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代性背景下，个体心灵秩序的发展受到了时代的冲击，但其仍然对美好生活的幸福性存在心存向往。优良的心灵秩序作为现代个体幸福性生存的内在向度而存在，主要体现在德性、文化与信仰等方面。现代个体能够通过制度规约、信仰引领和文化自觉等方面的多维度结合，纯化心灵秩序，寻求幸福性生存。

关键词：心灵秩序；幸福性生存；内在向度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7-0141-03

人们所生活的时代，始终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待和终极追求，作为现代个体的人们，力图想要在社会中获得一种幸福性生存，以期获得有过上美好生活的幸福体验。而幸福性生存的获得依赖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一个良序社会的形成取决于优良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等多维度的结合。个体作为优良社会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在优良秩序的形成中将自己内在的价值本性渗透其中，并在此确定自身的存在方式，探寻自己的存在状态，明确自己的生存目标。人的心灵作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筹之魂，它关乎社会秩序的形成与个体存在状态的展现，因此，在奔向美好生活的期许中，优良的心灵秩序作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性要求，一直也是现代个体获得幸福性生存的内在向度所在。

一、现代性背景下的心灵秩序状况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在时代精神的背景之下，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自由、民主、科学与理性的力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形成了区别于以往的现代精神气质，以理性与自由为依托的现代性精神逐渐形成。但是任何一种精神理念的存在都难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局限性，现代性精神也不例外。对理性的普遍化追求，形成了对宗教的否定，为现代人带来了信仰危机；对自由的倡导，也同时造成了价值取向的随意性，自主性的增强使得现代个体过分执着于本身的价值追求，使得自己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过分暴露本真的人性，进而无法达到公共价值的通约状态，甚至在努力获得幸福性生存的过程中进一步走向人心冷漠、精神无根与心灵失序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精神的形成在给予个体自由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孕育了现代个体的心灵失序的土壤，滋生出越来越严重的“道德滑坡”问题。但是，自由并不意味着个体主观意愿的任意膨胀，恰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的首要特征在于主体自由。主体自由在社会里表现为主体受私法保护，合理追逐自己的利益游刃有余。[1]”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与主体相关联，而且它并非是绝对独立和完全自主的，而是在特定的范围内都有各自的特定表现。在此境况之下，现代个体才能形成良好的心灵秩序，并充分发挥其在幸福性生存中的内在向度作用，进而摆脱精神生活的畸形状态。

二、心灵有序作为主体幸福性生存的内在向度何以可能

优良的心灵秩序为什么可以作为主体幸福性生存的内在向度？笔者试着从德性、文化与信仰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

（一）德性所指

具备德性或具有能够获得德性的能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学习等途径获得幸福，奔向美好生活，以便获得幸福性生存。亚里士多德在书中如是说：“幸福也是人们广泛享有的。因为，所有未丧失接近德性的能力的人都能够通过某种学习或努力获得它。[2]”此前，他在书中提及幸福是否为神所赐，在此他暂且默认幸福并不具有神化的色彩，但仅通过学习、习惯或训练等途径获得，也就是具备德性或者具有能够获得德性的能力的主体才能够通过学习等途径获得的，也足以获得最好的德性旨归，使得幸福得以神圣化。

而优良的心灵秩序又是德性的根本所指，另外，“能体现力量的德性，正是心灵秩序的看护者、维系者。[3]”陈根法教授在书中借用柏拉图、卢梭与弗洛伊德等的观点来表达自己关于德性的认识，认为人的有序心灵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有序状态，而是通过德性加以塑造而成的，“而根本上，所谓的德性，就是心灵有序的表现” [3]，那么，优良的心灵秩序在一定程度则可以说是德性的根本所指。所以，以德性为依托，优良的心灵秩序作为主体获得幸福性生存的内在向度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德性使得优良的心灵秩序作为现代个体幸福性生存的内在向度成为可能。

（二）文化所向

对于文化，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不外乎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具备优良属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生活、生产与实践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种则完全相反。“一切优良的理论，其原初旨趣，一定是为着生产和创制一种体面、尊严而后舒适、优雅的生活样态，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的价值理性吁求亦本应如此。[5]”袁祖社教授在其论文作品中有所提及。在此，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对文化的本质的界定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致性：“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4]”意思是说，文化并不存在那种高高在上的飘忽感，而是地气式地接向现实。在此，他用文化对社会现实的指向作用来对文化的本质加以界定，也进一步揭露出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优良的文化旨在促进美好生活的抵达，以便寻求幸福性生存。

除此之外，袁祖社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历史上，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文化主张，一种文化的实践等，一定是指向某种确定优良心性秩序”[5]。也就是说，文化理念本身就指向优良心性秩序的塑造，并力图实现人的完整性，并进一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对于一个种族文化优劣的判断，关键还是要看其是否具有纯化该民族心性的倾向。

