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各大卫视为在如火如荼的真人秀竞赛中占领高地而绞尽脑汁时，东方卫视《四大名助》于2016年初开播。作为一档社交服务类节目——更准确说是一档调解类谈话节目，《四大名助》开播当日就创下了CSM35城1.02%的高收视率，位居同时段收视率与市场份额第一名，更创下了东方卫视新节目开播的历史最好成绩。本文从节目名称、谈话环境、调解主题、调解过程、调解结果五方面浅析《四大名助》获得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四大名助；调解类谈话节目；创新

《四大名助》于2016年1月7日起每周四晚在东方卫视播出，至今已多次获得同时段收视率的第一名。节目由孟非担任主持，并搭档三位一线名嘴嘉宾，组成“四大名助”阵容。“四大名助”的根本任务是调解每期“烦恼者”和“制造烦恼者”之间的矛盾——亦即节目本身的目的所在。四位名助脱口秀式的调解方式与节目力求用轻松幽默氛围讨论帮助普通百姓解决各种烦恼问题的定位相契合，从而创造出与以往调解类电视节目截然不同的观看体验。《四大名助》代表着调解类电视节目的创新升级，赢得了收视和口碑双丰收。

一、《四大名助》开播之前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特点：模式单一，气氛严肃

我国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在湖南经视开播的《真情对对碰》栏目（后改名为《真情》）。作为第一档情感谈话节目，《真情》在当时着实掀起了一番收视狂潮。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天津卫视的《爱情保卫战》、北京卫视的《第三调解室》、湖北卫视的《调解面对面》、重庆卫视的《大声说出来》等栏目以及已经停播的山东卫视的《打开你的心结》、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河北卫视的《情感大裁判》、辽宁卫视的《复合天使》、贵州卫视的《调解现场》等栏目都是现在或当时在各省乃至全国都有较大知名度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综观以上栏目，不难发现即便这些栏目的具体细节各有不同，但都是受《真情》启发、有《真情》影子、在《真情》基础上改进变化而来的，笔者在此将它们的共同特点称为“《真情》时代”特点。

（一）节目名称

“《真情》时代”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的栏目名称多用带有明显情感色彩的字眼或是直接使用“调解”一词。这样的定名思路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制作人试图以直白语意引发受众共鸣从而引起他们收看欲望的心思。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热潮还没到来之前，看电视仍是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首选消遣方式，“直抒胸臆”的节目名称正好可以吸引一大批目标受众——广大中老年人的目光。

（二）谈话环境

在谈话环境的布置上，“《真情》时代”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大都选择明亮安静的写字楼会客室或简约舒适的心理咨询室风格。沙发、桌椅、茶几等简单陈设配之以演播室相对单一的色调和轻柔悲情的背景音乐营造出一种正式、专业且稍感压抑、失落的氛围。

（三）调解主题

感情纠纷引发的夫妻间矛盾、亲人间矛盾、情侣间矛盾是“《真情》时代”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不谋而合的主要调解主题。这再次印证了这一阶段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将中老年人作为主要受众群的受众定位，毕竟家长里短的感情纠纷不会是广大青少年的兴趣所在。

（四）调解过程

当事人出场和介绍被调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调解类谈话节目调解过程的开始。在“《真情》时代”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中，矛盾故事的介绍形式主要是主持人简述、当事人自己讲述和观看前期采访短片（或情境再现模拟短剧）三种。而无论哪种形式，介绍过程都常营造出“悲剧开始”的绝望气氛。

主持人和嘉宾不断询问矛盾细节、不断给出推测判断与调解建议是调解过程中的主要部分。“主持人+情感专家/法律顾问/心理咨询师/人民调解员”的组合似乎是“《真情》时代”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的标配，主持人的主要作用不外乎介绍当事人、讲述或引导当事人讲述矛盾故事、缓和当事人激动情绪等，而专家们则从各自领域的专业视角出发力求给出专业、理性、客观的建议。

在“《真情》时代”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中，总有不少镜头是当事人掩面哭泣、怒火中烧。为了增加话题性、制造节目爆点，主持人有意渲染矛盾严重性的做法也并不少见。有时，甚至能看见矛盾双方在节目录制现场激烈争执、在前期采访短片中大打出手的画面。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调解类谈话节目在调解过程中总给人一种严肃、紧张的压抑感，观众仿佛只有在节目最后看到双方和解的时候才能松一口气。

（五）调解结果

专家型调解嘉宾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真情》时代”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调解结果的明确性。要么调解成功：摒弃前嫌，重归于好；约法三章，延期观察，关系缓和。要么调解失败：不欢而散，老死不相往来。无论如何，总有类似“签定一纸调解协议”式的明确结局给这期节目画上句话号。

二、调解类电视节目新特点——以《四大名助》为例：全新模式，趋综艺化

（一）节目名称

《四大名助》首先在节目定名上就打破了原有的“以强烈感情色彩字眼冲击视觉，开门见山指明节目内容”的模式，从综艺视角出发，选择了引发受众好奇心的思路——“四大名助”是谁、“助”什么以及其与“四大名著”谐音的特点等都将引发受众的好奇心，从而激活潜在受众内心的收视欲望。

在“互联网+”、新媒体浪潮愈演愈烈的今天，将在移动终端上通过网络收看电视节目的广大年轻群体作为节目的核心受众才是明智的选择。而《四大名助》的定名正好消除了广大年轻群体对“《真情》阶段”调解类电视节目从看到节目名称开始就产生的抵触感，当他们的好奇心一旦被勾起，这档具有全新面貌的、轻松的、综艺化的调解类谈话节目必能将年轻人转化为核心受众。

