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书》是唐太宗李世民从军事角度出发，以其对军事思想的把握和对戎马生涯的深切体会融合其丰富的书法实践经验而悟出的书法理论著作，在此篇中唐太宗以兵喻书，使两者建立了深切的联系，较同时代的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等以文学见长而无实战经验的文士而言别有一番建树，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系统，而且在书法实践上也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从该篇论著入手，同时结合唐太宗其它论书著作，梳理太宗对书法和军事的相关论述，以期揭示其书学理论与军事思想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唐太宗；书学理论；军事思想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7-0158-02

唐太宗即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作为一代帝王，他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诗人，而且其书法艺术造诣也极深。太宗少时聪明果断，不拘小节，接受儒家教育，学习武术，擅长骑射，并随父李渊多次出征，与其父谈论兵法和战略。自晋阳起兵后，他经常出征，亲自参与战役，多次的实战经历极大丰富了其军事思想。

在书法方面，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生活阅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所书《晋祠铭》首创以行书勒碑，并且还他对书艺有着深刻的见解，《王羲之传赞》《笔法诀》《指意》《论书》即是太宗传世的四篇书法论著。其中《论书》一篇是太宗从军事角度出发，以用兵如神的军事思想融合书法实践经验而悟出的理论著作，较同时代的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等以文学见长而无实际战争经验的文士而言别有一番建树。

可以说此篇是太宗书论中的精华，本文主要从该篇论著入手，同时结合太宗其它论书著作，梳理太宗对书法和军事的相关论述，揭示其书学理论与军事思想的关系。以下拟作具体论述、分析。

一、释形重势与借势击敌

“势”是历代兵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孙子兵法》中有《势篇》专门讨论“势”。其中有一句话：“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释）人而任势。”另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也，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就是说，善用兵者，要能因敌制胜，以势取胜，兵势已成，则势不可挡。唐太宗深谙兵法之精髓，他善用精骑就是他一项重要战略，精骑相当于现在的特种兵，具有速度快与威力猛的特点，太宗常以此战略取胜。正是由于对骑兵的快速果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锐不可当、势如破竹之势的实际亲身体验，使得太宗悟出作书得神采贵得笔势的道理，认为临书只求形似是“未可称解笔意，此乃类乎效颦，未入西施之奥室也”。有势则可笔笔贯气、一脉相连，这样笔墨的千军万马就结成了铁甲连环的笔阵，而不再是散兵游勇。如他在《笔法诀》中指出：“为点必收，贵紧而重。为画必勒，贵涩而迟。为撇必掠，贵险而劲。为竖必努，贵战而雄。”又“趯须存其笔锋，得势而出”。即是说，作点画时要笔势收敛而有力度，作横画时运笔取涩势紧駃战行之法，作撇画时取险劲之势，作竖画时要弯行曲扭如挺千金之力，作钩画时要扭挫取势而挑出。这正是得“势”的关键。

“势”在书法用笔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是普遍联系的，运动是物质不可分割的属性和存在方式。我们在书写过程中要表现出笔画和笔画之间、字和字之间的运动关系或者说运动倾向，这种运动倾向就是“势”。势表现得当整幅作品就会因此“活动”起来，就如同有了生命。

二、意在笔前与知己知彼

战争的胜利主要靠将军的指挥，书法的成败则要看书家的“心意”。太宗在《论书》一文中说：“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作意”即是意在笔前，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欲书者 ，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太宗对于“作意”这一书学观念的提出，与他的用兵之道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孙子兵法》之《谋攻篇》认为，“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其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已成为千古名言，被历代兵家广泛应用。而作为军事家的李世民更深谙此理，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战，因此，在与敌方作战时他经常派人深入敌后，刺探敌军情况，有时候他还亲自只带几个人到敌营附近观察敌情、侦察虚实，做到知己知彼，从而作出战略战术上的谋划与安排，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遣兵如遣毫，文机如战机，书法家对结构、章法的安排，就如同兵家排兵布阵一样。要意在笔前，成竹在胸，要在把笔研墨之际，能够凝神静思，预想字形的大小，线条的平直，取势的向背，或者是在临帖时要预先有一个读帖的过程，去研究分析古人的笔法、结构，使其了然于胸，意在笔前，然后作书，而不可信笔直书，以导致草率浮躁的弊病。