文化以“让生活更加美好”为本质，而其自身又指向个体乃至社会心性秩序的纯化。所以说，以文化为指向，优良的心灵秩序是个体在美好生活中获得幸福性生存的内在向度。

（三）信仰所盼

谈及“信仰”，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将其与“宗教”等同，自然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而笔者在雷龙乾教授的启发下，对该问题的认知也更加明晰。雷龙乾教授在书中如是说：“宗教信仰当然不等于信仰本身，人们当然不必把宗教视为信仰问题的唯一答案和研究方式，但是非宗教的信仰至今影响有限。[6]”而信仰作为一种公众力量的强大，梁漱溟先生一语道破，“宗教虽于身体不解饥渴，但它却为精神时多时少解些饥渴。[7]”基督教精神作为中世纪的垄断精神而存在，亦充分彰显了信仰主义的力量，上帝作为全知全能的绝对存在，在精神领域弥补着个体有限性的缺憾，使人的心灵更加地良善。

信仰作为宗教的核心所在，是个体对一定观念的遵从和对自身的审视。在物欲横流的现代性社会中，信仰使人从纷扰的社会中抽离出来，为缥缈的灵魂寻找到停靠的港湾；人类借助于这种超自然力量，排解掉自身的焦虑与不安，重新找到生存的希望，进而使自己的生活走向有序化、美好化，最终获得一种持续的幸福性体验。

人作为一种对象化存在，没有精神的滋养不可能获得长久性的生存。信仰对人的内在性的强调，期盼着能够给予个体以强大的精神关怀、稳固的价值支撑和优良的心灵秩序，由此走上幸福性生存的道路。

三、现代个体透过心灵世界的律动获得幸福性生存的途径

现代个体要想尽早实现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能够通过制度规约、信仰引领和文化自觉等方面的多维度结合，律动心灵世界，获得幸福性生存体验。

（一）自上而下的制度规约

在现代性的发展背景下，市场经济为现代个体所造就的现实，则显得有些价值膨胀化，使得个体容易出现精神混乱、道德模糊、随意盲从的非正当表现。在此种境况下，自上而下的制度规约显得尤为迫切，因为自上而下的实践规约不仅能够带来明确的道德要求，而且其所具备的价值引领作用也能够使得道德主体距离幸福性体验更近一步。

不同的国家主体相应地都享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与制度特色，我国“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全民共识即是国家主体根据当下社会精神基本状况而提出来的基本道德规范。在道路两旁、地铁上、公交上，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标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规约致力于通过道德引领而对现代主体的心灵秩序进行优化并充分发挥其内在向度作用，进而在全社会形成规范，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与社会秩序，最终追求美好生活，获得幸福性生存体验。现代个体要想获得幸福性生存，离不开诸如此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规约。

（二）由外到内的信仰引领

现代性在促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人类陷入了精神虚无的困境，信仰问题作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至今有待于进一步的解决。所以说现代个体要想获得幸福性生存，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制度规约尚不足以，还需要由外到内的信仰的充分引领。

信仰以一种具有现代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为存在，是个体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既对异于自己的生存状态的远离，也对自己生存意义的追寻。而作为信仰所期盼的优良的心灵秩序的培养也是个体对自己所生活世界的美好生活的探索，或对幸福性生存的探寻。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要想加强我国的国民信仰塑造，优化心灵秩序，则务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引领，在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宗教信仰情怀的合理内核，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进一步促进全体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全体成员的心灵秩序的净化，向具备幸福性存在的美好生活进军。

（三）现代个体的文化自觉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制度规约和信仰引领之后，现代个体要想获得幸福性生存，最关键的其实是现代个体的文化自觉，它关涉到民众的精神生活和价值信仰。

费孝通先生有言，文化自觉的过程本就很艰巨，所以我们要想在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中立足，必须要在充分理解其他多种文化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文化有清晰的认识和精准的定位[8]。受其点播，笔者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我们，既要认识到文化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使之回归到正常发展秩序之中，又要感知到当下社会发展的美好或幸福所在，进一步优化自己的心灵秩序，在美好生活中探寻到属于主体自己的幸福性生存。毕竟，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文化的发展也渐渐呈现出世俗化、庸俗化与萎靡化的倾向，而“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8]”也就是说，中国儒家貌似从一开始就在强调要扎根于个体的精神性感知，即从人的心灵秩序方面去体现自身对文化的自觉与捕捉，并进一步通过现代个体心灵世界的律动来获得幸福性生存，进而精粹化人的理性，灵动化人的感受，良善化人的心灵。

参考文献：

[1]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陈根法.心灵的秩序——道德哲学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4]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J].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2).

[5] 袁祖社,董辉.“文化公共性”的实践与现代个体优良心灵秩序的养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4(4).

[6] 雷龙乾.发展实践论—实践哲学视域的现代社会发展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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