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5日，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同志在“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上这样说道：“方大曾和冯雪松，两代记者虽然生在不同年代，但是身上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面向现实，深入实际，不畏艰难，忠实记录时代，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鼓与呼，这种精神应当在中国记者中弘扬。”

时隔一年，这掷地有声的评价不仅言犹在耳，更引发了人们对新时代传媒界践行“工匠精神”的深入思考。换言之，对家国记忆和民族历史钩沉发微、一丝不苟的执着追问；在探索之路上的清苦挫折、困境挑战前不断超越的坚韧勇气；对理想信念、情怀使命不忘初心、风雨兼程的忠诚敬畏，是“两代记者”的鲜活故事中的共有灵魂，而这份穿越时空的默契与交叠更昭示了在当下时代呼唤“工匠精神”的深意。

冯雪松是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纪录片导演，也是十七年如一日寻找上世纪30年代失踪战地记者方大曾的传媒人。我国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教授曾评价冯雪松对方大曾的不懈寻找是“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和中国战地摄影史研究做出了一大贡献”。2015年12月，在第五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典礼上，组委会特设向冯雪松致敬环节，以表达国内同行对其“寻找方大曾”事业的礼赞。2016年4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二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的榜单上，冯雪松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和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荣膺“组委会特别奖”，再次收获了来自中国新闻学界的至高敬意。

载誉颇丰的背后，是冯雪松一如初始的匆匆步履，“守根本，不忘本，行万里路，认一条路；立恒志，不忘志，读万卷书，破一卷书”，关于未来，他从容且坚决——“对于方大曾，我要将寻找进行到底”。

职业经验牵出的寻找之旅

1999年初，时任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专题部《美术星空》栏目编导的冯雪松，在办公室里收到了一份由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先生发来的传真，内容是希望合作推广一本关于抗战初期战地摄影记者方大曾的书籍。这是冯雪松生平第一次听到“方大曾”的名字，不料竟从此结缘。冯雪松说，那份传真其实并非是明确传给他的，但职业经验让他感觉到方大曾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历史人物，而当时的人们对这个人物知之甚少。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欲和极强的职业敏感让冯雪松果断把握住了这个不经意的邂逅，并很快开始了以《寻找方大曾》为主题的纪录片拍摄。在他的努力下，《寻找方大曾》于2000年先后推出两个版本，并一举获得了第十五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段看似足以告一段落的寻找之旅，对于冯雪松来说，却只是开始。他谈道，“纪录片播出之后，我总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就是觉得还有很多东西了解得还不够深、不够细。同时，纪录片拍摄完成后，还有一些方大曾的作品在视线之外陆续被发现，这又让我进一步产生了兴趣。我想，究竟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再度去发现他，找到他呢？这个人这么年轻就失踪了，如果我们不去寻找他，他就彻底地消失了。能把他的作品搜集起来，至少对他的家人是一种告慰”。正是在这种锲而不舍的追问中，冯雪松对于方大曾，对于自己的寻找之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坦言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曾将信将疑，也会犹豫方大曾的历史价值究竟有多大，但是随着散落在报刊上有关方大曾的作品被发现得越来越多，随着对方大曾的进一步了解，他逐渐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明确了关注和挖掘方大曾历史线索的真正意义。他说，“我慢慢感觉到，我们做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对一个家庭情感的交代，而是在弥补一段国家的记忆，弥补我们曾经缺失的一段历史”。

时至今日，冯雪松不仅为“寻找方大曾”拍摄了两部纪录片，撰写了一部专著，更是在方大曾的最后失踪地河北省保定市为其开设了一间纪念室，供后人凭吊。同时，经过努力，央视网公益频道为“寻找方大曾”开辟了专题网页，给冯雪松的寻找之旅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9月起，冯雪松启动“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计划在两年时间里陆续走访国内二十所高校，将战地记者方大曾的故事和“寻找方大曾”的公益事业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学子。他介绍道，“‘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已经先后走过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9所国内知名高校，第十期活动将于今年7月在河北大学举行。同时，我们已经确定了明年7月的最后一期‘校园行’将前往方大曾生前好友范长江的故乡四川内江，与内江师范学院范长江新闻学院的学子们共叙范方恩谊”。谈及这个计划，冯雪松还饶有兴致地提到，“前几天我去拜访方汉奇先生，他评价此事说，‘范长江与方大曾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范长江、方大曾两位当年的战友能在内江相聚，将是新闻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始，冯雪松为寻找方大曾这位“第一个现场报道卢沟桥事变”后离奇失踪的英雄人物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期间的奇情壮采足以令人驻足慨叹。而在被问及走上这条寻找之旅的最初动因时，冯雪松的回答却直白得令人动容，他说，“对当时的我而言，工作就是对一个一个选题的执着和认真，就是想更好地用镜头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想抓住一切宝贵的机会去编出有温度的片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接触到了方大曾的选题，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做好。如果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又怎么能轮到我来做呢？我又有什么理由要放下呢？”