三、惟求骨力与坚壁挫锐

太宗在《论书》中指出：“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体现了他崇尚“骨力”——阳刚之美的宗旨。他也常以“骨力”品评书法，如在《王羲之传论》中云：“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可见他比较重视书法阳刚的一面，并非阴柔的一面。注重骨力，是用笔技巧的一个关键，这也是太宗书学观念的高明之处，并且与其用兵之道有密切的关联。

高明的军事家善于捕捉和创造战机，李世民正是深谙此道的军事家。当敌军强大气势十足的时候，他善于采取坚壁对垒的措施，消磨敌人的锐气，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以此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捕捉和创造战机，然后发动攻击。如在对宋金刚的柏壁之战中，就是用的“坚壁挫锐”的作战战略，当刘武周占据太原后，李世民再次率兵出征，与刘武周大将宋金刚对峙作战， 太宗在战略上使用了坚壁对垒的方法，令自己的主力部队养精蓄锐坚壁不战，只命令偏将掠杀敌军，以扰乱敌军，耗其精力，等到敌人粮尽计穷之时，把握战机，动用主力军队乘胜追击，一举歼灭敌军。而且太宗还善于用精骑，太宗的精骑是从一二十万人中选一千，都是训练有素的精英，这一千精骑在多次反击作战中屡战屡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精，他们个个骁勇善战，是唐营中的精兵强将。如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坚守力量、勇猛杀敌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坚壁挫锐”比喻在书法艺术上，则是用笔贵在笔力雄健奔逸、遒劲有力。诚如传卫夫人《笔阵图》中所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败”。

四、讲求变化与因敌制胜

《孙子兵法》言：“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句话表明了孙子的一个用兵原理，即因敌制胜，灵活多变。作战布阵没有固定的方式与阵法，要根据实际情况，比如双方虚实情况、实力悬殊、阵形考量、地域环境差异，总之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可拘泥于形式，一成不变。在太宗的军事生涯中，曾有多次因敌我情况的变化而巧妙布阵，巧设疑兵而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太宗由军事联系到书法，悟出了学书要临时制宜、时出新意，不可拘泥守旧，平板无奇。这一点从其《笔法诀》中可以得到印证：“夫点要作棱角，忌于圆平，贵于通变”。而且在此次篇论述中，他还对个别字的变化做了具体的解释：“三须解磔，上平、中仰、下覆。‘春’、‘主’字是也。凡三画悉用之。”另外还有，“‘彡’乃‘形’、‘影’字右边，不可一向为之，须背下撇之。‘爻’须上磔衄锋。下磔放出，不可双出”。

五、顾盼呼应与兵将一心

作为军事统帅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要充分发挥部下士卒与将领们的作用，妥善处理与兵与将的关系，使将士团结一气，以保证军队有坚不可摧、锐不可挡的战斗力。《孙子兵法》之《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当然，在古代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军队里上下关系本质上是对抗的强制的，不可能真正做到如同亲人般一样。唐太宗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既知兵又知将，颇有一些可贵之处。太宗在领兵作战期间，总是身先士卒，与众将士们同甘共苦，以亲自奋勇作战来鼓舞士气。唐太宗还是一个明于知将的军事家，如尉迟敬德，他原是刘武周的将领，后投降到李世民麾下，并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秦府诸将怀疑敬德必叛，于是囚于军中。李世民则命令立即释放，并亲自接见说：“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尉迟敬德为此感恩不尽，誓死效忠李世民。在后来的战斗中，屡建功勋。可见太宗知人善任，善于处理军中关系。

太宗由此悟及书法，特别重视书法的呼应贯气、气脉贯通，强调笔画和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的上下呼应、左右顾盼、穿插相让、俯仰向背等，从而使字形活泼有活力，结构饱满充盛，章法团结贯气。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气脉贯串”，气脉贯串，就是整体应有情意。正所谓“如人坐一堂，左者顾右，右者顾左，居中者，须令左右相顾，上者俯下，下者仰上”。太宗书学中的这种顾盼呼应、气脉贯串与其军事中的知人善任、众将一心形成了很好的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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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晋)刘峋等.《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胡如雷.李世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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