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培根看来，文艺复兴也是从基督教中脱胎出来的，“人文学者”身上还带着教士的影子，他们争来争去，争的无非还是些抽象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绝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提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主要地占据了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那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培根把西方的“学术革命”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和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这里说的“第三阶段或时期”指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神学和经院哲学有碍于人类理解力的发展？这就是因为它们把知识活动束缚在人的头脑之中，它们依赖的工具是不可靠的想象、联想和幻想，它们限制着人类的观察能力，而对经验的鄙视则阻碍了对自然的探索和了解：

人们认为，若与那种局于感官、限于物质的一些实验和特殊的东西保持长久而密切的接触，就有损于人心的尊严；特别是因为那些东西要搜求是费力的，要沉思是不值的，要讲述是粗俗讨厌的，要实践是不够旷放的，而其数目又是无限，其精微处又是过于纤细。这样，对于经验，且不说是予以放弃或处理不善，乃竟是以鄙视的态度而加以排斥；因而最后就走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真正的道路不只是被放弃了，而竟是被锁断和堵绝了。

因此，培根要求将“想象力”与“理解力”分开，将头脑与手的实践、眼睛的观察分开，同时将神学和经院哲学诉诸的“信仰”与解释自然的科学知识分开：

因为要尊奉错误为神明，那是最大不过的祸患；而虚妄之易成为崇敬的对象，却正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个弱点。而且现代一些人们正以极度的轻浮而深溺于这种虚妄，竟至企图从《创世记》第一章上，从《约伯记》上，以及从圣书的其他部分上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这乃是“在活人中找死人”。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制成为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产生荒诞的哲学，而且还要产生邪门的宗教。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仅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那才是很恰当的。

所谓“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把那属于科学的东西交给科学”。培根强调：不能用基督教信仰的思维方式研究或干涉自然科学，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培根先于康德涉及了信仰和科学的二元性问题，虽然他这里的“信仰”还是传统基督教的神启宗教，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法则”。

在培根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就是卢梭。培根以神学和经院哲学为批判对象，卢梭则以人文学者和启蒙主义为批判对象，卢梭尖锐地揭示出启蒙思想中的幻想和神学因素，当然，也就是因为这种深刻而犀利的批判，卢梭把同时代的启蒙者全都得罪遍了。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文章中指出，欧洲和法国流行的科学与艺术，无非是建立在想象和幻想基础上的观念与语言的游戏，它与观察和试验相脱离，也与现实的生产活动相对立，这种科学与艺术越繁荣，文明也就越堕落。在欧洲，虽说上帝的权威被动摇了，但这不过是以无形的法则和观念代替了有形的神，不过是将神学的统治转变为形而上学的统治，而迷信依旧。

下面，我们就通过介绍这篇文章，来阐述卢梭的观点。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卢梭10岁的时候，钟表匠老爹也因为斗殴伤人而“跑路”了，他从此便成了真正的孤儿。没有饭吃，怎么办？只好去学手艺，日内瓦城里的各种手艺他几乎尝试了一遍，而工匠师傅们对他的评价则基本相同：这个孩子蠢得活像一头驴。

卢梭其实一点也不蠢，像一切天才那样，他这株奇葩只不过是开花比较晚而已，他少年时代所学的那些手艺，后来几乎都派上了用场，特别是抄乐谱。卢梭一辈子全靠抄乐谱为生，他甚至是一个相当杰出的音乐家。当卢梭成了整个欧洲的思想明星之后，还是靠抄乐谱混饭吃，多少达官贵人、名媛淑女，就是为了一睹大思想家卢梭的风采，特意跑去请他抄乐谱。卢梭秉承了工匠世家的职业伦理，保质保量，一丝不苟。到了晚年，卢梭抄乐谱的手工费非常高，当然，他抄的乐谱也极其精美。卢梭一生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劳动者。

但是，当伟大天才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大家对他却完全失去了耐心，而卢梭本人更是对学手艺这件事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他被逼无奈，给自己想了一个招儿——他听人家说，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钱管饭的，那就是天主教“圣灵收容院”。卢梭是一个异教徒（加尔文教徒），如果想重新归化天主教，就有一个“灵魂培训班”等着他，去上这个“思想学习班”，到那儿反省，就会得到钱。这样，他为了吃饭，就这样背叛了自己的宗教，不得不把“灵魂”给出卖了。

卢梭这个苦儿于是流浪到了南欧，进了撒丁王国的都灵圣灵收容院，出卖自己的灵魂，改奉天主教。卢梭在那里洗心革面了三个月，但却大失所望地出来了，因为反省班出来之后还是没有工作；从“天国”里出来，还是没饭吃。出了“天国”的门，卢梭只好又回到了“人间”，于是，他就不得不去法国一个专门“改造灵魂”的人那儿当助手，他原本以为这个人是个老太太，但是去了一看，却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一个美少妇，这个美少妇就是华伦夫人。

那个时候，卢梭16岁，华伦夫人28岁，对无家可归的卢梭来说，华伦夫人的家就成了他的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卢梭和华伦夫人一起住在法国的乡间；在那里，他成为大自然的观察者、研究者（在大自然中旅行并收集标本，这是卢梭一生的最爱）；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法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的急遽分化，从而开始深入思考“人类不平等”的问题；在那里，他远离了欧洲城市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和无聊论辩，远离了那些“无用的知识”，从而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与劳动和手艺相比，一切以“人类灵魂”为说辞的营生都近乎欺骗。

奇葩总是很晚开花，卢梭成名其实也很晚。卢梭的出名，是由于他的一篇征文习作。1749年夏天，年近40岁的卢梭依然在法国城乡间游荡，默默无闻，而一个偶然的机遇，他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属于当时欧洲最富裕、文化最发达的勃艮第公国）的1749年度征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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