无人问津的阶段持续了很久

冯雪松半开玩笑地聊道：“一位纪录片编辑曾对我说，‘冯老师，要放在今天，你报方大曾这个选题一定通不过，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意味着没有收视率’。还有一位厦门大学的教授对我说，‘你一个项目做了十几年，要放在高校，别说职称评不上，就连考核都通不过’。不仅如此，我们在电视台工作，做节目也讲求绩效，人家一年做十几个片子，我一年半只做一个片子，所以曾有朋友善意提醒我：‘差不多得了，哪儿找去！’”回忆起这条充满崎岖甚至质疑的道路，冯雪松将途中所遇到的一切苦乐都化作了人生的财富，他说道，“我理解他们的善良用意，也坚持着自己的脚步。今天传媒界都在倡导‘工匠精神’，在我看来，所谓‘工匠精神’就是横一条心，走一条路，成一件事，就是程门立雪，凿壁借光，卧薪尝胆，巧夺天工，就是千里走单骑……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如其所言，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耐力与智慧，冯雪松不可能在这条漫长且未知的征程里克服重重困难，让一个消失了几十年的生命在历史碎片的拼接中重放光芒。

2002年，冯雪松被中央电视台派驻澳门记者站工作，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驻站生涯，然而“寻找方大曾”的行动却仍然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在拍摄完纪录片后的十年里，无论是在澳门、香港，还是在北京、上海，冯雪松一直默默地收集着方大曾的踪迹，并陆续在《良友》《世界知识》等报刊资料上发现了与方大曾有关的线索。除此之外，冯雪松还利用不同形式对方大曾做着推广，比如在个人博客中会经常提到他，发表“小方今年99”“方大曾是否在人间”等主题的图文。2012年方大曾诞辰百年之际，冯雪松还专程邀请陈申先生和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先生，联系央视网做了一期纪念访谈，叫做《一个时代的倒影——寻找方大曾》。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个人博客还是纪念访谈，有关于此的所有尝试几乎都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兴趣，这种无人问津的阶段伴随他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让冯雪松没有想到的是，这段踽踽独行的孤独却因为一本书稿的邀约而洞开了一个新的局面。2013年，在陈申先生的推荐下，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找到他为方大曾写一本书，打算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节点推出。接到这个任务后，冯雪松马上开始搜集资料，2014年3月份动笔，6月份就写完了。他谈道，“其实当时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有太多的未知和空白”。但当他把所有资料整理出来后发现，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由于精神深处的共处经历太久了，他和方大曾似乎彼此合成了一个人。于是他索性以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角度，将方大曾一点点从历史尘埃里浮现出来，并且用“纸上纪录片”的形式将他呈现给读者。

正是在这一设想下，冯雪松沉潜十余年的心路历程在一百多天的写作时间里集中迸发了出来，起初，他将这本书作为对多年来“寻找方大曾”的一次总结，没有将丝毫的利益因素考虑在内，然而《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的问世带给冯雪松的竟是始料未及的惊喜。他说，“在出版合同上我只填写了个人信息，包括版税在内的其他方面都随出版社处理。6月份我把书稿交给出版社，10月份书就出来了。我和陈申老师都觉得能够出版就是一种胜利，最起码对小方和他的家族是个交代。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就像集束炸弹一样引爆了多年埋下的炸点，‘寻找方大曾’这件事不仅开始为人所知，并且引发了大家的兴趣和共鸣”。

新书出版后不久，范长江先生之子、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东升教授随即为其撰写了一篇书评《用生命当火种的人——读〈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有感》，发表在2014年12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光明日报》的“书摘”栏目也很快推出了对该书的介绍。2014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社的《环球人物》周刊发表了对冯雪松的专访《方大曾：永远25岁的战地记者》。2015年2月11日，中新社发布了题为《“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传记出版》的消息。几乎是在同时，新华社于2月12日编发了题为《〈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浮出水面》的新闻稿。从此，媒体与社会对“寻找方大曾”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在这项寻找的事业中，方汉奇教授对冯雪松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2015年2月17日下午，冯雪松在《大公报》北京分社总编辑孙志女士的引荐下拜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教授，没想到初次见面方教授就对其慷慨赞誉，直言“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冯雪松回忆道，“方老师说，当时许多文字记者并不具备摄影条件，方大曾绝对是第一人，他希望有一天把‘方大曾’修订进《中国大百科全书》，成为新闻学卷的第109个词条，那样，方大曾就修成正果，‘寻找方大曾’也功德圆满了。正是在方老师的肯定之后，‘寻找方大曾’开始引发了学界的反响，而方老师的这个期待，也成为了我现在推广方大曾事迹的极大动力。我希望能实现这个愿望，成就一段新闻史上的佳话，我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

