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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视女主播奔波十年 卖房贷款为盲艺人拍电影

2016年07月13日07:00 |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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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用电影打捞一段历史

亚妮(左二)和没眼人在一起

亚妮和没眼人行走在山路上

  有时候,亚妮觉得自己跳进了一个看不见底的深“坑”。山西省左权县崎岖的山路在“坑”里蔓延,路的尽头,是十一个没眼人。

  有人说,没眼人是太行山里人对盲艺人的俗称,也有人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山区一支盲人情报部队的番号。他们流浪卖唱,却和部队行军一样,走到哪儿都要背着夜壶、水壶、衣服,甚至规定夜壶一律挂在铺盖右侧,还擦得锃明瓦亮。但后来,这些故事慢慢就没有人提起了。直到亚妮带着为他们拍摄电影的计划,希望打捞起这段历史。

  选择拍电影的时候,浙江卫视正在谋划转型。本来,这位得过“金话筒”奖金奖、曾经被评为全国“十佳”的浙江卫视主持人,可以打造一款名为《中国大使》的高端品牌节目,或者主持娱乐节目,无论哪条路,都是体制内的“坦途”。

  但是为了拍电影,她已经差不多十年没有出现在电视荧幕上,取而代之的是为了筹款四处请潜在的投资者吃饭。她甩卖了市价500万元的三亚房产,甚至成了贷款专业户,将各大银行的贷款利率倒背如流。

  如今,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和《奔跑吧兄弟》红遍中国,人们却渐渐忘记了亚妮主持人的身份。而由于缺钱的缘故,她还没有完全爬出这个“坑”。

  电影镜头里没有一个明星,十一个没眼人就是主角。没眼人看不见路,走路全靠盲棍轻轻试探,拍过河戏时他们总是在水中原地打转,亚妮只能跳到齐腰深的水里,用喊声为他们指引方向。这些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演员”甚至分不清戏里戏外,本来是为了拍戏而打架,到最后一个叫“光明”的盲艺人硬是把另一位艺人“喇叭”的耳膜打穿。

  这个又是农村、又是盲人的冷门电影并不被人看好。亚妮像祥林嫂一样,向老板们反复讲述没眼人的故事。故事讲完,投资的事儿却没了下文。

  好多人不相信,堂堂的浙江卫视女主播会没有钱。但实际上摄制组一天的花费5.6万元,没钱就得解散。亚妮经常在不同的银行间拆东墙补西墙般地贷款。娇生惯养的助理姑娘,会因为一顿饭是500元还是200元,和老乡吵得不可开交。

  “等我把电影拍完”成了亚妮的口头禅,她抱怨拍电影这个坑“陷进去就出不来”,有时也会说“如果现在让我重新进入(拍电影),我绝对不会同意的。”但当回忆起和没眼人的生活,这些抱怨加在一起也没法拉低她上翘的嘴角。

  第一次遇见没眼人,他们正坐在村里的古戏台上昂首歌唱。“那歌柔情绵长且肆无忌惮,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阔,没有半点杂质。”亚妮回忆道。那一刻她一下子想到了指挥家小泽征尔对瞎子阿炳《二泉映月》的评价,“这个音乐我是应该跪着听的。”

  后来,她才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些能同时操办五六样乐器的没眼人,无意中保存了中国西部民歌——辽州小调最原生的状态和最完整的曲牌曲目。本来是正在拍摄另一个节目的亚妮告诉当地的文化局,不管这群没眼人有多难找,15天后,她一定要采访到。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亚妮还主持《文化时空》的时候,就习惯了满世界挖掘“奇特”的故事。从书写瑶族史诗的民办教师,到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亚妮对偏远地区的民间曲艺情有独钟。台里的财务科长跟她开玩笑:“咱们可是浙江电视台啊,你看看你报销的车票,不是西藏就是新疆。”

  “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传承,这不仅靠民间艺人,还要靠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亚妮说。她的朋友崔永元也觉得亚妮的行为很有价值,因为“中国的每一天都有一些乡村群落、民俗在消失,它们都是整个文化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终会有一天,这些一丝一缕的丢失,会造成文化的遍体鳞伤。”

  等到亚妮遇上没眼人的那一年,他们的历史也已经有些模糊了。左权县的县史里只是简单地写道,“盲人宣传队,1938年成立,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日,1938年以前自发走村串乡演出”,村里没牙的老太太也只记得这些没眼人的歌声“一年听一次,听了七八十回了”。更多的故事,已经很难找寻。

  以前,没眼人替八路军做过事,当地乡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眼人到村子唱上几首小曲,人们应该给他们“派睡”、“派饭”——腾出家里闲置的房屋,端上几碗山药蛋疙瘩。战争结束后,这个传统也被保留下来。

  后来,“听唱这一套不灵了”,有时没眼人走上几十里路都吃不上一顿饭。亚妮在县里见到没眼人时,这些流浪卖唱的人们已经穿上西装,头发梳得溜光,唱起了“县委书记下乡来”和“计划生育就是好”。

