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谔所谓“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是指孩子还没有学会数数，便先学作诗，而这也便是卢梭这样沉痛地说道的：

你们的孩子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却能说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会作一些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孩子们不仅没有学到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本领，反而学会了一套善于诡辩的技能，把真理与谬误搞混，使人分不清真伪。什么叫崇高，什么叫正直，什么叫谦和，什么叫人道，什么叫勇敢，他们全然不明白。“祖国”这个亲爱的名词，他们充耳不闻。

卢梭问：欧洲的科学进步了、艺术繁荣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饭吃的人越来越多了，关心现实中劳动者处境的人反而更少了，因为有本事的人都去追求学术和艺术去了：

为了学者们的利益而设立那么多机构，反而模糊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学者们为搞科学研究而搞科学研究。从人们采取的办法看，似乎是担心农夫太多而哲学家太少。我不想在这里贸然把农业和哲学加以比较，人们是不喜欢做这种比较的。我只想问一问：什么叫哲学？最著名的哲学家的著作里讲了些什么？

大哲学家们啊，我们是从你们手中学到许多深奥的知识的，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不教给我们这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是不是就不会治理得这么好？是不是就不这么为人所畏惧了？是不是就不这么繁荣或者更加邪恶了？现在，回过头来谈你们的业绩。请你们想一想:连你们学者当中最有知识的学者和公民当中最好的公民所完成的那些业绩对我们的用处都如此的微乎其微，那么，对于那一群空耗国家钱财的不入流的作家与游手好闲的文人，我们应当怎样评说呢？

清代的郭嵩焘是驻英大使，这个人算是严复的入门师傅。作为一代改革家，郭嵩焘深刻地批判士大夫的作风与文风，他说：唐代重视艺术和文辞，宋代重视致知穷理，这统统都是对知识的败坏，而从那之后，中国文明就走了歪路，因为士大夫与老百姓心里隔着一座大山，他们思考、研究的问题统统与老百姓的生活、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这样的知识越多，知识者便越反动。而郭嵩焘的看法其实也与卢梭相同，即认为与现实生产实践无关的“艺术和学术败坏了人类”，“文士”和理学家们更把政治、经济、司法和军事当成“贱业”而加以鄙视，而这样的“文士”和欧洲的形而上学家一样，实则乃是游手好闲的“闲民”，统统是些无用之物，是文明发展的绊脚石：

古无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学。其能为士者，与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养。其有禄于朝，则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则任为府史。……至汉犹然……或历仕公卿，或怀道守节，隐见不同，而皆不辞贱役，所资以为养然也。唐世尚文，人争以文自异而士重。宋儒讲性理之学，托名愈高而士愈重。人亦相与异视之，为之名曰“重士”。不知所谓士，正《周官》所谓闲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然且不能自养，而资人以养，于国家奚赖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峨冠博带，从容雅步，终其身为士者，而士之实乃终隐矣。

这就是说，战国时代卿与将是不分的，此即所谓“出则为将，入则为卿”，文与武也是不分的，“士”并没有脱离现实事务，更未将此视为“贱业”。大规模崇尚虚文的作风是唐宋之后才形成的，郭嵩焘指出：这种作风不能被视为中国文明的进步，毋宁说是文明的退化。

李约瑟曾经认为，中古时代的中国社会非常适合发展前文艺复兴时期水平上的自然科学，而且有适合这种科学水平的“无为”观念，但是，这种“无为”的观念却像“高水平均衡陷阱”一样，又不能使中国产生近代式的自然科学，因此，非有现实运动的干涉，否则立足于抽象思辨的无为哲学便很难产生近代科学突破。李约瑟把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归因于中国的“官僚科举制度”阻碍了近代欧洲那样的商业行会的出现：

在中国文明中，决不可能出现一个商业占优势的社会秩序，因为官吏体制的基本观念不仅与贵族封建制度的世袭原则相对立，而且也与富商的价值体系相对立。在中国社会里确实可能有资本的积累，但要将其运用于长期生产性的工业部门，则总是受到学者型官僚的压制，其他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的至高无上地位的社会活动无疑也遭此同样命运。因此，中国的商业行会从未获得过接近欧洲文明中的城邦商业行会那样的地位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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