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赞叹,打量,思考 外国记者心中的中国故事
俄罗斯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安德烈·基里洛夫。资料图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威尔·来普利在北京的一家饭店里,用平板电脑点菜和结账。资料图片
1976年,在北京留学的约尼·埃林(右一)与法国同学(左二)一起去农民家里半工半读。资料图片
今年3月,德国《世界报》驻华记者约尼·埃林在北京市大兴区采访建设中的北京新机场。资料图片
南非ETV电视台驻华首席记者钟贝利。 资料图片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前驻华记者马苏德·萨塔尔·汗在西藏米拉山口留影。资料图片
珍藏那支红色铅笔
——访俄罗斯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安德烈·基里洛夫
“常驻中国的记者不能局限于读报和参加新闻发布会,要一头扎进采访,还要有很高的中文素养和国情知识储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现在发生的一切。”俄罗斯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安德烈·基里洛夫近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他的办公室桌上放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旁边还有一本《中国历史》。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前夕接受了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这是他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次接受外媒采访。塔斯社第一副社长米哈伊尔·古斯曼和基里洛夫代表俄罗斯媒体参加了联合采访。
“倾听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领导人的声音,并传递给自己的国家,这是重大的责任。”基里洛夫说,为了完成好这项采访任务,他们提前进行了精心准备。采访当天上午10时,记者们进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基里洛夫说:“习主席已经站在那里,面带微笑,和大家一一握手。他的手很温暖。”习主席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给基里洛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基里洛夫了解到,习主席年轻时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像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他们的书给他带来了很深的影响。
塔斯社全面报道了习主席的采访内容,稿件被俄媒体广泛转载。“这次采访很成功,很多朋友都打电话来祝贺我们!”基里洛夫兴奋地说。如今,在基里洛夫的办公室里一个很显眼的位置,陈列着一支红色铅笔,这是习主席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使用过的。基里洛夫说:“这支铅笔是历史的见证。”
基里洛夫表示,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中国热”。过去,俄罗斯人主要对中国的武术、风水等感兴趣,如今,他们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因为全球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走势。“我毫不怀疑,中国有能力确保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质量的提高,尽管完成这一任务并不是轻松的事情。”基里洛夫说,塔斯社尽可能充分地向俄罗斯人介绍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
2014年,基里洛夫参加了人民日报社和塔斯社在黑龙江省联合举办的“龙江行”中俄主流媒体大型联合采访活动,走访了黑龙江省的黑河、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东宁等地。“这样的联合采访活动加深了俄罗斯记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特色的认知,使我们触摸到了俄中经贸合作的脉搏。”基里洛夫表示,俄中两国边境地区的居民比邻而居,但彼此间的了解相当少,双方都想了解对方的情况,因此,今后两国应该开展更多类似的媒体合作。
基里洛夫还注意到,现在,大多数去俄罗斯旅游的中国人都会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有不少人选择去伏尔加河坐船,或是去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狩猎,索契和贝加尔湖也是热门景点。中国游客还对俄罗斯的红色旅游线路很感兴趣。“俄中两国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到访对方国家,两国记者应该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介绍对方国家,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基里洛夫说。(本报记者 张光政)
曾经梦想飞鸽自行车
——访德国《世界报》驻华记者约尼·埃林
德国《世界报》、奥地利《标准报》驻华记者约尼·埃林对中国的认识,开始于布票、粮票、工业票的时代。1975年,中德建交3年后,埃林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资助,和另外12名德国学生一起到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即北京语言大学前身)学习汉语、历史和哲学。
“我最早学会的一个汉语词汇是‘没有’”,埃林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中国物资匮乏,商品凭票供应。尽管每月150元的奖学金不算少,但很多他想买的东西却都“没有”。
