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与《新闻报》 谁是"中国的《泰晤士报》"

2016年05月14日06:06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申报》与《新闻报》:谁是“中国的《泰晤士报》”

  《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是学界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如“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修订版)就如此表述:“1921年11月21日,北岩爵士参观上海《申报》报馆时,曾称《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鼓励该报向西方学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67页)但笔者仔细查考相关记载,发现北岩并没有类似表述,这一说法或为对其言论的误读。

  1916年至1918年,《申报》斥重金建成一栋有100多间房屋的五层报馆大楼,内设照相铜锌版部、排字房、浇字房,藏书室、会议室、会客室、大餐厅、浴室、修容室、卧室等,除了楼梯、电梯外,还有直达地下室的运载货物的升降机。“上海报馆之自建馆屋,亦以申报为始。”1921年,北岩爵士参观《申报》大楼后,发表观感:“贵国之报界,竟有用最新之组织设备如贵馆者也。鄙意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报馆采集各种真确之新闻贡献于世界,其价值与功用,实远过于外交。”(《申报》1921年11月22日第四张《北岩爵士昨日在沪之盛况》,上海书店2008年影印版,第496页)北岩之意,不难理解,除对《申报》提供“真确”新闻的价值与功用进行肯定外,更多的是对在中国能有《申报》这样现代化的报馆规模和完备的设备表示赞叹。

  同年12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兼世界报业大会会长威廉博士访问《申报》馆后也说过:“贵馆一切设备皆甚壮观而有精神,引起一种对于报界之荣光……此次游历各国虽多佳处,但报馆能如贵馆者实不多觏。”(引自谢介子《世界报界名人来华者之言论专辑及予之感想》,《最近之五十季(1872-1922):申报馆50周年纪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53页)

  可见,《申报》作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数一数二的大报,具有很大影响力。但由此而被贴上“中国的《泰晤士报》”的标签,似显牵强。

  在北岩访沪之行后的1922和1923年,《申报》与《新闻报》先后举办了创办50周年、30周年纪念活动。《申报》编辑成册的《最近之五十季(1872—1922)》纪念文集中,没有人在文章中有《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的提法。而《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册中,多处提及《新闻报》为“中国的《泰晤士报》”。如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称《新闻报》为“今日海内第一之大报”,汪汉溪为“东方泰晤士之主人”。《新闻报三十年纪念辞》也称赞《新闻报》:“彼时已久与申报相颉颃。而建筑外国报馆式之屋宇,购置最新卷筒式之机器,为中国报馆先者,均已备具矣。入民国后,任事者均一时名宿,报纸行销之广,营业收入之丰,数年以来,遂为全国冠,已成为中国之泰晤士矣”。在北岩访沪后一两年的时间里,时人纷纷把“中国的《泰晤士报》”称呼给了《新闻报》,是值得关注的。

  在20世纪上半叶,打着“中国的《泰晤士报》”名号的报纸如《字林西报》《时报》等,多只是《泰晤士报》情结的一种体现。事实上,在办报理念、内容编辑、报纸性质、风格等方面与《泰晤士报》相去甚远。而“中国的《泰晤士报》”之争更多聚焦于《申报》和《新闻报》之上。

  20世纪20年代,《新闻报》“声誉和《申报》不相上下,物质的设备也并驾齐驱”(世芬:《新闻报》,《中外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人们经常会脱口而出“申新两报”或“新申两报”。

  从发行量来看,1890年之前中国销量最多的报纸为《申报》,1900年之后《新闻报》“销数一直凌驾于《申报》之上,成为旧中国发行量最广的大型报纸”(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8页)。如1920年,《新闻报》5.0788万份,《申报》3万份,1921年,《新闻报》5.9349万份,《申报》4.5万份(姚福申:《解放前〈新闻报〉经营策略研究》,《新闻大学》1994年第1期)。

  从传播内容看,在20世纪20年代初,《新闻报》属于大众化报纸,而《申报》更多以“质报”面目示人。《新闻报》创办初期曾注重政治,“尽力于时局有益于社会之事”,但因为办报困难,为赶超《申报》并和后起之秀《时报》竞争,汪汉溪以商界人士、店员和中下层市民作为主要读者对象和报纸的社会基础。为此减少报纸的政治内容,减少评论,增强报道,增加经济内容等。如1921年4月15日开辟经济新闻专栏,聘请著名经济学家徐沧水主持经济新闻。文字力求浅显通俗,可读性强,侧重于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尽量方便商业与娱乐资讯的获取。“该报在社论方面十分慎重而近保守,在新闻方面则力求公正而翔实。……仅仅是营利主义。”(世芬《新闻报》,《中外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第84页)《新闻报》设有体育新闻栏目,副刊快活林注重趣味性、知识性、通俗性。由于《新闻报》广告版面的比例很大,有时新闻倒成了边角余料的点缀,因此人称“广告报”。

  《申报》则是以政治新闻为主的严肃报纸。史量才主持《申报》22年,他认为“独立之报纸乃人类幸福之所赖”,力图把《申报》办成世界性的报纸。1921年12月,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等访华。史量才在《申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刚才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并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再看《泰晤士报》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基本上以严肃负责的“质报”著称于世。《泰晤士报》也有过探索大众报时期,就是北岩时期。1908年,北岩爵士买下难以为继的《泰晤士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方针,主张文章写得短一些、有力一些,其社论也一改往日沉闷保守的风格,变得轻松幽默。北岩曾有一句名言:“凶杀、性、丑闻俨然已经成为了英国大众传播的每日主菜。”他坚信“反常的事物就是新闻”,提出“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将犯罪故事作为报纸的主要卖点,刊登社会犯罪新闻等内容,在报纸中增加刺激性和趣味性的元素,使其更适应读者的口味,甚至为了吸引读者而采用低俗化的手段。为提高报纸销量,北岩还把报纸价格减为一便士。这些革新使得《泰晤士报》的销量在一战期间一跃升为31.8万份,创该报创刊以来的最高纪录。虽然北岩时期是《泰晤士报》的第二次巅峰时期,但改造后的《泰晤士报》已沦为大众化报纸,标志着其“质报”时代和严肃负责传统的暂时终结。从这一阶段两张报纸的风格特点讲,北岩似乎也不会将《申报》比作“中国的《泰晤士报》”。

  (陈兮 作者单位:长沙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

(责编:宋心蕊、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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