  从县城走进深山里的东长义村,亚妮才再次看到了没眼人原生态的演出。“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想采一枝,拿回家里没有人爱……”《光棍苦》一开唱,村里的男女老少就围拢了过来。

  没眼人的日子苦,鼓手“肉三”家里,有6个瞎眼男人,全靠“肉三”的姐姐供着。他们春天出去卖唱,冬夏全窝在家里。十一个盲人里只有两个人娶过媳妇儿,其余的都是光棍。

  亚妮拿着麦克风,连珠炮般地追问“为什么队里的人都是光棍”,没眼人只能用尴尬的笑声回应。因为采访勾起了伤心事,31岁才失明的“光明”更是泣不成声。

  “纠结在那些跌宕的岁月中不能自拔”的亚妮,很想把这些故事讲述出来。本来准备为他们拍摄纪录片的计划变成了拍摄一部电影。

  曾经在大学学过导演的亚妮,没能估量到拍电影的难度。她刚开始认为自己拿出36万元加上从母亲那里借来的10万元肯定够了。没想到,她从此陷入了电影的沼泽中不得脱身。

  这位曾经省台里的当红主持人不停地主持婚礼堂会、导演激光秀,再不停地把一笔笔钱投入到电影中。依靠这些补给,电影拍摄时断时续地进行着。

  10年来,亚妮始终不知道电影什么时候拍完,但她却越来越清楚没眼人的生活。起初采访没眼人,亚妮拗口地一口一个“您”叫着,把对方尊称为盲人艺术家。在采访行将结束时,亚妮已经熟识了每个人的名字。“肉三”生前不太爱说话,可一听到亚妮叫“三哥”的声音,就笑得合不拢嘴。

  在跟没眼人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即使亚妮蹑手蹑脚地走进他们的屋子,没眼人也能一下子嗅出她的味道。再后来,“七天”的母亲,成了亚妮的干娘;“肉三”去世时,亚妮帮着张罗葬礼;甚至“喇叭”的女人跑了,村长打电话让她回来摆平。

  在没眼人心中,亚妮是无所不能的“杭州女人”。她可以在左权县城搞个春节晚会,还把几个明星朋友“忽悠”过来登台演出。晚会结束时,有位老板当场就赞助了两万元钱,这让没眼人欢欣鼓舞。

  有时候,回到没眼人的那个混杂着浑浊气味、鼾声此起彼伏的屋子时,她就会格外想念那个叫杭州的地方——那里有3万元的香薰SPA卡、豪华SUV和咖啡馆里悠闲的时光。

  不过,亚妮刚回去一个月,没眼人的电话就追了过来,“县里把我们的两万块吞掉了。”亚妮一听就火了,她带着摄像机冲到县文化局,才从文化局长口中得知,县里面准备用这笔钱为没眼人修建一个有暖气的落脚点。

  后来,她在电影里越扎越深。女儿去美国留学,她也只是匆匆忙忙赶到上海浦东机场见上几个小时,又一头扎进没眼人的世界。

  刚开始家人还埋怨她,因为“别人的家长都去陪读”,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本科毕业的时候,女儿给她打电话,她说妈妈没时间,妈妈在山里。硕士毕业的时候,她还是只能在电话里对着大洋那头的女儿解释,妈妈在山里。

  “这几年,回到文明社会时感觉就两个字,恍惚。”最近,在杭州的一个活动中,亚妮说。即使在现代化的城市,她有时依然会忍不住说“上个疙梁”。在山西话里,这句话意思是上露天厕所。

  守在山里,亚妮眼看着没眼人的生活条件一直发生着变化。刚看到没眼人时,亚妮记得他们穿的是布衣服和布鞋。才过去几年时间,没眼人的行头就换成了别人捐赠的阿迪达斯。最近,高血压、糖尿病等“富贵病”成了没眼人的新烦恼。

  今年6月,亚妮把没眼人带到了北京。在北大的活动现场,没眼人的歌声唱哭了不少观众。但是,亚妮已经找不到当初那个被感动的自己,“他们知道怎么收敛分寸,嗓子不能全部放出来,锣鼓也不能乱敲。那支流浪卖唱的没眼人队伍,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正如当初陷入电影的泥潭那样,亚妮无力更改自己十年间的人生轨迹,也无力左右她给没眼人带来的好日子。“好日子是双刃剑,但是这个好日子是我给到他们手里的。你能说我不愿意吗?我当然愿意。你能说我不心痛吗?我当然心痛。”

  好在亚妮还留下了500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只是,面对每天1000元的机房使用费和高达每秒钟7000元的特效制作费,亚妮觉得自己“弹尽粮绝”了。

  “等我赚了钱,一定把电影做完。”亚妮自嘲这是她10年来说过最多的话。然而,过上好日子的没眼人,已经不指望靠电影赚钱了。

  他们只是摸摸亚妮的脸,一个人说“瘦哩”,另一个人说“哎呀么瘦,还是呢样”。(史额黎)

(责编:宋心蕊、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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