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姓党，从来不意味着党报只能循规蹈矩、被动消极地做一个简单的传声筒，而是应该充分发挥党报的重要功能，紧紧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历史的洪流中，富有创造性地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惟有如此，才能恰如其分地进行自身精准定位，找到党报强大威力最深厚的源泉之所在。这是抗战时期大众日报给予我们的珍贵启示。

一

抗战时期，山东是中共领导下的几个最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建立、巩固和不断发展这块根据地，组织和发动最广泛的社会力量，不屈不挠地坚持山东的抗战，最终将日本侵略者从这块土地上驱逐出去，是贯穿整个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在当时民族斗争、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条件下，这些工作和任务可谓千头万绪、异常艰难复杂，既要不断地提高社会各界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又要对敌伪的罪行予以控诉和揭露，还要向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与此同时，要使党的各项纲领、主张、路线和政策得到及时的贯彻和落实，以此来凝聚并形成各方的合力。

诞生于1939年1月1日的大众日报，可谓生逢其时。翻阅这一时期的大众日报，不难发现：在漫长的抗战过程中，大众日报始终紧紧围绕山东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不遗余力、苦口婆心地开展自己的宣传报道，成为山东党组织忠实的参谋和有力的助手。大众日报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威力，至今读来仍令人为之震撼。

我们先来看一下1941年7月大众日报所刊发的头版头条。本月的大众日报总共出版了10期，所刊发的10个头版头条分别是：《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斗争》（7月1日）、《世界政治的新时期》（7月4日）、《接受抗战第四年的教训 迎接抗战的第五年》（7月7日）、《苏必胜 德必败》（7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7月13日）、《发展地方武装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7月16日）、《爱护主力军》（7月19日）、《反对敌人捉壮丁 赶快组织自卫团》（7月22日）、《不管敌人北进南攻 都是没有出路》（7月25日）、《近卫新内阁的成立》（7月28日）。

上述10个头版头条，基本上体现了抗战时期大众日报头版头条的风格：尽管地处山东根据地一隅，但眼界非常宏大、开阔。自然，这些评论不管是论述国际问题也好，还是论述国内问题也好，都是以山东的工作实际为着眼点的。因为山东抗战工作的开展，与这些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演变是密不可分的。同时，这些评论的出发点，无一不是服务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山东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

不仅如此，这些评论的质量和水平也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丝毫不端架子，没有故作高深的言辞，通篇深入浅出、用语精当，而又能洞幽烛微，并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所印证。比如，在苏德战争刚刚爆发后所发表的《世界政治的新时期》一文中，开篇第一句就一语中的地指出：“苏德战争是世界政治的新的转换点，以前的世界政治的旧面貌，因苏德战争而终结。以后的世界政治的新面貌，取决于苏德战争。”并分析指出苏德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由于苏联已经用自卫战争牵制了强大的德国，日本的地位更加孤立了，中国的争取抗战胜利的把握也更大更多了”。最后由此推及国共两党的关系：“丘吉尔最近的话是对的，因为他说他已经抛弃了二十五年来的反共成见，不管他将来还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希望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家可能以同样新的精神，和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来迎接这个世界政治和中国抗战的新时期，加强中苏合作，消除内部摩擦，准备反攻实力……胜利是在中国与苏联及全世界一切为自由而斗争的民族面前的。”如此精准而又透彻的分析，不仅帮助读者认清了局势，极大地提高了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了斗志，同时，毫无疑问地，也彰显了报纸的权威和力量。

二

党的任何一项奋斗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马克思关于党报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党的报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喉舌，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无产阶级党报应该是坚持原则，充满战斗性的机关报。毛泽东同志也提出关于报纸的“五大作用”，即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抗战时期的大众日报，为这些重要观点做了极好的注解和诠释。

为了实现组织和动员山东各界力量奋起抗战这一总目标，大众日报在数年间投入了数不清的版面，交替运用评论、通讯、消息乃至漫画等各种体裁，从各种角度、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宣传发动。在这些刊发的作品中，有的是对八路军、友军、盟军在战场上所取得的战果的报道，有的是对敌伪的残暴烧杀抢掠罪行的控诉，有的是对敌人施展的各种欺骗花招的揭露，有的是对敌占区内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现状的写照，有的是对敌寇内部矛盾、士气低落厌战和面临的国际国内困境的分析，有的是对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民族气节的颂扬，有的是对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引导，有的是对拿起武器积极参军、参加游击队保卫国土的呼唤。这些宣传，对于组织发动最广泛的全民抗战，其作用显然不可低估。

