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引发了流动人口参保情况不乐观、人口管理无序、融入社会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提出了思想宣传工作应是解决农村社会流动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关键之道的观点。同时认为，思想宣传工作在流动人口管理中居于重要位置，只有保证思想宣传管理到位，才能够预防流动人口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让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顺利实施。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社会流动；宣传思想工作；关联度

一、关于“城镇化”与“社会流动”的基本概念

（一）城镇化基本概念

自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城镇化引起了许多学科的重视，由于不同的研究视角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定义，据统计，城镇化的定义有30种之多，如同城镇化又可以被称为“城市化”、“都市化”等。实际上，不论是以上哪种表达，它们都源于同一个英文单词“Urbanization”，“Urbaniz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城市化的理论问题》一书中，该书于1867年出版，作者勒德丰索?塞尔达（Ildefon so Cerda 1816-1876)对这一概念的提出尚属世界首次，该书在20世纪产生很大影响并于7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传入我国[1]。而在我国，城镇化最早出现于地理学家吴友仁1979年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镇化问题》一书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谢扬进一步分析指出：“城镇化，或称城市化、都市化，是英文单词Urbanization的不同译法。它既包括 City，也包括 Town，因此将 Urbanization 译作‘城镇化’可能更为全面，而不应是 Citify”[2]，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化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就是在地域上呈现出的人口不断的聚集，最终形成城市中心。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非城市化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不断向城市性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改变和移动，同时也因为这些改变，吸引着非城市居民不断向城市集中，并且伴随这种移动，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不断被强化。中国地理学家许学强指出：“人口和非农产业的集中，只是物化了的城市化。只有城市人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实现了现代化，才是完全的城市化”[3]。从人口学角度看，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城镇化，就是非城市人口不断向城市或城镇聚集的过程，同时这个城镇一定是要有相当的城市规模，并非小村落，人口都必须为非农业人口，最终所形成的特殊的聚落。赫茨勒、威尔逊等著名学者也认为，城市化就是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和城市居民比重上升的过程[4]。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非农业的资产，各种技术、农村生产力等各种非农业要素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正如英国经济学家 K.J巴顿认为，“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空间地区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土地、运输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5]，除此之外，地理学，历史学，军事学，生态学等都有自己对城镇化这一概念的不一样认识，这也形成了城镇化概念在学术界的多样性。

在我国，国家建设部1998年颁布的《城镇规划基本术语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n50280-98）》中对城镇化下了一个标准化的定义，其解释是“城市化——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又称城镇化”，我国国家建设部所做的这一定义，与弗里德曼所做的解释大致相同，都是以“城镇化”为词目，同时又将“城市化”和“城镇化”两种不同的说法都包含了进去，所以就本课题研究对象而言，我们相对更倾向于这种解释，同时认为相比“城市化”一词而言，“城镇化”更符合中国语境。

（二）社会流动基本概念

对于社会流动的基本概念，国际学界普遍将索罗金作为研究社会流动的第一人，在他1927年出版的《Social Mobility》一书中，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是：“个人或社会的事务及价值，即由人类活动所创造或改变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的社会位置的移动”。

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学术界对社会流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综合看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代表了对社会流动的认识：一种称之为“地位变动说”，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流动指的是“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包括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社会学中，社会流动通常被定义为社会个体与群体社会地位或活动场所的变化”，因而“人们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流动称为垂直流动，而那些只是变换活动或工作场所却不改变社会地位的流动叫做垂直流动”[7]。

李春玲在《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一文中谈道：“社会流动研究的目的是要解释个人是如何被分配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当中去的，即社会分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社会学家通过两种方式来研究社会流动现象，一种是代际流动，另一种是代内流动或职业流动”[8]，迅猛社会变迁常致使社会分层系统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流动的产生正是来源于社会系统的变化。同时在体制转轨下，当代中国呈现出大量的非城市居民不断向发达城市聚集，导致了大量人口流动的趋势。但不论如何阐述这两种观点，人类的生存与空间有关，这个空间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地理概念，它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躯体，又同时被社会、历史等因素影响着，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任何处境中，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很多，但是他所属的团体却准备下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

