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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之路"系列报道手记 记者生涯中的一抹亮丽红

2016年07月02日06:37 | 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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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记者生涯中的一抹亮丽红

  记者与李大钊孙女李乐群在李大钊故居合影。北京晨报记者 王巍/摄

  曾出演话剧《于无声处》的著名演员施建岚向记者回忆当年演出的情况。

  柯南极(右)与记者交谈。  首席摄影记者 蔡代征/摄

  记者探访1949年2月4日北平地下党大会师的会师地点。

  那和利(左)接受记者的专访。

  记者在芦正卷村采访。

  光荣之路

  1921—201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致敬之旅

  从暮春到仲夏,我们六位年轻记者在路上,在历史的时空里探寻中国共产党95年的光荣之路。

  硝烟、牺牲、饥寒、压迫……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些遥远的词语,我们熟悉的是可乐、网络、美食、汽车……但是,当我们从95年的历史里走过,在一处处历史遗迹里、在一个个历史细节中、在一位位历史人物上,蓦然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幸福的国度。

  我们成长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福祉里,当我们享受着物质的丰足、思想的自由时,这次的回望让我们深深懂得了一个词的含义:来之不易!由此,我们由衷地致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同时,这样一次充实的、感动的、敬畏的采访经历,给我们每个人的记者生涯增添了一抹亮丽的红色。

  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中国道路越走越宽。我们是这诗和远方的参与者、见证者。这次的回望,我们收获了感动,更收获了信心。

  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引用古语“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告诫全党同志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次荡涤灵魂的采访

  结束了对李大钊孙女李乐群的采访,大太阳底下站了那么久,想给她买瓶水解暑,被婉言谢绝了。老人骑着旧自行车远去,消失在午后的车流中,她的心里或许还惦记着过几天就要与老姐妹们一起登台演唱的歌曲。她刚才就念叨,自己还没学会呢,别拖大家后腿。

  这是一位普通退休医生的平凡生活,与她祖父血色年代的慷慨悲歌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恰是李大钊当年的心愿,他是如此地期盼让自己的同胞、让祖国的下一代能过上“平常”的日子,靠劳动就能体面地生活,不用担心饥馑与枪弹,不再惧怕外侮与强权。正如他临终手书:“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关于李大钊生平的资料搜集与写作是“简单”的,因为他就是如此坦荡、简单的人,从他的亲人、友人、反对者,甚至敌人那里,都难以查阅到任何对他品格操守的诟病。

  看大钊的家财,“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若洗,棺椁衣服,皆为友助”;看大钊的操守,“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在家庭生活中,他深爱妻儿,会细心地教妻子读书习字,会开心地教儿女唱歌、演奏风琴。

  听李乐群描述祖父的轶事,在档案中寻找大钊的足迹,是一个荡涤灵魂的过程。恰是因为有这样一群纯粹的人,才能创建出一个那么纯粹地要去救国救民的党。其许多动人心魄的言行,既是共产党人崇高情操的具现,又闪烁着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李大钊就在那里,他不是供瞻仰的遥远伟人,而是一个标尺,以大钊为镜,可以明得失,不忘初心。(记者 张旭光)

  做改革开放的承续者

  寻访改革之路,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国会怎样?话剧《于无声处》给出了答案。坦白地讲,以前我从未看过这部话剧,但找到《于无声处》的电影版,按下播放键后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没有离开屏幕一步。

  穿越回《于无声处》所反映的时代,我看到了被极左路线扭曲了的人性:有的诬陷告密,有的为非作歹,有的消极苦闷,有的忍气吞声。滞闷、僵化、互害的社会空气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社会的活力。通过寻访,我清晰地看到,中国不可能没有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智慧,用改革开放的策略打通了这条富民强国之路。

  离王府井不远的翠花胡同深处,悦宾餐馆的生意依然红火,老掌柜郭培基把生意交给子女打理,自己在小汤山的四合院里颐养天年,不用再像40年前那样,为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发愁。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他们一家人告别了贫穷,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人。

  通过这次采访,我更加坚信,中国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我们80后、90后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我们正值最好的年华,在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更应当成为改革开放的继承者,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记者 王彬)

  他们终会让梦想成真

  采访柯南极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别人的梦想跟我有什么关系;采访柯南极之后,从来没有如今天这般憧憬未来的生活。我沉睡多年的梦想,被他召唤醒来,最终会在他的手里实现。

  25年前,大学的第一堂课上,我的系主任说:“将来呀,会开车是记者必备的职业技能。”那是1992年。那时候,《我爱我家》正在拍摄中,镜头扫过,复兴门立交桥上的车就那么几辆——那时候,汽车司机还是一个香饽饽职业。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系主任说的是一句梦想之话,这“将来呀”还指不定是哪个猴年马月。

  可后来这25年,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都赶不上趟儿。现如今,你说“我们家没车”都没人信。我们家虽说可以有车,可我已经没了学车的体力、时间和勇气,实现开车梦,几近不可能。

  直至上周,在北汽的智能汽车基地,我看见了柯南极,31岁的汽车工程师。他告诉我,再过10年,汽车就可以实现无人驾驶了,会用Pad就会驾车,现在出生的孩子未来都不需要考驾照。

  “研发无人驾驶汽车就是为了实现所有人的驾车梦,更是帮助弱者出行,比如老年人、残疾人,而且,价格不能太贵。我们的梦想是做百姓开得起的智能汽车,目前,我们已成功避开了国外的技术壁垒,有了自己的产品。”也就是说,不远的将来,我也能实现驾驶梦了!

