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当编完、改定何微先生百岁诞辰专栏这11篇、六七万字的文稿，排了目录，发《西部学刊》邮箱，坐下来写编后话时，我长长嘘了一口气：“确实有点累了，年龄不饶人哟！”恩师百岁诞辰，我这做门生的也76岁了。

乍寒乍暖的2月下旬，我由国外一回来，便到何先生当年的书房，坐下来看李三槐起草并与车英、邱江波连袂署名的《何微先生的百年人生》大作，很为这篇事实详尽、立意高屋建瓴的文章所感动，认定该文将“成为支撑本期何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栏之柱基”。这不是恭维。因为，我入何老之门，与恩师相交40余年，见面无所不谈，深悉先生之道德文章。

1989年我为《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战线》和中新社《对外报道》两期刊撰写介绍何先生的《笔不辍耕五十年》、1993年为《新闻知识》撰写《何微新闻思想纵论》时，先生仍然精神矍铄地在吉祥村斗室里书写，不时往各地讲学。此两文，均是我采访先生之后写成的。先生将他的《新闻科学发展纲要》铅印本、多卷《中国新闻思想文集》油印本及飘着墨香的新作赐我阅读，亦在此时期。

1996年夏，先生约我到他的书房，口述恢复西北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系的建议，叮嘱我迅速写成书面文本，联系时任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力、省教委主任刘炳琦等学友上报。1999年3月1日，先生已经病重，自觉来日不多，犹如蜡烛燃烧得光焰将尽，邀我到病房，示意夫人离开，用舒缓的语气，一句一顿地口述遗嘱，由我记录并整理成文。1999年4月6日凌晨，接到师母从黄雁村病房打来电话，恩师辞世了。我脑袋“嗡”一下，顿时空白，双眼流着泪水，匆忙带了自己记录、整理的老师的遗嘱，“打的”前往医院，安排先生后事。我首先打电话给先生在铜川工作的长子何安琪，住在西安的学友李三槐、宋正民、高全仁，以及陕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友智。先生的妹妹与先生的长子安琪、幼子安夏及外甥奔丧集聚吉祥村后，我与高友智、李三槐（时任陕西社会科学院科研处长）一块儿向何老眷属们宣读、转交了先生的书面遗嘱。2000年6月20日，在《企业信息报》为我开的专栏“长安回望录”上，发表了我的《恩师的遗嘱》一文。为先生选择墓地时，我向先生家属推荐了景色秀丽的风水宝地——骊山芷阳湖畔公墓，陪同先生家属联系临潼县民政局，实际踏勘定址，并在嗣后执笔与李三槐学友撰写了何微先生墓志。

当西北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系及新闻传播学院应运恢复时，先生已经长眠于地下了。作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学客座教授的我，与校党委书记张力，曾相携于骊山，站在先生墓前，深鞠一躬：“老师，您恢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院系的愿望，已经变为现实了。”

1994年夏，我陷入人生黑暗期，我原所在单位以8年不发一分钱工资“惩罚”我给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写内参《陕西省农电局有钱盖大楼无钱办农电》。何老对我说：“人一辈子总会遇上七灾八难。如今‘钱字当头’，党风变坏，当记者替党和老百姓说真话，遭受打击并不奇怪。你要挺直腰杆谋求生存，边为稻粱谋，边做学问。人生苦短，不要缠在上访里头空耗光阴。”听说陕西省新闻出版局邀我去做报刊审读员，何老感慨道：“艰难时世见人心。高英杰局长、董治顺副局长和王鹏、薛耀晗这些同志，有胆识，能认得秤，在你身处逆境中，敢使用你，不容易。报刊审读室、《报刊之友》编辑部，是个好去处。我也是省报刊审读员，也为他们写文章。那里学术空气民主，说话空间大，可以追赶新闻前沿议题，报刊文本多又无须自己掏钱订报。你领的钱不多，足可糊口而不至于沿门讨饭，借此‘避风港’正好做学问。一定记着，将报刊审读与学术研究搀和起来，将新闻实用议程与新闻理论课题结合起来，千万珍惜岁月。”

