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日本这种语言和民族都呈现单一形式存在的国家中，其国家主义思想很容易贯穿于新闻传播中，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白虹笔祸”事件，即为一个十分鲜明的体现。日本报业发展初期，在传统军国主义、集团主体的思想影响下，促成了这一日本新闻史上最大的一次反对言论自由事件，且自此之后，日本新闻界和报界也逐渐丧失了与政府抗争的积极性，开始屈于政府的控制。本文以此事件为切入点，着重分析这一阶段日本报业的新闻模式概况。

关键词：民主；言论自由；政治新闻

新闻的形成，严格意义上是一种典型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新闻的素材来源，新闻的生产和加工也都是在尊重事实基础上的整理和发布，新闻报道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最终也是为了反作用于社会本身，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参考和借鉴。所以，传统新闻模式是一种基于社会、尊重事实、维护民众政治权利的民主机制。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构成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标志之一。在真正意义的民主社会中，新闻媒介应该保持相对于其它一切组织的独立性，它是为保证公民政治权利而存在的保障之一，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意志的传播，所以，当社会从封建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时期，新闻媒介与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就无法避免。就日本而言，一千四百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在这里的民主社会变革当中，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一、“白虹笔祸”——日本新闻界的艰难探索

日本最早的新闻印刷品出现在17世纪，被称为“瓦版”，其本身已经具有现代报纸的某些基本特征，如以报道新闻为主，印刷发行等。日本报业在封建势力的控制下发展缓慢，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后才开始出现由日本人自己创办的日报报刊。

一战后，日本政府利用国际国内日趋紧张的形式，逐步扩大其势力范围。1918年1月，日本在英美派兵之前率先派军舰驶入海参崴，并于当年8月2日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向西伯利亚驻兵七万余人。当时正值社会主义苏联诞生，日本国内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响，民众向政府发出了“立即从西伯利亚撤兵”和“不干涉俄国”的请求，并组织了规模浩大的示威和游行。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因自然及战争原因致使米价暴涨，爆发了波及国内24个县的“米骚动”，日本政府勒令新闻界不准发表任何与这两件事有关的报道，初步激起了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的矛盾。

在新闻操守和事实面前，日本报界不畏当时军国主义政府的压力，普遍表示：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没有正当且明确的理由，在此之后，有56家报纸因这一言论被日本内阁强行停刊。当年8月，日本报界在大阪召开了“近畿新闻记者大会”和“关西新闻社通讯社大会”，共有来自86个新闻机构的160余名代表出席，并在会中发表了“拥护言论，纠弹内阁”的宣言，要求日本内阁总理辞职。8月26日，日本大阪当地的《大阪朝日新闻》又在其晚刊第二版刊登了这次大会上记者质问政府禁止报道“米骚动”事件的事实，并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文字——“餐桌旁的与会代表食不甘味。自以金瓯无损自诩的我打日本帝国，正面临可怕的最后审判。默默就餐者的脑际闪电般浮现出白虹贯日的不祥之兆”。9月21日，时任日本内阁总理的寺内正毅终于引咎辞职，原敬内阁上台。

“白虹贯日”一词源自于中国古籍，《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写到“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指燕国刺客荆轲赴秦刺杀秦王嬴政时，天空有白色长虹贯穿红日的景象，预示国家将有兵乱和危险之象。

二、日本报业特殊新闻模式的形成和原因

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使日本政府处于强烈的危机感之中，而且日本长期以来都有着“天皇”这一精神领袖存在，所以日本当局立即抓住这一文字中的漏洞加以放大，指责《大阪朝日新闻》，认为“日”意指“天子”即“天皇”，犯有日本法律中的不敬罪和“紊乱朝宪”罪，日本内务省警报局随即告发了大阪朝日新闻社。在后期的处罚判决中，该消息原作者大西利夫与报刊编辑兼发行人山口信雄被判处两个月监禁，同时社长村上龙平引咎辞职，总编辑鸟居素川、记者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花田大王郎等均被迫退社，因裙带关系等原因，《东京朝日》编辑室长松山忠二郎和多名政治部记者也被迫辞职。因此次事件，《大阪朝日新闻》受到了日本新闻史上最严重的处罚，陷入了破产和停刊的危机。

