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会议”的外媒呈现特点及中国形象构建探析

张 辉

2016年09月12日10:37  
 

来源:《西部学刊》2016年8月下

摘要:2014年度香格里拉会议成为中、美、日等国表达诉求与展开较量的国际舆论场,各国借此表达诉求、塑造形象、反驳指责、寻求支持,本文选取美、日、英、菲、越、新加坡等国的6家媒体展开分析,通过比较报道数量、报道体裁、信息源等,发现在冲突框架的建构下,中国形象被“他塑”成一个单方面改变稳定形势、言行不一、无法探测其真实意图的国家。这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相对较弱的苦果,因此在有效的传播空间中减少中国形象的扭曲是我国国际传播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香格里拉会议;南海问题;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18-02

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南海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热点。2014年5月,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会议上,美国首次正面强硬攻击中国。[1]这标志着南海问题走上国际化议程,从声索国争议扩大到了非声索国。那么,关于此次会议的外媒报道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中国国际形象是怎样的呢?为此,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框架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对此做出回答。

本研究中,笔者有针对性地选择美国《华盛顿邮报》、新加坡《The Straits Times》、日本《朝日新闻》、菲律宾《每日问询报》、越南《人民报》、英国BBC的相关报道进行量化分析,以“香格里拉会议(Shangri-La Dialogue)”为关键词,在LexisNexis以及相关新闻媒体网站搜索,起止时间选择为2014年5月30日到6月5日,共获得63篇报道,删除无关的报道后,留有45篇样本。

一、国际媒体报道的数量分布体现贴近性原则

本文选择6家媒体进行报道量化对比:新加坡《The Straits Times》关于香格里拉会议报道最多,达到22篇,占到样本采集总数的48%;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9篇,占20%。作为举办十三届香格里拉会议的东道主,新加坡媒体报道量居首,充分体现了新闻的贴近性原则;而菲律宾主流媒体对会议较为关注,这与国家利益诉求不无相关。国家利益的贴近性历来是影响媒体报道的重要因素,美日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对中国的直接指责,拓宽了菲律宾阐释表达的舆论空间。反观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日本《朝日新闻》两家新闻网站在一周时间,有关报道分别只有3篇和2篇,这与美日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强势发声形成鲜明对比。以南海问题为核心议题的十三届香格里拉会议,受新闻贴近性影响,美日英等西方受众关注度不高,并未引起本国媒体强烈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军政首脑发声与媒体舆论场未必能形成正弦共振,考察西方媒体舆论场应有多种视角。

二、国际媒体报道体裁以陈述事实为主

参照相关文献,本文将文本字数划分为三类,分别为200字以下、200—800字、800字以上。通过对字数的统计分析发现,与香格里拉会议相关的报道篇幅主要集中在200—800字,占87%;其次是800字以上的报道,占11%。从新闻体裁来看,评论仅占其中的9%,消息和通讯多达91%。从上述两个指标来看,与香格里拉会议相关的报道仍以比较简要的陈述事实为主,缺乏深度剖析。

三、国际媒体的信息源呈三足鼎立态势

消息源好比新闻报道的生命线。在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标榜的西方新闻报道中,媒体对消息源非常重视。媒体通过交代消息来源,可以增加新闻的可信度。但不同的消息源会提供不同立场的消息,这使得媒体可通过对消息源的倾向和偏好来隐藏自己的意图。引用不同的信源、不同信源出现频率、信源引用意图也是新闻框架建构的基本内容要素。[2]本文将媒体关于香格里拉会议报道的信息源划分为10类,按照美、英、中的国别构建为三大类,每个大类下辖军方、政府和学者三个子类。在香格里拉会议国际报道的信源引用来看,中国信息源占19.33%,美国占27.14%,日本占到18.59%,基本呈三足鼎立态势。由此看出,国际媒体报道国际冲突性议题更注重交代消息来源,以增强新闻的厚度与可信度。

以往的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更多的是西方的独白。[3]然而此次报道中,国际媒体更加注重以信息源内容的截取来丑化中国。香格里拉会议信息源的主体集中于中国军方、美国军方、日本政府。表现在国际舆论场上,则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将军、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舆论交锋。然而,从引用内容来看外媒关于中国信源的引用,集中体现在引用王冠中将军驳斥美日指责的言论,而非主旨陈述性言论。