2008年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300万字散文随笔集《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其中第一卷“报坛撷英”《“西北何”的生命塔》，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何先生的生平及学术成就，同样是恩师身后的事了。这部书出版后，我首先提了一套，来到吉祥村，轻轻置于恩师遗像前，鞠躬敬礼说：“何老师，您的在天之灵有知，学生没有躺倒，没有懈怠，牢记您的叮咛——‘印到纸上的文字，是抠不下来的’。我始终都在用历史‘实录’笔法为文，脚踏实地做事。”

同一时期，我谨遵师嘱，与在海外攻读社会传播学博士的小女儿联手，撰写了两卷本、83万字的《新闻民俗学》，并请当时健在的甘惜分教授题签书名，经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的书讯，中外成百所著名高校网乃至中共中央网、白宫网、诺贝尔网都发了消息。当中国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暨2013年学术年会采用了我的《一门由中国学者创立的民俗学与新闻学相交叉的新学科——新闻民俗学》，并在会上宣讲时，我再次来到吉祥村何老家中，向恩师遗像汇报：“弟子沿着您创新思维的学术之路行进着，不敢分心，不敢松弛，不敢左顾右盼……”

耀晗知道我与何微先生交谊深厚，毫不犹豫地将何微先生百岁诞辰专栏之编辑责任交付过来。我当然满口答应，并像催命似的向同门师友“讨文债”。稿件一进我的电子邮箱，顾不得吃饭、睡觉，也要浏览、思索，写信与作者交流看法，提出修改意见。唐代诗人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得替恩师负责，替何老门下的兄弟姐妹负责，替社会与后代负责。当然，阅改每一篇来稿，对我这个临时“串演”《西部学刊》的“编辑”都是教育、鞭策。说真的，专栏稿发排时间虽紧迫，作为编辑的我对作者的要求，却近乎苛刻。稿件编罢排了目录，我笑了：“质量不错！”

惠金义与王秀贤、李果的《跌宕人生见风骨》，夹叙夹议，叙事如散文，议论常有画龙点睛之笔，内中可见修练功深矣！与金义写何老战争岁月的军事报道一样，此文所录不少史事，如家世，可以补何微列传研究之缺，弥足珍贵。高全仁、高彦明、刘彦章、宋正民的《他用生命融铸了一座新闻丰碑》，马蛟龙《永远怀念新闻大师何微先生》和我的《“最是江海砥柱石，风劈浪击也昂首”》，如实记录了何先生在西北政法学院办新闻系与在《陕西日报》总编辑任上的作为，以亲历亲闻之事，补史之阙。车英《“这八年，我今生无悔!”》，对何老在武汉大学用时代精神创办新闻研究所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辉煌业绩给予了概括、传扬，在忆事中偏重于发掘何先生将其新闻思想、新闻教育与现实相结合的豁达胸襟、坚韧不拔精神。邱江波的《点滴光阴 温馨回忆》，情理交融，是一篇叙事的回忆录，也是一篇富有抒情味的学者型散文。如此书写，高于通常作家笔下的学者何微、记者笔下的报人何微，有学术深度又有趣味性。刘泰山《何老与我的新闻从业之路》，看似忘年个人交往，字里行间却透露了先生的高尚品格、犀利目光。张海华《不要为渺小迷惑》，内容充实，亲近感人，行文干净利索，充满感恩的抒情色彩。姚曦的《何微先生，我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灯》，题材独具一格，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将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拿过来赠何先生对自己的学生，再恰贴不过了。

就体裁说，上述10篇，大致可以归列为回忆录。严格而论，本专栏集中发表探索何微先生的学术思想且有深度的文章，要数刘惠文的《试论何微先生的新闻学专业教育思想》了。我在给他的信里称赞此文“含金量高”，乃是真心真切之评也。

