。上述观点，在当时堪称非常超前、也非常开放的观念，在整个中囯新闻教育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他后来撰写《新闻科学纲要》一书以及开展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时期对新闻学科与新闻教育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何微先生的学术探索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在何先生的指导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科建立了“重基础、宽口径、强实践”的人才培养理念，也确立了从多学科视角探讨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特色。正因为如此，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也迅速成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与新闻传播研究的重镇之一。

高山仰止，何微先生高贵的品格、共产党人的情怀、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科学化及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卓越贡献都将永载史册。

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想起何微先生在我的生日时亲手给我做的煎鱼，在我进入公共关系和广告研究领域给我收集的简报资料，其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呜呼，先生已逝，精神永存。

何微先生，我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灯。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广告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广告与传媒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广告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本文写于2016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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