（二）谈话环境

《四大名助》的舞美、灯光等环境设计一改 “《真情》时代”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正式、简约、严肃的风格。缤纷的色彩、混搭的陈设、卡通的道具、以轻快活泼曲风为主的背景音乐以及舞台上所有人（四位名助与当事人）不穿鞋子、席地而坐、怀拥抱枕的创意无不营造出轻松热闹的氛围。正如节目口号里所提到的“坦诚没烦恼”，幼儿园、游乐场式的环境潜移默化地减少了当事人的拘束感，使矛盾双方都能舒适、随性地畅所欲言。

（三）调解主题

如果说专门化的主题选择是“《真情》时代”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调解主题上的特点，那么《四大名助》调解主题的选择则呈现出“去专门化”“矛盾泛化”的特征。矛盾双方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夫妻、亲人、情侣，而扩展到朋友间、同事间、上下级间；矛盾类型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感情纠纷，而是各种五花八门、意想不到的新奇烦恼——妈妈沉迷电脑游戏、妈妈做菜太难吃、爸爸太爱我、爸爸太贪玩、朋友太抠门、妹妹太爱国学、弟弟太爱昆虫、姐姐太爱狗等。这一方面更接近生活现实，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节目的多元性、立体性、话题性。

（四）调解过程

由四位名助中的一人读烦恼者来信或由他们中的两位根据来信边读边场景式地演绎再现矛盾现场，是《四大名助》向观众介绍被调解事情（节目中称为“烦恼”）的方式。名助读信时故作夸张的生动演绎在给节目增添看点之余，更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调解过程的综艺、娱乐基调，观众们听故事时不再是压抑着满腔愤怒或同情或绝望，而更像是聆听一件趣事，收获一次见闻。紧接着，类似法庭上原告方的烦恼受害者（即来信者）从舞台的滑梯上滑落到塑料球池中，充满童趣的出场方式再一次加固了节目综艺化的定位。

没有传统观念上的主持人、情感专家、法律顾问、心理咨询师、人民调解员，四位固定的娱乐圈明星（后变成三位固定明星和每期一位明星嘉宾）即组成“四大名助”阵容，他们以非专业人士的寻常百姓视角、以嘻笑怒骂的脱口秀式的方式进一步询问矛盾细节，引导台上的“原告”与坐在观众席中的“被告”（即烦恼制造者）当场沟通，进而给出“老百姓”式的调解建议。

总的看来，《四大名助》调解全程鲜有紧张、压抑的时刻，“素人真人秀”式的综艺趣味性是其与“《真情》时代”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最明显、最根本的区别。如妻子“状告”丈夫太懒，甚至自己怀孕即将生产之际还被在病床旁陪伴的懒惰丈夫要求喂他吃零食；男友“状告”女友疯狂追星至走火入魔；女儿“状告”妈妈做菜太难吃还强迫家人吃她做的菜；下属“状告”上级总爱在公司里跟同事们“恶作剧”。可以想象，这些矛盾若放在“《真情》时代”的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中怕是会听到“丈夫如此懒惰不值得你再坚持下去”“这样的女友你该尽早分手”“妈妈可能有某些心理方面的问题”“上级的‘恶作剧’行为有违道德”等“上纲上线”的建议。而在《四大名助》中，我们却看到了丈夫上台体验分娩痛感、名助们集体给某韩国明星粉丝群体道歉、名助们和现场观众尝试“黑暗料理”的让人捧腹的画面，听到了“你们年终奖那么高，‘活该’被上级‘恶作剧’”的轻松调侃。

如果说尽可能削减歇斯底里或沉默绝望的极端负面情绪是“《真情》时代”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调解目标所在，那么《四大名助》的调解目标更富有“改点小毛病，让爱更爱”的正能量色彩。

（五）调解结果

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得到何种协调、矛盾双方的关系今后何去何从不是《四大名助》关注的调解结果。甚至多期节目中的“被告方”在调解过程最后都仍然表明会坚持自我，继续“制造烦恼”，但节目气氛也并未因此陷入尴尬、消极，“原告”也多是满面笑容地离开现场。毕竟生活中的太多烦恼与人际矛盾本就不是可以靠外人的一时调解得以释怀与解决的。

《四大名助》呈现给观众的调解结果是攻擂守擂成功与否的竞争式结果，结果的决定者不是矛盾双方和四位名助，而是全体现场观众。调解过程结束后，观众们随即现场投票——认为这确实是一项让人头疼的矛盾的即投一票，票数到达一定标准后即宣告“烦恼成立”。在此基础上，如果获得历史最高票数则可以独享“烦恼王”宝座，成为“擂主”，直到票数更高者出现将其取代。而“烦恼不成立”者在节目中也是常有出现的，由此打破了“《真情》时代”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中存在的“‘原告’值得同情、‘被告’千夫所指”的思维惯性。这种竞争式投票环节的设计无疑是对该节目趋综艺化特点的又一次印证。

三、结语

麦奎尔等人根据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归纳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并且抽出了它们共通的四种基本类型，第一种便是“心绪转换效用”，即“电视节目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四大名助》正是敏感地把握了“心绪转换效用”的特殊意义，突破原有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的模式，创新升级，以综艺的节目风格使人们日常生活的压力负担和人际间矛盾冲突的紧张感得到释放。这大概也是《四大名助》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尼尔?波兹曼说，“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在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不断强化的今天，《四大名助》该如何严肃地娱乐下去，延续调解类谈话电视节目的创新升级，是后续值得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6.

2.张丽.我国调解类电视情感谈话节目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

3.张洁.调解类电视节目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2.

4.潮流“另类”《四大名助》，开路中国电视“民生综艺”时代.[EB/OL].[2016-03-26].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01118345.html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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