《西部学刊》属于学术期刊，而非文学类杂志，对来稿中的诗词，编辑时颇觉棘手。我与耀晗主编商量，莫要冷落了学子感恩的心，择其可观者，纳入编后。

何微老师祭

王钟人

夷狄来犯烽火中，吾师圣德应运生。

投笔从戎割慈爱，建国立业有殊功。

传媒钝器任磨励，学府曲木多矫正。

身后鞭策威仪在，近前良驹更念情！

（2016年3月15日于北京人民日报社）

恩师何微诞辰100周年

刘彦章

（其一）

新闻战线“西北何”，古今中外立论多。

陋室陈文五百万，探求源头开先河。

（其二）

八十余载搏激流，清正廉洁无所求。

吾侪有幸入门下，效师甘当孺子牛！

（2016年3月12日）

恩师何微诞辰百周年

宋正民

笔扫烽烟大记者，坛开西北百世则。

授业解惑真夫子，五百万言立功德。

探奥揭微穷今古，为政为文皆本色。

鞠躬尽瘁家国事，赢得清名耀史册。

（2016年3月12日）

忆恩师何微先生（两首）

刘荣庆

（其一）

投向延安因闹红，笔写烽燧抒心胸。

唐藏村里苦修炼，长延堡外授真经。

霜寒时节赏菊花，吉祥岁月气若虹。

南下珞珈骨已瘦，还秦斯人即大黌！

（其二）

骊下学子两遭窘，恩师拍案啸长空。

叮嘱人世多磨难，死里求生路重重；

营官营商非尔能，潜心学术刻碧琼。

今逾古稀仍在悟，总将师训当火种。

（2016年3月13日）

山花子?何微先生百岁诞辰

刘荣庆

骊麓傍湖春花发，雨后晚照一天霞。桃李争谢涌泉恩，“思无邪”。

阴阳两隔笋抽芽，前波后浪任叱咤。媒介“三军”奋起时，鸣胡笳。

（2016年3月13日）

我在给车英教授的信中说：“何老师百岁寿诞，您、我及各撰稿者多进入黄昏岁月，年轻作者也逾天命之年。此次集结纪念文章于专栏刊载乃及诸友聚首，恐难再有矣。” 此信发后，我的心情犹如五味瓶。何微先生对我恩比天高，在他百岁诞辰时应该说出来。因为，这些往事不光属于我与他的“师生秘闻”，实为中国新闻史上不可遗漏之史料。由我再用散文笔法写一篇长长的回忆录，说一说这些奇闻轶事，也是理所应当的，可惜没有时间了。那就简要提供点儿我两遭劫难，“恩师拍案啸长空”，免得后学测度无据吧。

我的第一次“遭窘”——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后，我在中共某县委宣传部主持工作，因抵制“穷过渡”，与“县委一元化领导”顶牛，遭受贬谪。到该县委党校任校长后，又带队写了《行者公社的调查》，指明刮平调风的“穷过渡”的危害。由此受县委书记诬陷，面临牢狱之灾。在我的厄困关头，先生拍案而起，出以公心，为我说公道话：“并大队‘穷过渡’，损害农民群众的利益，中央并无这样的部署。‘四人帮’虽然垮了，极‘左’根子犹存。顶‘穷过渡’，应属政治上有眼力、行动上有骨气的行为！”何微先生几次打电话约我到西安东大街菊花园的陕西日报社，开导说：“他们下放你去农村蹲点也好呀，我也到凤县秦岭山顶唐藏村当过农民，干过生产队长的活儿。”省委书记陈元方、副省长刘庚、渭南地委副书纪白云峰与文史大家武伯纶等老红军、老革命也都站出来澄清事实真相。

在我的厄困关头，何老师让我与报界学友、记者“谈心”，倾听多方面的看法。当时，在陕西省电台、《陕西广播电视报》（节目报）的刘彦章、王淑荣、成秦廉促成我向《人民日报》群工部写信，新华社陕西分社姜卯生也写了内参，反映我因抵制“穷过渡”而挨整的本末。一线记者都说：“这并非党员‘对抗’县委书记个人的事儿，县委干嘛不服从中央？”陈凡（杨玉坤）在《陕西日报》、沙石火（祝静力）在《西安晚报》分别撰文，批评某县并大队98％的“穷过渡”的极“左”风。这件事引起胡耀邦、邓小平等中央高层领导人关切，该县县委书记被免职，新任县委书记代表县委向我“登门”致歉。后来担任陕西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的杜耀峰，那当儿正在该县做新闻工作，及时撰写消息，由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我终于得以解脱。

