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由路德编译的《新约》出版，《新约》采用的语言是德文而非拉丁文，这是宗教改革运动走向高潮的标志。宗教改革运动将欧洲的基督教一分为二，即划分为天主教和新教。由于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流放和追杀，新教徒工匠的大部分跑到荷兰、英国、德意志，还有一部分跑到了日内瓦。不过，西班牙帝国有意识的迫害运动却充当了“历史进步的鞭子”，它产生了一个无意识的结果，即导致了欧洲的工匠师傅由原本经济发达、贸易集中的南欧向当时相对闭塞的英格兰、北欧流散，这种“工匠”的大流动造成了手工业行会的大聚集，它最终为经由行会向工厂生产的大转变，即我们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历史条件。

瑞士人的名言是：“瑞士之所以成为瑞士，是因为有些德意志人不愿做德意志人，有些法国人不愿做法国人，特别是有些意大利人不愿做意大利人，于是，这些人一起成为了瑞士人。”瑞士以制表业和私人银行业著称于世，但是，钟表业却并不是瑞士土生土长的，16世纪末法国的宗教大屠杀导致了大批追随加尔文的胡格诺教徒逃到瑞士，这才带来了制造钟表的技术。至于私人银行业，其直接起因是欧洲工匠因逃避宗教迫害，携带着财产从南欧和法国逃到瑞士，而它更初始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带兵出征的欧洲贵族将其财产和掠夺来的财物交给代理人经营，由此产生私人银行业务的萌芽。这个萌芽，随着欧洲内部愈演愈烈的宗教战争的扩大，随着国王们为了扩大战争而日益增加的筹款需要，而日益庞大起来。

卢梭出生的时代（即1712年）的日内瓦，只有1.8万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有三个：其一，他们都是新教徒，即不同于天主教徒的基督教徒；其二，他们都是因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宗教迫害，因为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被赶到北欧的流亡者，即都是移民；其三，他们大部分是工匠劳动者，他们的组织形式与教会不同，是行会。

日内瓦作为一个“行会师傅的逃难之乡”，作为“流亡者的避难所”，相较荷兰这种海平面以下的地方，或英格兰那个孤岛而言，自然条件还算是好的。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的日内瓦，作为一个与欧洲各大君主国没有联系的、孤立的“移民共同体”，很自然地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工匠为主体的“公民”们每年聚会一次，选举他们的管理者和官员。因此，日内瓦号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共和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表明，“民主”并非从天而降，它往往是与移民社会、工匠劳动者社会相联系的，更为严格地说，更是与欧洲历史的独特遗产——严酷的宗教迫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欧洲那样残酷的宗教、种族迫害经历，也缺乏“行会”这种工匠劳动者组织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便难以理解与之相伴随的宗教反抗、阶级斗争、行会聚集乃至大规模的移民—工匠社会的形成。

实际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以“公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起初是为日内瓦所设计的），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流亡工匠代表大会”制度，《社会契约论》日后成为了美国《独立（大会）宣言》（即我们常说的《独立宣言》）的蓝本。而与后来的美国社会一样，日内瓦移民社会的前提是：作为有手艺的劳动者，共同体成员没有什么先天社会背景，即“起点相同”，因此，民主的基础就是劳动者的平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完成稿）中曾盛赞北美的移民社会，认为“移民社会”有利于摆脱旧世界的交往方式，而采取全新的交往方式，这显然是受到了卢梭的启示。与卢梭一样，马克思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为了在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组织（指正义者同盟）而作。

欧洲的十字军运动使得传入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播散到欧洲，而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则造成了工匠的集聚，航海事业又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新的知识，这一切都促成了知识与劳动的结合，而知识与劳动结合的动力是现实生产的需要，也正是在这种结合中产生了近代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展示出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二，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第三，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在此以前还见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

这种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情况，是在1500年之后方才发生的。而在文艺复兴的前期，却一方面是人文学者为宫廷提供知识，一方面则是工匠们的技术发明远远地把人文学者们甩在了后面，现实中仍是手脑分离的状况，经院哲学和神学传授的知识与现实世界中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16世纪，这种分离的状况才终于随着欧洲封闭状态的打破而改变。从那时起，首先是统治者们开始更加关心“海外的财富”，关心那些能够使他们在彼此争战中掌握先机的武器制造技术，关心那些能为他们筹措战争和航海经费的货币操纵者。于是，从战争国债筹措者中产生了资产阶级，从海外贸易中产生了大贸易商，而从工匠中则产生了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在1550年前后，欧洲的“人文学者”们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关注起手工劳动者和他们的工作方法了——工匠与人文学者的结合开始了，正是由于这种结合，我们后来所谓的“科学家”产生了：

到1550年左右，随着技术的进步，机械技术在经济上变得相当重要，一些学者开始对它产生兴趣。编写的拉丁文和本国语的书籍，内容涉及地理发现、航海和制图、采矿和冶金、勘测、机械加工以及炮术。最终存在于不同科学方法之间的社会界限消失了，高级工匠的方法被有学术素养的学者们采纳。真正的科学终于诞生。大约1600年左右，这项工作由威廉·吉尔伯特（1544—1603）、伽利略（1564—1642）埃德加·齐塞尔以伽利略为例，说明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发现与技术、军事工程学和艺术家技师之间的关联性：“伽利略经过40年的潜心研究，把工匠用的试验方法和测量方法与精深的数学分析结合到一起，才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使用的两种方法后来成为近代科学的方法。”（参见［奥］埃德加·齐塞尔：《科学的社会学起源》，见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88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和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来完成。

总之，16世纪末手工劳动者所使用的方法能提升到有学术素养的人接受的程度，对科学形成是决定性的事件。在智慧活动的不同层面中，上层贡献了逻辑训练方法，对知识和理论的兴趣；下层贡献的是探究因果关系的精神、试验方法、测量方法、操作的定量原则、对学术权威的漠视，以及真正的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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