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陕西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对中亚各国的对外传播将由形象传播进入到战略传播的新常态。构建一套有针对性的陕西对中亚地区对外传播战略，是提高陕西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软实力和影响力、加快新丝绸之路建设、实现陕西与中亚各国民心相通的重要保障。在对中亚对外传播中，需要在对外传播理念、传播主体、传播媒介等方面做出积极调整，有效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关键词：一带一路；陕西；中亚国家；对外传播

中国与中亚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中亚国家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地，是中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节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有33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在中国新疆地区居住着大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乌孜别克族（乌兹别克）民众，在中亚各国也居住着近30万维吾尔族同胞。在20世纪90年代中亚各国独立后，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起友好的政治外交关系，中亚与中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在经济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安全等领域展开了深入合作。2001年6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基础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区域政治经济的全方位合作。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时提出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置于国家重要战略的高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国家顶层战略，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面阐述中国政府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构想，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陕西对中亚各国的对外传播将由形象传播进入到战略传播的新常态，需要在对外传播各方面做出主动调整，讲好陕西故事，传播好陕西声音，提升对外传播效果，满足目标受众需求。

一、陕西对中亚对外传播的重要性

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历史上陕西与中亚各国有着悠久的联系和交往，双方关系源远流长。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角度来看，中国与中亚邻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置于国家战略层面高度。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新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在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传播方面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对象，而对周边国家缺乏应有的重视，我们在西方投入大量物力财力构建国家形象，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对周边邻国的对外传播以及邻国媒体的中国形象等研究较为薄弱，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对于增进彼此经贸合作、维护地区安全、保持我国边疆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了解我们在周边邻国的形象以及影响形象的各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战略机制，能够提升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软实力和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中亚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纽带，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与中亚有着悠久的文化经贸交流史，研究陕西对中亚地区国家对外传播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陕西对中亚传播的新常态

有学者提出，对外传播新常态主要有三方面特征：一是对外传播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体系话语权；二是传播技术和新媒体发展冲击传统外宣理念，“内外有别”的理念将为“内外合一”的新理念取代；三是对外传播中新旧媒体分别扮演不同角色，通过媒体融合进行全球传播[1]。对外传播新常态下，对外传播从国家形象构建提升到国家战略传播的高度，进一步凸显了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同时，新兴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对外传播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挑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对外传播理念、传播主体、传播媒介等方面做出积极调整，有效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对外传播理念决定对外传播实践，前新华社副社长马胜荣认为，在国际传播和对外传播方面最重要的是理念问题而不是具体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问题[2]。如果说具体的传播技巧、传播方式属于对外传播的“术”，那么对外传播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则属于“道”。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对外宣传的理念开展对外传播，将复杂多元的双向交流对话简化为呆板单一的单向灌输，不考虑传播对象的心理和需求，没有认真研究传播活动的效果，这种陈旧的外宣理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新环境。

在对中亚地区国家对外传播活动中，应该扬弃传统的外宣思维，强化对话和交流的对外传播观，而不是一味自说自话。“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得到沿线国家的响应和参与，这不能仅靠对外宣传来实现。对外宣传是以“我”为主的单向传输，强调宣传对宣传者自身的价值，“在新中国历史上，对外宣传所肩负的使命和意图从来都是客观存在的”[3]。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传播中，我们不能只从自身出发组织各类传播活动，而要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的价值和利益。笔者曾对中亚国家主流报刊的中国报道进行研究，发现它们大多从本国利益的视角报道中国，它们重视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中方投资等活动对本国的影响[4]。因此，在对中亚各国的对外传播中，我们既要实现我们的意图，也要分析和研究它们的利益诉求，寻找各方的共同利益，以此作为设计和组织对外传播的基本理念。

在对外传播主体上，应由官方组织为主的机构传播模式转变为官方与民间协作、机构与个人分工的多元传播模式。外宣活动传统上由官方机构承担，官办色彩过浓，重宣传轻传播，形式不够灵活。在新环境下，应该加强民间组织和个人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将传统的机构传播为主的外宣模式调整为多元化的公共外交模式，重视各种非官方组织、民间社团、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 正如胡泳教授所说，“对外传播不能只靠官方主流媒体的单打独斗。在互联网时代，传者和受者的角色随时都在发生改变。人人都可以成为对外传播者，都可以为对外传播做贡献。[5]”

习近平主席在数次重要讲话中强调这一问题。2013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要促进青年、智库、议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 周年大会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留学人员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性，“广大留学人员既有国内成长经历又有海外生活体验，既有广泛的国内外人际关系又有丰富的不同文化交流经验，许多外国人通过你们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广大留学人员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内引外联、牵线搭桥，当好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多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6,7]”

在对外传播媒体上，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认为，他者的形象一方面由大众传媒构建形成，一方面由民众直接的认知体验形成。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大多数公众缺乏对他国的直接了解，对其他国家的认知更多来源于大众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塑造关于它国的图像，影响公众对外界世界的认知。在新媒体时代，应该高度重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互联网技术打破了空间对信息的区隔，传统外宣中“内外有别”的原则很难适用于网络环境。新媒体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媒体的衰落，对外传播的媒体布局也应作出相应调试，在利用传统媒体开展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应重视各类新兴传播技术和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针对不同类型媒体各自的特点展开相应的对外传播活动，融合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力量，发挥好新兴媒体的作用，提高国际传播中议题设置的话语权。

三、结 语

“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强化了陕西与中亚地区国家的联系，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陕西需要调整对中亚对外传播的传播理念、传播主体、传播媒体，强化交流和对话的对外传播理念，找到双方利益契合点。改变以官方组织为主体的对外传播模式，让更多组织、团体和个人参与对外传播活动，丰富对外传播的主体。重视新兴技术和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根据不同媒体各自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活动，增强对外传播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陕西故事，传播好陕西声音。

参考文献：

[1] 涂凌波.中国对外传播“新常态”与三种转变路径[J].当代传播,2015(5).

[2] 马胜荣.媒体要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效果[J].公共外交,2015(8).

[3] 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4] 王亮.中亚国家主流报刊的中国形象[J].青年记者,2015(10).

[5] 胡泳,哈丽丝.在华国外传播者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启示——以“单位”网个案研究为例[J].现代传播,2012(1).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 黄超,郭橦霖.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初探[J].河北学刊,2015(2).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