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这情景令人无限感慨。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读的乃是天体物理，是莫里哀、塔西陀和格劳秀斯，是罗马史，并不是“故事会”。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幸福的场景绝不是学院里研究生的求学时光，而是一个普通钟表匠和他的儿子的日常生活。而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场景的重现：一个修表师傅或者鞋匠，能够一边在街头劳动，一边与他的儿子讨论康德、黑格尔、德里达、玻尔和爱因斯坦。

卢梭的童年生活便是那个时代欧洲工匠阶级日常生活的写照，而我们将会看到，7岁时的烛光最终变成了《社会契约论》照彻全人类数个世纪的灯火。

实际上，欧洲文艺复兴的主体并不是所谓“人文主义者”，因为它的主体，就是卢梭老爹那样的工匠阶级。不必说在文艺复兴初期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与劳动实践完全脱离，即使当时的“人文学者”的生活也完全如此。人文学者们重视的是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而并不是卢梭的老爹在修表过程中研究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这类著作，人文学者们既不会修钟表，当然也从不关心一切能够减轻劳动负担的技术性问题，恰恰相反，在人文学者们看来，钟表匠们关心的只是些“愚蠢的问题”，这是因为人文学者不必修理机械和地球，他们依赖王公、贵族和银行家的资助为生，并持有其资助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他们蔑视体力劳动者。

科学史家齐塞尔正确地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与劳动的关系，他指出，那个时候，外科医生与理发匠没有区别，艺术家与刷墙工和裱糊匠没有区别，科学家与石匠和钟表匠没有区别。后来名震欧美世界的“共济会”，起初也不过是下层石匠的行会组织（后来美国多名总统都是“共济会”成员），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统统为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所鄙视：

“技”艺和“文”艺的社会对立，脑体的对立，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智慧活动和职业活动。大学训练出来的医生钟意于对古代医书评头品足；而需要动手术和做解剖的外科医生则与理发师为伍，社会地位与助产士相差无几。文人学者与艺术家（指艺术性的技师——引者注）相比，人们更仰慕前者。14世纪，艺术家还没同刷墙工和石匠区分开来。

实际上，推动了包括哥伦布航海在内的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人们，就是一群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普通劳动者，尽管他们在大学里的人文学者们眼里是“下等人”：“在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之下的是手工艺人、水手、造船工、木匠、铸造工和矿工。他们在技术进步和近代社会发展的道路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们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和枪支；建造起造纸厂，钢丝厂和模具厂；他们创造了鼓风炉，16世纪把机器用于采矿业。他们冲破行会传统的限制，受到经济竞争下产生的发明的鼓舞。无疑，正是他们成为经验观察、试验操作和因果关系研究方面的先驱。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可能还是文盲，正因如此，今天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工匠中也分高级工匠、艺术工匠和一般的手工业者。高级工匠，正如卢梭的老爹一样，正是一群热爱读书和善于学习的“文化人”——非常幸运的是，欧洲的文字绝没有汉字那般的繁难，即文字没有成为阻碍知识向下层传播的樊篱，何况那些被当时的“人文学者”鄙视的“不着调的知识”也并不是用拉丁文写的。而通过读塔西陀和莫里哀，通过读牛顿和宇宙多元性的学说，这些高级工匠和饱学的天文学家、医生、人文学者有过接触。从这些学者朋友那里他们知道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和维特鲁维奥；但他们的创造精神是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尽管他们不能将这些实践知识理论化、体系化，但他们贡献了多数的技术发明创造，从而成为真正的科学先驱。正如齐塞尔所说，虽然“不能把这些高级工匠叫做科学家，他们是最贴近科学的先辈。他们理所当然成不了当时世人眼中可敬的学者。科学方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智力的系统训练与实验观察在1600年以前仍然是割裂的。前者把持在上层有学问的人手里，这些人包括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而后者则或多或少地留给了下层平民劳动者”.。

“工匠”与“学者”之间彼此隔绝的局面，在16世纪终于得以改变。这首先就是由于欧洲的宗教改革——或者干脆说是“宗教迫害”运动，工匠们为了躲避宗教迫害，纷纷逃亡，这就使得工匠行会在北欧和英格兰聚集起来，工匠们的力量在那些地区空前壮大了，工匠组织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于是，工匠们不再满足于“行会”这种组织形式，而是要形成一个“行会”的大联合，在卢梭的家乡日内瓦，他们把这种联合体称为“共和国”，并开始把自己称为“公民”或者“人民”。

卢梭生来就是“公民”，这是喜好读书钻研的父亲的另外一个遗产，于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成名作）这是指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封面上郑重其事地印上：“日内瓦的一位公民作”。

实际上，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人民”，以及马克思所指称的“无产阶级”，都是受到了卢梭“公民”概念的启发。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发明了“人民”这个概念，他按照主权、人民、法律和共和国之间的相关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但是这些名词往往互相混淆，彼此通用；只要我们在以其完整的精确性使用它们时，知道加以区别就够了。

无论公意、法律、主权还是共和国，它们的基石都是“人民”。我们要记住的是：法语“人民”（le peuple）如同西班牙语的“人民”（el pueblo），都不是“每个人”的同义词，它指的是被统治的“劳动阶级”，是有文化、有手艺的劳动者。而卢梭所谓“人民”的基础，其实就是工匠阶级。

要知道什么叫做日内瓦公民，首先就要了解日内瓦共和国形成的过程，特别是要了解16世纪以来欧洲特殊的宗教背景：西班牙帝国要推广天主教，开始大规模迫害异教徒，这里的异教徒便是基督教新教徒、犹太教徒，它的迫害方式首先是流放，其次是追杀。菲利普二世以来，西班牙帝国所发动的一系列对荷兰、英国的战争，都是这种追杀异教徒的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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