埃林很想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拿到工业票后,他跑到北京四道口百货商店,花一个月的奖学金买走了货架上3辆自行车中的一辆。“不久前,我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又找到了同款式的飞鸽牌自行车,现在要卖到1500元。”埃林感慨道。后来,埃林成为德国《世界报》的记者,并曾经作为中央编译局的德语专家、德国杜伊斯堡和中国武汉友好城市建设的联络员多次来华工作,并娶了一位中国太太。1997年底,埃林来到北京担任《世界报》驻华记者。
中国的快速发展让埃林难以想象。埃林回忆,他在北京上学期间,德国曾在北京举办过一次工业技术展。来华参展的德国企业向观展的北京市民发放免费的广告塑料袋。当时,塑料袋还是个新奇东西,人们都排着队去领。“现在,中国政府为了保护环境,早就颁布了‘限塑令’,减少白色污染。”
更快的变化来自当今中国的互联网领域。“购物、打车、订外卖,用手机都能搞定,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太方便了。” 然而,埃林并不是这些互联网应用的忠实用户。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更偏爱传统的生活方式。埃林手指向咖啡店书架上的书,担忧地说,“如果大家都在书店挑书,回家再到网上用更低的价格买书,书店还怎么生存?”在他看来,互联网外卖、互联网打车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但也存在着管理和服务上的不足,需要加以规范。
也有让埃林特别满意的公共服务——中国的高铁。“很方便!很方便!”埃林不断称赞。有一次埃林去浙江嘉兴采访,回来时延误了预定的航班。他就去了火车站。车站工作人员告诉他还有票。埃林很高兴,当即买票上车,7个小时后就回到了北京。
埃林告诉记者,并不是先有“德国制造”这个名号,而是诸多的德国知名品牌、高品质产品撑起了“德国制造”的声誉。“这对中国也同样适用,阿里巴巴、中国高铁等在世界上都很有名。只有这样的企业和品牌越来越多,‘中国制造’才能获得更多认可。”
40多年来,埃林亲眼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刚到中国时,我们满心好奇,中国发生的一切只对这个国家有影响,和我们无关。今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目光,它影响的是整个世界,关乎着每个国家的利益。”埃林说,“世界在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心态在看中国,中国也在用全新的姿态拥抱世界。”(本报记者 黄发红)
期盼中国朋友去南非
——访南非ETV电视台驻华首席记者钟贝利
“中国正在以积极的方式向前发展,目前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我们非洲人来说,了解中国的发展方向十分重要。”南非ETV电视台驻华首席记者钟贝利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2008年,钟贝利受南非ETV电视台委派,来到北京担任驻华记者。此后,人们总能在中国许多重大的新闻现场看到他的身影。有两次报道给钟贝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整个中国都团结起来,站在了灾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身后。二是2013年在习近平主席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之后不久,我对习主席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采访。”钟贝利说。
2015年6月,“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尽最大努力搜救幸存者以及搜寻遇难者的遗体,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进行这样大范围的搜救并不容易。中国政府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及时准确的信息,让外界了解搜救工作进展,这格外重要。”钟贝利说。
钟贝利结交了各行各业的许多好朋友。“我和中国朋友们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一起享用中国美食,体验中国文化。”说起中国美食,钟贝利一脸的享受和满足,他告诉记者,他最喜欢的是四川菜,口味很辣很刺激。
钟贝利表示,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非洲南部的国家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视作一种“双赢”。他们认为,可以和中国讨论发展问题,因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而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钟贝利认为,南非和中国两国在政府层面的交往很多,但是,如果想进一步改善和拉近两国的关系,两国民众之间就要有更多接触和交流。
同时,钟贝利也真切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国外旅行,他们对世界建立了更多更深的认识。“我的许多中国朋友都非常喜欢出国旅行,因为出国旅行可以开阔他们的视野,扩展他们对其它国家和文化的认识。”
采访最后,钟贝利没忘记给本国做个广告:“我想对所有中国人说:请到南非去旅游吧!去了解南非的经济和文化,去欣赏南非的自然美景。在南非旅游时,你还有可能在那里发现商机。”
最近,钟贝利正在非洲各地考察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情况。他表示,中国企业在南非的采矿、汽车、金融、酿酒以及可再生能源等行业都进行了大量投资。根据南非法律,投资南非的外国企业的员工中,必须有很大比例是南非当地人。因此,中国企业的投资为南非创造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未来,中国企业在南非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海洋、旅游等行业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钟贝利说。(本报记者 暨佩娟)
体验“24小时无现金”生活
——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日记者威尔·来普利
今年春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威尔·来普利在北京进行了“24小时无现金”的体验。这一天,他用手机在路边摊刷二维码买了煎饼,叫来了出租车,和一家手机应用公司创始人吃了午饭,最后还用手机支付了各自的账单。