四、冲突框架中负面化的中国形象

框架研究的缘起,最早见于人类学家G·贝特森提出的“元传播”概念,即人们为了传播而进行的传播行为,包括对所传递符号的定义及其诠释规则的约定。笔者认为,这种“定义”与“约定”其实构成了一种认知上的“框架”,媒体影响受众的认知,是通过建构新闻报道框架为新闻议题乃至整个新闻事件赋予意义和性质。本文从“选择(Selection)”“凸显(Hightliting)”“遗漏(Omission)”和“包含(including)”四个维度对香格里拉会议国际报道展开框架分析,得出“冲突”与“非冲突”形成了香格里拉会议报道的基本框架。

在非冲突性框架中,新闻的议题主要集中在香格里拉会议各方的会见情况以及会议对国际形势的影响,其报道数量占其中的33.3%。在冲突性框架中,境外媒体报道有66.7%。从冲突的属性来看:一是中、日、美之间的冲突;二是中国与菲、越之间的冲突。前者占冲突性内容表达87%,后者只占13%。作为以客观立本的西方媒体,在冲突框架下并没有秉持其中立原则。经过编码发现,中国正面形象没有;中性形象有5篇,占其中的22%;负面形象多达18篇,占78%。由此可见,境外媒体在“冲突性”表达中,“他塑”中国负面形象。

为具象化中国形象,笔者在国际媒体关于香格里拉会议“冲突性”表达中,进行关键词词频统计,发现国际舆论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集中在international order/rule/law(国际秩序)、destabilize/destabilizing/destablising(破坏稳定)、threat/threaten(威胁)、unilateral action(单方面行动)等。外媒舆论场对于国际秩序(52次)的强调,恰恰是试图他塑“中国不遵守且威胁现行国际秩序”的形象。对单方面行动等词的强调则是突出表达“中国对于地区的安全威胁及行动的随意性”。实际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发表会议演讲,“合作”与“和平”出现的频率最高,分别达到28次、18次,之后出现较高频率的是“交流协商”“友好”“沟通”和“共赢”。王冠中在国际舆论场充分表达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愿意同亚太各国合作,通过协商交流解决相关争端。这与我国自塑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充分显露了这些外媒在“客观公正”面纱下的极不客观、极不公正。

五、结论及建议

香格里拉会议是讨论亚洲防务安全的高级别会议,该会议实际由美国主导,号称“推动了亚洲的和平发展,为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个会议平台”。在此次以“南海问题”为核心议题的香格里拉会议的国际报道中,中国被“他塑”成一个单方面改变稳定形势、言行不一、无法探测其真实意图的国家。这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相对较弱的苦果,因此在有效的传播空间中减少中国形象的扭曲是我国国际传播的当务之急;如何实现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也是我们必须深思并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笔者提出如下思路:

(一)调整传播心态,积极应对国际形象博弈

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认为:“所谓国际传播从来就是一种‘战斗话语’,服务于战争和冷战。”我国一方面要认识到国际传播的艰苦性,但也要以面向世界的心态来面对国际传媒的报道,积极与世界沟通。此次香格里拉会议上,中国因为南海的一系列活动而备受指责。其中被人诟病的一点是中国代表关于“九段线”的合法性仅仅从国际不承认的历史作说明,缺乏法理依据,这就失去了阐明主张的机会。事实上,中国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只是缺乏沟通的心态和有效地传播。

(二)加强人际传播层面的国际形象传播

目前,我国大众传媒的基础设施和传播效能都比较弱,在国际舆论场难以形成显著的效果。更有资深人士不讳言指出,“中国的外宣媒体在国外几乎没有影响力。”此次香格里拉会议的报道中,王冠中将军的话语被外媒大量引用,有效弥补了我国大众传播能力的不足。因此,我国应该加强人际传播层面的形象构建。

(三)增强舆论斗争战略破击和战术反击的谋略意识

国际媒体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难集中在从法理层面质疑“九段线”合法性和填海造礁等所谓的“单方面行动”。中国虽然积极应对,但是丧失了良机。因此,我国应该从舆论战的全局进行把握分析,做好相应的预案,如依靠智库寻找法律依据,探求类似案例的传播规律,最大化地利用手中的资源,从而争取舆论的主动权,传播我国的正面形象,匡正被扭曲的形象与扭转被抹黑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康菊霜.《联合早报》对南海问题的报道框架[J].青年记者,2015(26).

[2]李喜根,刘洋.国际新闻报道研究的理论框架与视角[J].新闻记者,2013(09).

[3]郭可.西方三报涉华国际舆情研究(1992—2010年)(上)[J].新闻大学,2013(06).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

(责编:刘雨霏(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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