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价值，作为与生产劳动相对立的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商品中并没有凝结着什么“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商品中所凝结着的，乃是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就是指资本的支配地位。由于资本法则统治着社会、分裂着社会，并与劳动和劳动产品相对立，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消费永远不可能反映真实的社会需求，它只能扭曲社会需求，它反映的是一种扭曲（异化）了的社会关系。

今天，中国是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中国有3亿左右的人口是世界品牌的热爱者，他们消费名牌，其实就是真正地在彰显“西方普世价值”，并通过这种价值来昭示自己的社会权力和地位，而不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他们消费的只是观念。他们崇拜名牌如同教徒崇拜圣物，名牌商品是他们在这个价值虚无的世界上的护身符，可惜，这些“虔诚的商品拜物教徒们”恰好都比较有钱、有消费能力，这3亿左右的人每年的消费支出占全国人民消费支出比重的50％以上，即在每年13万亿多元的消费品零售中占了7万亿元，如果他们中30％的消费是买了国际名牌和服务，其中一多半的钱用于买了“牌子”，那么就有1.5万亿元被无形拿走了。而中国有钱人出国购买的“品牌服务”和“国际品牌”已经是世界第一，每年在外花在“牌子”上的也约有1万亿元。这加起来应该有2.5万亿元，也就是说，仅这两项，每年中国就贡献给西方“虚拟经济”、“普世价值”2.5万亿元。更不要说“成功人士”投资移民、稍微有点钱就要自费出国留学了，如果这两项再加起来，那么中国每年起码又贡献给发达国家7 000亿元。

“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如果没有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凭借今天流行的那种经济学，我们恐怕也就永远不能解释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为什么中国人均创造的物质财富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一半以上，但实际享受的财富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对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主要制造国中国与代表“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对立。它雄辩地印证了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真理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正如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社会阶段一样，由生产领域和社会—文化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法则。这正像马克思在“商品的二重性”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的产物，受商品的价值法则所支配，而后者和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取决于社会再生产领域所制定的抽象法则。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对立，是现代世界分裂的真正根源。

如果没有卡尔·马克思，我们就永远不能解释在挥汗如雨的同时，人类被压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释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

正是从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改造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关键，就在于坚定不移地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胡锦涛主席指出：

坚定不移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十分重要。我们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入，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中方赞同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提高其应对危机和紧急救助能力，以更好履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职责。我们应该提高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遴选程序的透明度和合理性，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使金融体系更好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使用并改善其货币篮子组成，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当代世界局势作出的有力回应。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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