从举步维艰、无人问津到逐渐收获了来自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与善意嘉许，冯雪松的内心是无比坦然充实的。他说，“一个新闻人要善于和自己对话，善于和社会对话，善于和历史对话，才能知己、知此、知彼。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寻找方大曾’这件事是最值得我骄傲的。一个人的上路能够引起一群人，甚至是一个社会的关注，我觉得值了。今天的这个状况是我在写书的时候没有想过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爱好，这也是中央电视台传统的延续，体现的是一个媒体和一个媒体人的责任”。

“寻找方大曾”的事业依然在路上

冯雪松对方大曾的认同与热爱中，同样饱含着他对于自身的期许，他将方大曾短短25年的人生当作一种参照、一种范本、一种象征、一种启示，不断地反思和要求着自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他对理想与信念的珍视和敬意。

他说：“人的精神是可以穿越时代的，方大曾带给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价值观。在照相术还很年轻的时代，当那些拿着相机的富家子弟还在拍风景、风花雪月和美女的时候，方大曾已经在捕捉一些底层劳动者的身影了，这也让他成为了连接历史与今天的记录者和见证人。冯雪松相信，如果方大曾仅仅是因为好奇做这件事，他不会坚持这么久，在民族危亡、国家有难的时候，方大曾抛却党派政见之分，走向战场去拍摄最残酷的真实画面，以中华儿女的姿态展现出了他的价值。无论是崇高的情怀、高超的技术，还是新闻的素养、职业的理想，这其中的每一点也都在冯雪松身上得到了印证，像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彼此牵引。”

“方大曾带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通透、非常正直的人，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像他这样的人，即便是透明的，也是像水晶一样，在没有光线的时候它是那么普通，而在阳光的照耀下，他会因为生命的价值而发出夺目光彩。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历练水晶的过程，又怎么能在阳光照耀的那一瞬间发出这样的光彩呢？”冯雪松抚今追昔，意味深长。

直到今天，“寻找方大曾”的事业依然在路上，冯雪松将方大曾当作了自己的一位家人，把寻找的过程比喻为“不断地张贴寻人启事”。他在为“小方”的家人寻找，在为自己的内心寻找，在为民族和国家的记忆寻找，寻找那份传奇所幻化的力量，寻找那些足以撼动精神深处的启示。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寻找的事业可能会越来越艰难，甚至越来越渺茫，但是冯雪松依旧愿意以一种终极的状态去无限地接近那个答案，并时刻丈量着此刻与彼岸的距离。他透露道，眼下正在为十几万字的方大曾通讯作品集寻找出版社，争取能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将散落在不同报刊上的方大曾文字作品一并呈现于世，尽管这中间还有许多困难有待克服，但作为“寻找方大曾”事业的一部分，他会拼尽全力。“如果不去寻找方大曾，我会在现实中迷失方向，真的。”冯雪松直言。

毫无疑问，冯雪松对于职业理想的笃信是真诚且纯粹的。他说，直到现在，他仍然坚信理想的力量，所以这么多年来，但凡有一点点扬名立万的功利心态，方大曾都是不可能一点一滴浮现出来的。他坚持做人做事都需要靠扎扎实实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之上，哪怕再苦再累，都是财富。他相信这就是情怀，正是因为情怀的存在，活着才能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坚定，生命才能拥有与众不同的价值。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回顾冯雪松十七年如一日在新闻历史长空中的兢兢业业、孜孜以求，这段话足以成为对他“寻找方大曾”事业的真实写照，也再一次对两代记者横亘时空的“工匠精神”做了最鲜活的点睛。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冯雪松：中央电视台办公室综合处处长，高级编辑，历任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半边天》栏目和纪录片工作室编导、主编、制片人及澳门记者站首席记者。多次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公室成员，参与建党八十周年、澳门回归纪念、东亚运动会等重大宣传报道的主创、策划和组织工作。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特等奖、中国电视奖一等奖、全国人大好新闻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特别奖、中国电视纪录片系列片十佳作品、中国电视金鹰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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