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刚刚落下帷幕的第25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及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亮点频出、新意不断。本版聚焦两大电影节上的热点议题——武侠电影发展和丝路题材创作，看看业界对此开出了怎样的“解药”。 2016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在一项针对当下中国电影观众类型偏好的调查中，观众对武侠片的偏好只占2.2%，在14种列出的类型片中居倒数第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陆绍阳根据这一调查数据，在第25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上指出，“这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想，这反映出一种周期性的创作困境？还是作为一种类型电影，武侠片也面临着像西部片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一蹶不振的境遇？”

　　曾几何时，中国武侠电影曾一枝独秀，无论产量还是影响力，都所向披靡，无“片”不摧。然而，现在这个“江湖侠客”正在淡出主流电影市场的擂台，犹如内力尽失。

　　武侠电影“产量锐减、票房低迷，好作品寥寥”的论断似乎正成为现实。在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国产新片展映中没有一部是武侠影片。

　　用新价值观开阔视野

　　提到武侠，首先想到的是动作场面，然后便是侠义精神。很大程度上，武侠电影也是因为其所宣扬的侠义精神契合了普通民众的心理诉求。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犀禾认为，武侠电影作为视觉化、流动化的武侠梦，一方面为观众带来动作奇观，另一方面亦表达了传统文化和价值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如正义、不畏强暴、抵御强敌、反抗社会不公和腐败、励志、专业精神、功夫的文化内涵和技艺水平等，这些都是侠义文化的应有之义。

　　陈犀禾同时指出了武侠电影的不足之处，侠客注重快意恩仇，讲究的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不是为公平正义、天下苍生四处奔走的形象，不堪中国梦之英雄形象的重任。而且武侠世界主张用暴力伸张正义，在强调正义的同时，亦鼓吹暴力，不合乎现代法治精神。他举例《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夜宴》等武侠大片阴谋欲望遍布，各组人马按照“丛林法则”行事，处于无尽厮杀角力之中。

　　武侠片是类型片的一种，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潘表示，类型片往往反映了所在社会的基本文化矛盾，呼应了所在社会的大众文化心理，表达了所在社会的大众价值观和梦想。主打类型片不但以普遍的人性需求为基础，而且也带有特定社会的印记、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和梦想。刘潘举例，美国的西部片和强盗片、我国的武侠片、我国香港的犯罪片，都具有这些典型的特点。

　　新价值观的进入将拓延“侠”的边界，开阔武侠片的视野。但是，“侠”与“武”需配合恰当，相得益彰，“侠”本身也得能够逻辑成立、道德正确。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黎煜认为，在这点上，中国武侠片还需向《功夫熊猫》进行更深入地学习，将“中国的”与“世界的”有效结合，形成独特的美学文本。《功夫熊猫》“草根英雄”的成功符合以林肯、奥巴马等贫民英雄为楷模的“美国梦”。从故事上看，影片又师承了东方武侠片的主题：从师学艺、苦练与顿悟、同门之情、师门叛徒、为民除害、解救苍生等。

　　用创新打通“任督二脉”

　　陆绍阳指出，作为在欧美主流市场上最能吸引观众的中国影片类型，武侠片在《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之后，已经鲜有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的影片。即便是众星云集的《一代宗师》在北美市场票房也仅为496万美元，而之前《卧虎藏龙》和《英雄》分别为12800万美元和5371万美元，武侠片似乎难续往日的辉煌。

　　面对当前局面，武侠电影该如何走出困境？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万传法提出四个“再生”即：传统价值观的再生、英雄人物的再生、恐惧的再生、道义礼乐的再生。万传法认为，唯有先将上述四条打通，才能打通中国武侠电影的“任督二脉”，才能重新振兴武侠电影。道义礼乐从世界范围来看，对应的是“文明”，如果文明失去了，那也就只剩下“兽性”。万传法表示，在新世纪，若想重振武侠电影的雄风，就必须呼唤道义礼乐的重生，呼唤五千年文明的再生。道义礼乐的再生，已不仅仅关涉武侠电影，而是与所有中国电影有关。

　　黎煜认为，武侠电影视觉上，“武”一直在变，自弱而强，自盛而衰。二三十年代武侠片利用拍摄、剪辑与洗印等早期技术省略、抽象、简化武术动作。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武侠片通过“弹床”“钢丝”等道具和多角度、全方位拍摄，六七十年代偏爱快速剪辑，八十年代垂青长镜头，以此真实、细致、连续展示武术明星的身体动作，彰显东方暴力美学。新世纪由于明星制强化与电脑特技万能，武侠片降低武术打斗的真实性、连续性、完整性与可信性。梁朝伟、章子怡、张曼玉、舒淇、黄秋生等非武术演员的武打动作靠大量使用替身、被拆解成局部特写或者藏匿于大袍之下以避其所短。武侠片如何在弱“武”的同时，依然保有精彩激烈、硬桥硬马、真实完整的打斗场面，都将是未来武侠功夫片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说到底，武侠片和其他中国电影的发展要靠创新来推动，创新是艺术保持生命力的根本因素，但电影的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故事、人物和立意这三个最基本的命题，在此基础上，再探寻如何保持中国电影那种东方人特有的很含蓄、很有味道的情感和格调，形成特有的民族风格。”陆绍阳说。（杨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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