为争取报社生机，当年12月1日，《大阪朝日新闻》被迫发表乐由西村天囚起草的《通报本报违反事件，宣明本社之本领》宣言，承认过错并承诺改过：“我社近年言论颇不稳健，失于片面，今后当树忠厚之风”。大阪朝日新闻社新任社长71岁的上野理一更是亲赴日本首都东京向时任首相原敬和司法次官铃木喜三郎保证“绝不重犯”，才使报纸免于禁止发行的处分，从而平息了风波。从此之后，日本新闻界大受震动和影响，自由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声音锐减，锋芒尽失。

白虹笔祸事件的发生，使得日本报界以往那种为了争夺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从社长到记者的全体大规模反政府运动消失不见，虽然之后对于政府和内阁有过抵抗，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此后的批判力量日渐式微直至几乎完全丧失，逐渐全面屈服于政府压力。在这次日本新闻史中最大的政府压制言论自由事件中，当局只是抓住了报纸内容中的一些文字片段进行放大和发挥就使《大阪朝日新闻》受到了报业史上最严重的惩处，这无不显示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在国家机器之中的强权体现，最终，报界无法保持新闻本身所必须具备的原则，只能逐渐放弃政论性新闻，形成了“与政府保持距离”的这一特殊模式，日本报业从此也逐渐朝着企业化的方向发展。

深究整个事件背后的原因，就离不开日本特殊的社会结构，因为在日本，天皇的地位尤为特殊和敏感，它虽然已不是封建社会中的国家实际控制者，但仍是日本举国上下的精神领袖，并在政治上拥有一定程度的主导权。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有着其本身的特殊性，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是由当时的明治天皇自上而下通过维新改良逐步完成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天皇的政治主导地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和改变，而是近乎完好的保留了下来，社会改良只是根据经济发展有选择性地引进了资本主义特征和形式，并不像大多数国家那样在资本主义改良过程中将封建君主制度完全推翻，而是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社会结构。

在日本一千多年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进程中，忠君思想、国家主义和集团主义等对日本民众有着长期渗透和影响，为日本世袭化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基础，所以在新资本主义体制改革与原有封建体制的对垒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巨大碰撞。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明治政府根据自身的期望和时代背景的推波助澜，将日本塑造成为了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统治御用型社会传播体制”，因为在日本基本是一个由单一语言和民族形成的国家，同时其文化中还伴随着佛学、中国儒家学说、日本神道教等宗教学说，在这样有力的传播背景和条件下，国家意志很容易贯穿于新闻传播中。所以当时的日本新闻界都长期处于政府当局的严密管控之中，无法保持新闻从业机构所应该具备的针对政治系统的独立性，形成了媒介宣传与政府目标的一致性，媒介成为为政府改革服务的工具，鲜明的倾向性和政治性极大地强化了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而从另一方面看，日本明治政府的这一做法也确实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日本迅速成长为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

三、“统御型传播机制”的影响

日本报业形成于19时期七十年代，与欧美的大众报纸形成于同一时期，当时日本的各个党派均成立报社，形成了日本政党报刊短暂的繁荣。但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报业也尝到了苦头，事实充分证明了在日本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下政治报刊发展的局限和被动，报纸逐渐沦为政府打压民意的工具和手段，“白虹笔祸”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体现。

1875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针对报纸的条例，对言论和出版自由做了很大限制，规定：“政事、法律之记载，不得妄加评论”、“政府官员、衙门公务或有关外交事类，虽细琐之件，亦禁止私自揭载”，这一新闻法规成为“日本新闻史上最残酷的镇压法规”。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新闻舆论进行镇压和限制，很多高层官员又通过拉拢报界人士进入政界的手段对日本报界内部进行瓦解和控制。

与同一时期欧美市场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商业化大众报刊相比，日本的“统治御用型社会传播体制”下的报业是在屡次受到政府打压后不得不接受的结果。在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类似“白虹笔祸”的事件之后，日本报界已经基本丧失了新闻从业者对于自由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应有态度，从而被纳入到了日本特殊资本主义改革过程当中，成为了政府专制统治体系中的一环，这种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特殊新闻模式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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