来普利在电视节目中说:“在美国时,我很少用现金支付,我必须永远带着信用卡。我可以写支票支付房租,并在网上支付大部分账单。据说中国的移动商业已经把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所以我要亲自看看一部手机能让我走多远。说实话,在北京不用钱包能待一天吗?对此我也有一点点怀疑,但结果是,非常轻松,非常方便。”
在东京市中心的办公室里,来普利笑着和记者讲起了这场“非常有趣”的采访。今年35岁的他有着明星般俊朗的面孔和15年全职记者的经历。两年前,他从美国地方电视台跳槽来到CNN,负责CNN在日本、中国和朝鲜的报道。
来普利曾先后10多次到访中国,也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看着他们拿手机买单、订票,忙得不亦乐乎,他决定关注一下中国的移动支付产业,结果他发现,中国已经成功跨过了信用卡时代。他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的体现。
“对于和自己不同的文化和国家,每个人都会有先入为主的固定印象。”到北京前,来普利一度很担心北京的空气污染。幸运的是,他每次在北京,都赶上了好天气。来普利喜欢周末闲逛,长城、胡同、美食,都是令他兴奋的“探险”对象。虽然不会讲汉语,“但只要表现出善意,中国人都会对你很热情”。
“中国是个重要的国家,除了政治和经济,我还想向美国观众介绍现代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他的采访对象中,既有互联网企业的创业者,也有因产业升级而不得不重谋生路的工人。
他发现,中国的青年没有他想象中的愤怒,而是忙着寻找各种创业机会,和美国的同龄人有着更多的相似而非不同。他曾以为中国是个封闭的国家,却不料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社交媒体用户群,人们可以从手机上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CNN有个专门跟踪分析社交媒体新闻线索的团队,很多关于中国报道的线索都源于微博。
甚至在日本,来普利也能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在东京的景点和商店,我随时都可以听到普通话,这说明中国人是多么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
也有尴尬的时候。去年,来普利在天津市一家医院门口直播天津港爆炸事件时,因线路传输故障,只能用手机自拍发回报道。这引起了事故伤员家属的误解,一度引发肢体接触,相关画面也即时传回了美国。“我其实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没想到我这个报道新闻的人,无意中成了新闻的主角。”事后,不少中国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和他交流此事,让他对中国人的想法有了更多了解。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更想在现场告诉观众,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国的下一步正要往哪里走。”来普利说。(本报驻日本记者 田 泓)
难忘斋月里的美好回忆
——访巴联社前驻华记者马苏德·萨塔尔·汗
2006年至2014年间,作为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巴联社”)驻华记者,马苏德·萨塔尔·汗在中国度过了8年时光。赴任前,马苏德对中国不同宗教的庞大人口如何和谐共存很感兴趣。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媒体称中国“限制”宗教事务,马苏德决定自己亲眼看一看。
2006年9月,马苏德到任北京。在中国的首个斋月,他迫切地想知道哪里有清真寺可以做礼拜。很快,他就在北京朝阳路上发现了一座清真寺,距其住所的步行距离仅15分钟。此后,马苏德开始探寻中国穆斯林的聚居地和宗教场所。在北京,他参观了该市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牛街清真寺。马苏德一家人经常到这里做礼拜。
马苏德和记者分享了他在新疆喀什地区的见闻。和巴基斯坦一样,斋月期间的喀什,很多餐馆在白天也是关闭的,穆斯林的宗教习俗得到了充分尊重。晚上用餐时分,他前往下榻酒店附近的喀什大清真寺,看到许多穆斯林家庭面前摆放着食物,分坐在绿化带两旁。注意到他这个陌生面孔,一个女孩用英语问他来自哪个国家?当知道他来自巴基斯坦,想看看喀什的穆斯林的生活时,女孩一家坚持邀请马苏德坐下来共同享用饭食。盛情难却,马苏德和这家人一起吃了地道的喀什美食,当地人的生活幸福和热情好客给马苏德留下了美好回忆。
在乌鲁木齐,他还遇到了不少在当地经商以及在酒店工作的巴基斯坦人。乌鲁木齐市内高楼大厦和大型酒店林立,让他真切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在银川,有一座非常巨大美丽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也是展现穆斯林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博物馆。马苏德在银川走访了一所供孩子们学习伊斯兰传统和文化的学校,学生们对巴基斯坦很好奇,都凑上前来,向他了解巴基斯坦的更多情况。
给马苏德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六朝古都西安的大清真寺。2008年,清真寺的教职人员指着铺在大殿地上的大型天蓝色地毯告诉他,曾有两位巴基斯坦总统先后到访该寺,那块地毯是齐亚·哈克总统访问后送给该寺的礼物。在正殿四周的木质墙壁上,用中、阿文雕刻的《古兰经》也让马苏德叹为观止。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西方媒体有关中国宗教事务的报道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不但尊重穆斯林的风俗习惯,还为穆斯林尽可能多地提供便利。”马苏德告诉记者,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安排大量包机从不同城市直飞沙特阿拉伯,为穆斯林朝觐提供方便,“我没有发现中国政府在宗教事务方面对穆斯林进行任何阻碍,中国穆斯林、基督徒及其他教派人士共享和谐幸福。”(本报驻巴基斯坦记者 徐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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