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中国新闻学有组织的研究，开始于1918年10月14日，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导，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该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发展为宗旨”。在20世纪初，研究会以发展我国新闻事业为目的，可见蔡元培深谋远虑，目光远大，真是难能可贵。时间正在“五四运动”的前夕，对于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研究会作为新兴事业，其成效是显著的。研究会聘请了著名新闻学者徐宝璜、名记者邵飘萍任导师，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建设学习园地，出版《新闻周刊》；编辑了我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和我国最早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也为北京大学后来政治系、哲学系开设新闻理论课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是我们较早的师承，系统的理论性经验的积累。

关于我国新闻历史学的研究，发轫较晚，最早的是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出版于1927年。这本书是戈公振全面、系统论述我国报纸发展史的力作。

——何微《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57页

其二

（山西西侯度石器—陕西蓝田猿人文化—匼河文化之间）这种联系决非偶然现象，那时人类的智力和技能相当低下，从地理环境上也不连在一起，山西的芮城到陕西的蓝田，东北至西南划一条直线，约有150公里，何况有一条黄河天险及渭河相隔，沿途处处有高山和峡谷，如果没有人际交往、思想传播、新闻交流，在石器生产工具上如此一致，那是不可想象的。我大胆地断定，在二三百万年的更新世，人类已有了新闻传播活动。

中国有文字要早于殷商的甲骨文，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钵口沿上常有一些刻画符号，而且这些符号在四、五十种彩陶器上重复出现，部位特定，考古学者认为是原始人对某些事物的标记，也有的认为是我国文字发展的渊源。有实物说明在公元前5000—3000年已经有原始文字出现，而且首先使用于记载事物。

最有趣的是文，它是商周时代刻于龟甲上的文字……甲骨卜辞的结构与我们当今新闻的要素完全吻合，仅是称谓不同。完整的卜辞由“前辞”（亦称“叙辞”）、 “问辞”（亦称“命辞”）、“占辞”、 “验辞”四个部分组成。“前辞”是写何时、何人（何人多数是指贞人或商王）；“问辞”是要问卜的事物，即新闻要素中何事、何地也一般包括在这一部分；“占辞” 是所要问卜预测的事，这点与新闻中的何故相同；“验辞”为占卜的结果或应验情况，也就是新闻要素中的如何。

——何微《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61页

其三

许多年来，我国新闻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在“左”的思想笼罩下僵化不前，存在着庸俗社会学的气味。

为了发展新闻学，使新闻学振兴起来，科学化起来，以便更好地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服务，首先应做的事情是要把思想从“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发扬勇于探索的精神。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在这之外，还应着手探索新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我们认为不妨先从克服流弊做起。我们现在的许多研究，在方法上似乎有两个弊端需要克服，一个是无视前人，割断历史；一个是旁若无人，闭目塞听。

——何微《新闻科学纲要》第16页，中共陕省委党校、《陕西日报》新闻专业讲义，《陕西日报》新闻培训中心1995年2月编印

其四

据多次通读《春秋左传》认为它是一部古代新闻作品选集。《经》属要闻，《传》是有背景的解释性的报道。……研究先秦的舆论问题，综观《春秋左传》《尚书》《国语》《战国策》《小戴记》《大戴记》《诗》和《吕氏春秋》等有关的许多篇章，中国古代的舆论学已见雏形，而且以诗谏、史谏、礼谏为特色，包括君民两个方面的内容，有许多生动的事实记载。

——何微《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62—63页

（其一，其二在65页；其三，其四在72页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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