  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有“柯南极”,这个国家到处都有“柯南极”,他们执着一念、奋力前行。有他们,梦想终会成真!(记者 崔红)

  穿透黑暗的光明力量

  采写《光荣之路》系列报道,为我的记者生涯添上了一抹亮丽的红色。这是热血沸腾的颜色。

  透过堆积如山的历史资料,我看到,在那个血雨腥风、暗无天日的年代,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一腔热血,让积贫积弱的国家重新焕发生机。共产党,正是穿透黑暗的那种光明的力量。

  走在门头沟古村三家店的街上,古旧的老房门口坐着满头白发的老人。这里不少老人还记得,共产党领导的民兵和游击队在不远处的山里同鬼子汉奸们你来我往地殊死搏杀。一位老人竖起大拇指说:“共产党了不起!谁没有妻儿老小,谁不想过上太平日子,他们抛家舍业流血为了谁?”历史作了回答:为所有人的太平日子,为这个国家不再遭受欺凌!

  14年抗战之后,千疮百孔的国家百废待兴,生灵涂炭的土地还在流血,国民党又掀起了内战。天怒人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劳苦大众的支持下,开始为民族新生而战斗。

  90岁高龄的老地下党员张道一,回忆起北平解放前夕的情景仍激动不已。上至国民党指挥官的副将,下到澡堂修脚的服务员,都有中共地下党员。各个阶层的人民,都把共产党当成了中国的救星。所以,北平和平解放水到渠成,解放全中国如摧枯拉朽。看着解放军的坦克开进北平城时,张道一和同志们热泪盈眶,这个国家的重生有他们的力量。

  在采访中,一个想法总是涌上我的心头:在那个风雨如磐、人人自危的年代,哪里来的勇气让一群年轻的共产党员迎着刺刀和子弹挺身而出?他们是为了自己么?张道一老人说,那时他作为北大研究生,享受着比普通百姓要高的待遇和津贴,毕业之后也可以得到一份优厚的工作。而投身革命,可能让他失去这一切。然而,他和很多同学们依然义无反顾。他们是为了这个民族和国家,为了天下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记者 王歧丰)

  奥运带来自信和从容

  2008年,我有幸在北京奥组委参与过奥运筹备工作。采访中,听那和利神采飞扬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我的内心也澎湃如昨。

  离奥运最近的人,感触自然最深。北京申奥成功当天的上午,那和利刚刚当选洼里乡洼边村十四大队队长,洼里乡所在地正是今天的奥林匹克公园。奥运来了,那和利的生活迅速被改变,拆迁、搬家、再就业,当初的农民一眨眼成了国企员工。8年过去,那和利已是一家公司的副总,负责奥林匹克公园的文化商业运作,一个会议连着一个会议,这对于十几年前的他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他的办公室里整齐码放着各类书籍,他说,身份的改变催着他不断学习,免得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另外一个土生土长的洼里乡人杨德禄,在小汤山600亩土地上建起了采摘园、乡居楼、洼里博物馆、习俗园、奥运文化园……这里已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农家乐,每天都会有中小学生排队来参观学习,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乐园,是一座教育基地。

  北京奥运已经远去,可凡是跟奥运沾边的事儿,年过六旬的老杨还是那么有热情和劲头,洼里博物馆更是老杨兄弟俩自掏300万建起来的。洼里乡已经消失,老洼里人也必将离去,但洼里博物馆和奥运文化园在,它会向后人不断诉说洼里的故事,诉说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的昨天。

  如今,美丽的奥森公园成了百姓健身的乐园,高耸的北京奥林匹克塔顶永久矗立着奥运五环,孩子们走进洼里博物馆感受昨天的追梦脚步。奥运之后的国人,更加自信、开放和从容。绿色、科技、人文,奥运三大理念也正引导着北京向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迈进。

  短暂的奥运给北京这座城留下了什么?通过这次采访我也真正体会到,奥运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一种精神财富,它深深融入到百姓的血液中。(记者 岳亦雷)

  致敬潮头逐浪的勇士

  1961年的调查研究,推动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落实,使得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很快走出低谷。对于顺义牛栏山镇的芦正卷村来说,当年的调查研究有双重意义:其一,邓小平来村子,成为村子从落后村到先进村的转折契机;其二,邓小平在该村的走访是他1961年京郊农村调查的重要一站。

  如今,这个整洁美丽的村子里处处都有邓小平的“痕迹”:当年打的井仍存,盖好小房子保护起来;村头巷尾邓小平的画像和语录,褪色的、簇新的,诉说着芦正卷人对小平的特殊感情。

  从顺义到中关村,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时光倏忽过去了20年。我采访的中关村“第一村民”纪世瀛今年74岁了,他有着颇为传奇的一生。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有了他们这第一批“敢为天下先”的科研人员“吃螃蟹”下海,中关村才有了如今的模样,有了百花齐放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纪老一身休闲装扮,神态轻松愉快,采访的整个过程中满是笑声,不像老人,倒似比我们年轻人还活得恣意潇洒。他身上有着“中关村”的因子——敢于创新、不惧失败、勇往直前、败了再来。就像他给记者讲述的“大葱的故事”,做事情,得能“豁出去”。

  一座村庄和一个人物,我看到了滔滔历史洪流中转弯路口的“执火人”,彼时他们手中所执的火光或许微渺,但回头看,却如此灿烂并指向光明。

  致敬!潮头逐浪的勇士们。(记者 王海亮)

(责编:宋心蕊、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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