我转任中共临潼县委党校当校长后，办骊山学会，征集地方党史资料。骊山学会成立那天，何先生与陕西师大唐代文学研究泰斗霍松林一块前往参加、讲话、勉励。先生说：“征集党史资料，具有抢救性质。临潼处于南北两山必经之地，地下党力量强，红色交通线一直不断，出了许权中、王泰吉、刘庚、谈国帆等许多老同志，很早就跟刘志丹、习仲勋干革命。你在‘文革’时候就悄悄干征集党史资料，这些资料珍贵无比。”我的几十册采访笔记、录音带仍在，而所有受访的老红军都到了另一个世界。我70年代末、80年代初写的20多万字的《中共临潼地下党史撮编》（1983年），也成了出自一手亲历者口述史的珍稀史料。何老师在《陕西日报》当总编辑忙得团团转，仍然手把手教我写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我的《民间诗人王老九》得以在《陕西日报》整版刊发，也是因恩师指点为文要津的结果。

何老师说：“人挪活，树挪死。你在那里不好再待下去了，拉马转店当新闻记者吧！”于是，先生将我举荐给正在西安开会的他的晋绥报业与新华社老战友、时任中新社社长张帆。经中新社层层考察，我得以走上中国对外新闻领域。有谁能知道，我采写的第一篇对外新闻稿，是何先生带我去医院，陪着我访问后来担任秦俑馆馆长的袁仲一研究员，稿子写成，经先生过目、点头，才寄往北京，刊发于港台报纸的。

期间，因先生引见，我还得与中国新闻界泰斗式人物甘惜分教授相识相交。甘老给我写信指教学术研究方向，题写多幅墨宝，为我的学术专著题签书名，勉励有加。在我1983年步入新闻业前，能受中国当代两位新闻学巨匠泽惠，实人生之幸也。

我的第二次“遭窘”—— 那是1993年，我向《人民日报》写了揭发陕西省农电局官员的不正之风与贪腐行径，被时任国务院侨办一领导定为“违反新闻纪律”。因为他规定，记者“不准写内参”，党员记者向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写内参也是“违纪”。陕西省委赞扬我“对外报道卓有成效”，而我所在单位却选择次年中秋节那天宣布给予我最严厉的行政惩罚。垂直上级某领导人指示我所在单位的头儿写“小字报”，发给陕西省、地（市）所有宣传部、台办、侨办和媒体，败坏我的名声，并两次组织殴打我有病的夫人、怀孕的女儿，用砖头袭击我的长婿，断掉我家的电路，致一家三代数月点煤油灯过夜。我用国务院侨办22万元基建投资款在西安大差市、和平路黄金地段盖了1400平方米宿办楼，自己及家人却不能安宁居住，时刻有生命危险。

在我人生的黑暗时期，何微先生将我与夫人接出来，安顿在他吉祥村的家里住下来，了解事件本末，劝导我要自信自强自立，泰山压顶不弯腰。他说：“改革开放市场化有两面性。官商携手捞钱、贿赂公行的风气，会将党和国家引向不归之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靠瓜分国有资产，贫富能不分化么？你敏感，看到了问题症结在官场不正之风、在腐败，可你我是个体，贪腐官员大权在握，盘根错节，他们在党组织的名义下，利用公权力寻租，‘化公为私’；记者写‘内参’的个人行为，即使正确，能抵挡住吗？能‘斗’过他们吗？再说，记者‘内参’还有个落在谁手里、由谁来查及查谁的问题？你这次吃大亏了，丢了饭碗，当不了官，又不通经商之道，生存会艰难起来。要设法置之死地而后生，寻找后半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省报刊审读中心、《报刊之友》编辑部要你，说明他们有胆有识。你去那里‘藏身子’，可保人身安全，但不能灰心丧气，要深谋远虑将学问做强、做大，在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缘交叉下功夫。”