大体上说，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9]，所以，结合以上理论，以及当前社会流动的环境，我们认为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的阶层，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因素发生了空间上改变，其中社会成员的阶层改变是整个社会流动中最为核心与主要的部分，而在中国所呈现出来社会流动最为明显的现象就是城镇化现象。

二、社会流动引发的社会问题

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远离户籍地来到城镇，其生活方式、环境都已经改变，城市与农村生活的巨大落差，以及城市社会管理与农村管理的差异产生的二元化，多种因素使得流动人口在城镇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根据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我们将社会流动引发的社会问题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流动人口在现居地参保情况不乐观；2.流动人口管理无序，违法犯罪率较高；3.流动人口融入社会困难；4.流动人口未成年子女学前教育及高中教育问题；5.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而这些问题频发也与思想工作不到位有关，流动人口缺乏信仰，人心不齐等，很多流动人口不知道有些事情应该如何做、怎么做？这些问题的产生也说明必须要做好流动人口的宣传工作。

三、社会问题与宣传思想工作关联度

（一）参保情况与宣传工作

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范围虽然在不断扩大，但是并不是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可以享受到保障。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的一大群体，劳动保险这一基础险种，许多农民工甚至都不知道这种保险，更不说有没有享受到，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中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的占72.82%（段成荣、杨舸，2009b）”。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75%流动人口仍未参加工伤保险，95%未参加失业保险，85%未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2）。[10]”“据2010年4月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调查，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与劳动单位签订合同的仅占了43.7%，由单位或雇主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重分别是5.2%、13.5%、13.5%、7.1%、2.9%、1.1%”[11]，总结了王利文和朱筱凯的论文我们得出，农民工参保程度低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农民工自身的保险意识较弱，不愿意将自己的工资补贴到以后的保险上，生存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放弃保险；第二个是参保的成本太高，相较于其基本工资水平，农民工无力负担；第三个是社会对流动人口的保障意识不足，大多数企业为了利益考虑忽略了外来打工者的社会保障需求；第四个是社会保障暂时无法跨省转接程序，一些年轻农民工流动性高，稳定性差，退保现象较为普遍，这些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也就无法落实。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就必须要落实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公平。有些保障与福利直接与户籍挂钩，这样的不公平现象就会造成社会治安不稳定，社会问题频发。而正是由于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农民工这一流动人口的最庞大群体不清楚社会保障体系的优点，因而不愿意参与，只顾得眼前利益而放弃了长远的考虑。只有加强对流动人口参保的宣传，才能让他们接受社会保险，保障他们的利益，稳定他们的人心，维护社会和谐。

（二）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率与思想宣传工作

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流动频繁，人口流动失衡，使得城市治安压力增大，治安问题频发，造成了社会无序。流动人群在城市中有很多失范行为，流动人口犯罪极大地影响了城乡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社会的稳定。

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失范行为大致分为以下四种：犯罪、扰乱社会治安、不规范、和伦理失范行为。城市流动人口的失范行为由多方原因造成，原因之一就是社会监管力度。城市流动人口脱离了原有地区的监管，进入新的城市，许多人并没有去政府部门登记自己的户口，许多人也不知道需要去登记。因此监管部门就很难对他们进行监管。法制与社会规范的约束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削弱，传播的途径也极大地削减，因此城市流动人口就成为了“边缘人”，既不属于原有的地区，也没有被新的城市所完全接受。

流动人口问题频发还由于其社会保障等权益难以保障，一时难以找到出路不得不铤而走险。社会流动性理论——是麻国安阐释的一个新概念，他认为，国家的社会流动性和其社会的平等性呈负相关，而这就会导致民众产生较强的“被剥夺感”，从而导致更大的犯罪可能性[12]。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没有党和政府的引导，思想宣传工作无法覆盖到这些流动人口群体，他们失去了思想上的正确导向，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强化对流动人口的思想和法制教育，保障思想宣传工作在流动人口中的大力开展，才能减少这样的失范现象发生。