三

任何一项党的政策的制定，都是既考虑到党的长远目标，又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各方的利益综合考虑而做出的。要使其得以贯彻到实处，不仅需要尽可能地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与要求，还需要解决不同方面的认识问题，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来达成各方的共识。在具体执行和落实过程中，必须采取灵活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由于很多政策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全新的对策，少有现成的套路可循，而负责落实政策的地区各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具体执行政策的干部的领导水平和认识程度参差不齐，因此每一项政策的落实都难免遇到不少困难。在此中间，党报大有用武之地。而这也正是党报最基本的任务之一。

比如，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推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阶层的抗日积极性。一方面，要开展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民的抗战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让农民交租交息，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以争取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站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一边。由于直接触及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因此，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少问题。地主富农自然不愿减租减息，而农民当然希望减得越多越好。因此，在不少地方就出现了地主富农想方设法抵制减租减息，或者明减暗不减，甚至出现了地主富农减租减息而农民又主动退回去的现象。而有的地方则明显是减得过重，引起了地主富农的不满。

针对上述问题，大众日报多次发表言论，反复说明减租减息的作用和意义。同时，还通过通讯、消息等各种形式，不断介绍各地的成功经验，减租减息后取得的效果，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良倾向。比如，在1942年5月13日题为《迎接夏收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社论中，就再一次向各方进行督促和呼吁：

“当此夏收即将来临之日，正是农民辛苦一年，亟待新麦上场，马上解决其生活所需之时；惟因过去租佃关系迄未改善，再加以今日敌后战争环境，农民生活不惟未得应有改善，其负担且日益沉重，劳动所得除交予地主之外，个人身家难获一饱，自难望其提高生产热忱，为民族国家作更多之贡献。”

这篇社论不仅提出了督促和呼吁，还在充分了解各地推行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

“为使这一良机不要失去，就要求我们的群众工作干部大批下乡，与群众密切的打成一片，在实际工作中，去亲切了解群众疾苦，根据亲身经验，实际情况，提出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的方法和步骤。并且在开始进行工作的时候，切忌平均使用力量，应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一二中心的区乡村中，先由一二中心区乡村作起，逐渐造成一个蓬蓬勃勃广大群众性的运动。如果群众在群众团体的努力和政府军队的协助下发动起来了，那么在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实行实现之后，他们必继而要求成立农救会自卫团等组织，以巩固其既得利益，以保卫其田园家乡。这样广大的农民群众，便会由于改善生活进而走到努力生产积极参战的大路。

但这里又必须指出，在进行夏收的过程中，有许多的工作和问题等待解决，譬如党政军民在各方面配合工作，平息租佃纠纷，向地主佃农解释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的政策法令；同时还要注意维持社会秩序，肃清土匪骚扰，这除了打击巨奸惯匪以儆效尤外，尤应对那些迫于衣食的附从者从宽处理，交保释放，多多举办生产机关，吸收无业民众参加，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

从这些殷切的话语和思虑周详的建议中，我们不难想见老报人那种以山东工作大局和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境界和情怀，而这正是一张省级党报应有的气度和风采。

四

揭露和批评，是一张党报所必须具备的功能。但是，无情的揭露也好，善意的批评也好，都必须服从于党的工作大局，把握住分寸。在这方面，抗战时期的大众日报提供了不少经典的范例。

日寇和汉奸，是民族的公敌。对他们的罪行，必须予以痛击；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报纸则在严厉斥责的同时，时时刻刻照顾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大局；对于根据地内部同志的一些错误做法和不良现象，报纸则一般是从改进工作的角度出发，进行善意的提醒和批评，点到为止，不牵涉其他的层面。这样的处理，反映了老报人清晰的政治头脑和极强的原则性。

记得大众日报社的一篇资料记载，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中共进行了著名的精兵简政工作。在精兵简政工作中，多次有人向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提议将大众日报进行精简。甚至有人提出，如果把大众日报精简了，起码可以装备一个师。但罗荣桓没有同意。他说：“难道你们以为大众日报的威力不如一个师吗？”结果，大众日报不仅没有被精简，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和壮大。这充分反映了大众日报的威力。

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在1939年12月31日为纪念大众日报创刊周年纪念所写的《我所希望于大众日报者》一文中写道：“我首先希望大众日报能确实的负担起领导战争的责任来。……同时它又必须成为动员民众参战的号角，指导民众怎样去配合军队作战！”翻阅抗战时期的大众日报，可以看到这张报纸没有辜负这一期望。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如今，媒体的生态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与抗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东西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总有些藏在灵魂最深处的东西是不会变，也不应该变的。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一张党报威力最深厚的源泉之所在，因为这是一张党报赖以生存的关键。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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