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成为“雇佣工人”的生存形式，而教养的“占有”则成为“有教养者”的特权。

精神哲学根据其神学起源对自然科学和由自然科学促成的工业一无所知，也没有认识到，人在工业劳动中物化了自己，却没有积极地表现自己。

——卡尔·洛维特

当《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风靡欧洲的时候，清王朝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顶峰，拥有“十大武功”的乾隆皇帝足以成功击退来自廓尔喀和回疆的挑战，更雄视海上的荷兰、英国势力如同海盗、倭寇。乾隆时代，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32��5％，即使是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也不能与康乾时代的清帝国比肩。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在卢梭看来已经日益腐化，而且即将走向衰落和崩溃。

卢梭预言清王朝必将垮台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中国竟然按照一个人是否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来选拔官吏；第二，中国普通百姓缺乏读写能力，在中国，文化是一种特权并与劳动和劳动者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国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程度都落后于欧洲，换言之，一个由少数人垄断着文化知识的国度绝非战无不胜。

卢梭这样说：

我们为什么要到远古的时代去寻找事实的证据呢？其实，可靠的证据就在我们眼前。在亚洲有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当高官。如果科学可以使风俗日趋纯朴，如果科学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牺牲，能鼓舞人的勇气，中国人民早就成为贤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了。如果他们不是满身恶习，如果罪恶之事在他们中间不是司空见惯，如果大臣们都有见识、法律都很严明，如果这个庞大帝国的众多居民能保证自己不受愚昧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那些饱学之士对它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满身的荣誉能给它带来什么好处？让它处处都是奴隶和坏人吗？

清王朝固然在经济上是首屈一指的，固然在文化和艺术上也是领先于世界各民族的，但是，这种令人骄傲的文化却与现实的生产活动无关，中国士大夫文化鄙视劳动者，因此，它就不能发展出欧洲那种立足生产实践又推动生产发展的科学。

自汉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即以周之“文饰”教育选拔社会精英，魏晋尚清谈文辞，至南朝梁武帝，则开创了以“诗文取士”的先河。隋朝立国，即看到这“重文”之弊，《资治通鉴》说：

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诞为清虚…缘情为勋绩……构无用以为用也。

李谔的这番话非常著名，只是他虽看到了问题，却不能纠正，而唐开“文辞进士科”，则进一步助长了虚文作风，可见风气既成，如江河日下，非有大力，实难以变革。

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观察同样是敏锐的，中国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士大夫文明，从本质上说，如果不是脱离现实的，便是把人民培养成奴隶和乡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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