（三）流动人口融入社会与思想宣传工作

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渠道较少，与现居住地的其他组织群体和群众交流不多，仍局限于亲戚和同乡，参加社会活动的频率较低。但是他们的融入愿望非常强烈，希望能够真正成为市民，作为城市建设者的一部分。超过80%的流动人口其工作是通过家亲戚、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找到的，35%的流动人口从未参加现居住地举办的任何活动。只有不到10%的流动人口参加过选举、评先进以及业主委员会的活动[13]。根据朱利民和彭元的论文笔者注意到，由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生活方式，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交流、达成共识非一日之功。外来人口难以融入当地人群。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情况也不容乐观，在新一代农民工当中，他们参与社会的意识强烈，更期望加入属于他们自己的合法组织，但是只有少数人加入了工会。

农村流动人口难以融入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身份具有双重性，他们价值观念上倾向于城市人，但是户籍身份却又是农村人，这使得农民工对其社会身份认同产生质疑。农民工在对其“城市人”社会身份的建构上，缺少社会制度的支持，而农民工本身的文化素质和习惯没有被城市居民接受，加剧了其边缘化。

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关键层面就是要让流动人口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城市人，也要让城市居民接纳流动人口。因此必须要通过思想宣传工作的开展，举办各种社区活动等，让流动人口消除对城市的陌生感，让他们产生身份上的归属感。同时也要在城市居民中开展思想宣传工作，弱化流动人口、农民工这样的概念，强调这些群体是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加强城市对其接纳度，让流动农民工——城市的边缘人，有一种城市的认同感。

（四）少数民族农民工流动人口与思想宣传工作

尹映锡在论文中讨论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时总结了其在城市的融合问题。除了上述共同的问题之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很多方面遭受到了城市的排斥，这些排斥涵盖了许多方面，如就业、报酬和社会福利、执法、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社会拒入是社会排斥的实质和核心，而且城市人口对其冷漠甚至歧视，是心理上的排斥。另一种是制度在地区上的差异，包括户籍壁垒、社会保障缺失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可以概括为主观拒入和客观拒入两个方面。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的问题不仅仅与流动人口本身有关，也有城市对少数民族的接纳度有关。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的冷漠甚至是歧视让少数民族在融入城市时困难重重。而流动人口本身由于文化和宗教背景等问题，在城市中的归属感也不够。要改善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加大思想宣传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重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不仅仅是在城市居民中进行宣传，更要通过宣传工作让他们消除隔阂，自觉参与到建设城市中来。

（五）思想宣传工作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关联度

国内学者在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时，多分析了流动人口自身素质以及政府的政策制度的原因，而没有提到宣传工作开展不到位对于流动人口问题频发的影响。在研究解决流动人口的对策时，片面地强调政策与制度的改善，注重于要转变管理理念，变管理为服务，改革户籍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工作与住宿条件。只有部分的学者在论文中提到了党组织以及思想宣传工作对于流动社会治理的作用，完善制度的同时也要打破传播壁垒，不仅关注传播者和受传者，也要关注传播过程的通畅以及传播效果的好坏与评估。让党和政府出台的各种规章政策制度、思想宣传能够及时有效地覆盖到流动人口，不再让流动人口继续游离于政府和党的视线之外。

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是治理流动人口的必要理念，只有不断地用创新的管理方式进行治理，加强宣传工作，才能让党的政策方针、政府的规章制度深入人心，才能使流动人口充分了解到那些有利于他们的制度，从而通过这些制度拥有更好的生活。同时也要把流动人口纳入党的“视线”范围，在外来人口中建立党组织，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关心农民工的信仰与人生观，将他们团结引导到党的周围，为他们排忧解难。

思想宣传工作在流动人口管理中居于重要位置，是解决农村社会流动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关键之道。思想宣传工作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对策，更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是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一个理念。思想宣传工作与流动人口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度，宣传工作越到位、越科学、流动人口对社会的认可度越高，流动越有序。只有保证思想宣传管理到位，才能够预防流动人口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让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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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教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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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3(2).

[11] 夏丽霞.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1).

[12] 麻国安.中国的流动人口与犯罪[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13]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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