先生一边安稳我的情绪，一边在我陷入“天崩地裂”、呼告无门的危如累卵的情境中，再次出以公心奔走呼号，领衔中央与地方29家新闻媒体的30多位总编辑、部主任、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其中包括新华社杨润本、王兆麟，中央电台贺俊文，《工人日报》徐国柱，《中国青年报》张文彦，《农民日报》郭迈强，《陕西日报》杨玉坤、薛善文，陕西电台成秦廉，《西安晚报》马蛟龙，《理论导刊》宋正民，《当代青年》邝彩琴，《教师报》阎成功，《陕西科技报》田永祯，《各界导报》潘文一，《中国名牌期刊》李铠等，向中央顶层领导人发出《说几句公道话》的公开信。由以党性坚强、正直不阿的中国新闻泰斗何微先生领衔的媒体人这一与官商勾结势力做集体抗争的行为，在新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这绝不是一位离休的报界老红军出于“私情”替门下学子“说公道话”的个体行为，而是在改革开放市场化中，面对处于发展阶段官场明目张胆的腐败之风，贫富差距拉大已经彰显，党内外广大群众对歪风邪气深恶痛绝，出于人民利益，坚守党的信仰，为挽回党的威信做出的“王鼎”式义烈之举。尽管何微先生领衔媒体人“说公道话”乃至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兼省侨办主任、省政府外事办主任和省监察局的领导，一齐站出来发表意见，肯定我的工作成绩与我写“内参”的真相，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以公函方式与我原所在单位沟通，要求“复查”纠错，均不能阻遏、改变洪水似的“拜金”狂潮与官场腐恶势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老人揭露了陕西头号贪腐大案陕西省农电局从局长、副局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到多位处长达20多人塌方式的腐败事件，给了国务院侨办与我原所在单位那几个将记者写内参揭露官场不正之风、官员腐败定性为“违反新闻纪律”论者一记响亮耳光，也给了农电局仍盘踞于高位的权贵者一记响亮耳光。这当然仅仅是中国、是陕西一个时代的缩影，“冰山之一角”。

中国当代新闻史、陕西当代新闻史当不会忘却何微先生领衔30多位媒体人“说公道话”的重大而富于戏剧性的事件。考察新闻史，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为一名记者写反腐“内参”遭受处分而集聚29家中央与地方媒体的30多位媒体人向中央顶层上书。将何微先生晚年及陕西新闻同业群这一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而忧的大无畏精神，公之于天下，我才能心安适然！

“我以我血荐轩辕”。尽管我由此“背了20多年黑锅”，至今仍然在生活上精神上备受煎熬，但何先生的教导言犹在耳：“自信自强自立”，“将学问做强、做大，在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缘交叉下功夫！”

我知道自己是中国学界与文坛无权无势无钱无名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都游离于体制之外。我已当了22年陕西省报刊审读员，对这差事，我很敬业，所写审读报告与媒介批评的文章结集为《报人说报》（约六七十万字）。我的亡妻是一位民间花鸟画家，我为她的画作题写诗词，连同我几十年写的几百首诗，结集为《诗画比翼》（约六七十万字）。作为报人，也作为陕西省紧急救助协会常务理事，我借报刊审读积累现实案例与史料，写了中外学人目前尚无人问津的《社会紧急救助报道学》（约80万字）。

此外，自清末民初王国维之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也罢，外国学者也罢，凡治中国古代戏剧史者，都从元代关汉卿那个时候做上限。一些名震一时的大学人说，中国戏剧“来自希腊”“来自印度”。我喜欢历史，也喜欢文学，查检史料与考古实例等信息，坚定地认为中国戏剧产生于中国本土。一万年前的岩画、八千年前的原始面具以及史籍记载，仍然存在于各地的傩剧“活化石”，都是戏剧舞台形象表演传播形式之实证物。我的《中国古代戏剧史述略》（约80万字），仍在撰写中。

何微先生及其新闻思想属于逝去的时代。他的不少学术观点，特别是人格精神，今天仍闪烁着黄金不锈的光芒。我们应当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评价“北甘南王西北何”的新闻观，继承发扬他们学说中具有真理性的精华。

我的所有研究课题，都不是恩师何微生前圈定的、指点的，但都受到先生的影响，所谓“全凭老干为扶持”。我不相信、也不赞成“食师不化”、生吞活剥前人包括导师的学术思想而能够立言立功立德。我坚持认为，思维的胜利，是根本的胜利。我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中借鉴、吸纳恩师的精髓是：创造精神，创新思维。

在纪念何先生的诗词里，我写了“今逾古稀仍在悟，总将师训当火种”。“阴阳两隔笋抽芽，前波后浪任叱咤”。因为，我是何微的门生，常悟感恩之真谛，并永远将何微奋发图强的创造精神作为终生的座右铭！

（作者系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刊审读员，陕西省传播学会专家。写于2016年3月1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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