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报界宗师张季鸾，传承“文人论政”的风格，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写就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新闻报道和社评，是享誉海内外政界、新闻界的杰出报人。“先穷而后工”，他是第一个提倡将报人、记者作为职业身份的人，他一生的新闻实践展现了他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而今仍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张季鸾；“四不方针”；新闻专业主义

在中国有这么一位先生，他留学日本中途回国参加革命，在24岁参与起草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辛亥革命后，开始提笔作战，先后担任《民立报》分社总编辑、《大共和报》议员、《民信日报》总编辑、《新闻报》北京通事、《中华新报》总编辑。①1926年《大公报》复刊，在其后的15年生涯中，他一直将文人报国的感恩之心倾注在这张报纸上。在他的领导下，《大公报》在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当时的东方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获得过此项殊荣。在他去世后，毛泽东主席评价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赞誉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他就是张季鸾，坚持新闻操守、以匡助国家和社会为使命的《大公报》记者。

“一支笔抵十万军”，这是时人对他文字的评价。在他30年的记者生涯中，共写作了3000余篇新闻稿件，其中《大公报》一半的社评都是由他执笔。他“三骂”成名，其中“二骂”都是针对蒋介石；他派出的记者范长江首次记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经历。游走于政治与新闻的边界，他做到坚持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在《大公报》发刊词《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在今天看来，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的期间是一个最接近新闻专业主义的时期。

一、五四运动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发

新闻专业主义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国家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的经济市场体制是新闻专业主义诞生的沃土。“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谁提出尚无定论，但它是实践的产物，追求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自由地报道新闻，相信新闻可以不受任何政党、团体的控制。20世纪中期，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布《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标志着社会责任论的提出，使新闻专业主义进一步成熟。

中国接受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活动而被传入。传教士通过办报打着“润泽汉人”“与中国敦友好之谊”等冠冕堂皇的口号撬开国人思想的大门，使西方的一些思想观念顺利进入中国，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也是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启蒙阶段。此外，中国近代一批报人和学者留学海外，受过专业系统的西方新闻学教育，间接推动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复刊《大公报》，张季鸾任总编辑。在发刊词《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提出了“四不主义”的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是指“以纯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②“不卖”即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或者说政府派别的金钱，不卖立场和气节。“不私”是指这张报纸不是一个人的，它是社会公器，要为社会负责任。“不盲”则是报社自我勉励之词，包含不盲从、不盲信、不忙动、不盲争，既对权力保持独立，又对公众舆论保持独立。③“四不主义”彰示了张季鸾主张办一张经济独立、言论自由、客观中立的报纸，十分接近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可以说，它是中国本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初步形成的标志。

新闻专业主义自五四运动后开始了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徐宝璜在《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一文中指出报纸的第一职务是：“供给各方平等表达之机会，新闻既为国民之言论机关，社外一切来件，但须所记不虚，言之有理，不应问其属何党派，及与本报主旨相背，而予刊出，供世人之讨论，给各方平等待遇。”④这是我国首次从理论层面提出新闻应独立、中立。虽然从后来的新闻业发展来看，新闻专业主义在话语实践中只能“碎片化”呈现，且并不能完全遵照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因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业自律和规制。但在当时，张季鸾与《大公报》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者，秉承客观公正、自由独立、公共服务的新闻报道原则。

二、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

（一）“文人论政”到“报人身份”

中国的新闻界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发表言论、政见的地方，张季鸾将之精辟地概括为“文人论政”。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都希冀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但对于不如意者，选择报刊论政报国也是一条出路。早期许多著名报人如梁启超、王韬、黄远生等都是因为变法失败或不事科举而走上了办报之路，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报纸对革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这些知识分子以文人论政的方式实现精神家园的守候，并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着借鉴和吸收。

张季鸾虽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新闻业的实质，但他在《大公报》时期倡导将办报的主体从“文人身份”向“报人身份”转变。文人是将办报写文章当做副业的人，而报人就是专门从事报业活动的人，是一种职业身份。这既表明了张季鸾对自己新闻事业的坚定，也表明他高瞻远瞩地领略到了报人的重要性。他鼓励《大公报》的报社成员应以职业记者为身份定位，遵守职业信条，以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为己任，对社会和公众富有责任心。

他对新闻也有着深刻的认识，确立了新闻本位制度。他在《大公报》复刊十周年的纪念词中强调：“报纸生命，首在新闻。盖应能反映中国之全部重要问题，以满足救亡建国途中国民之一切需要。”⑤报纸的基本职责就是新闻报道，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职要求，张季鸾实际上沿着“文人论政”的路子走出了一个新的境界，即跳出“文人论政”的框架，确立了新闻的行业独立性。

（二）坚守“四不方针”

“四不方针”是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探索与践行的最高要义，包含了实现新闻专业理想的操守原则与新闻实践的执行标准，他不仅在精神内核上有着独立办报、客观公正写新闻的愿景，而且将之浓缩成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意义的“四不方针”，一直影响着《大公报》的发展。

根据以往办报经验，张季鸾深刻体会到党派报纸并不理想，任何党派报纸都受到党派经费的影响以及政党权力的干涉，在这样的办报环境下很难实现报刊的言论独立，报纸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张有偏见的新闻纸，无法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职业理想。“不党”“不卖”就是与政治势力、与金钱腐蚀决绝的体现，要坚守新闻报道的纯洁性。在日后的新闻报道中，《大公报》一直坚守着这一方针，敢于说真话，敢于批评，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大公报》都充当着舆论机关，上至政党要人、下到普通市民都将《大公报》的言论作为重要的时事参考。

在注意到权力、金钱对报刊独立性的危害之大外，张季鸾还洞察到要看清事实真相并不容易，记者应具有清醒的头脑和自我判断能力，以免反被舆论误导。对待公众的意见应保持审慎态度，因为公众也有麻木、迷信、偏激、狂躁的时刻，张季鸾富有前瞻性地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如李普曼同样意识到“将公民视为无所不能、至高无上，是十分虚假的理想”。因此，张季鸾提出的“不盲”包括不盲从公众喧嚣的民意之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言论独立、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理想。

（三）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报刊的两个基本职能就是登载确实的消息和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张季鸾对评论的作用十分看重，他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只有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发表独立的见解，才能对国家与社会尽到匡导的责任。报刊是“社会公器”，负有监督社会环境、引导舆论的职责，敢言才能实现新闻价值，但不能失言，而不言只会有悖于新闻业的使命。

在《大公报》复刊后，经历了封建势力复辟、军阀割据混战、抗日战争等战乱，张季鸾发表了许多社评。西安事变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军的狂轰乱炸，为了鼓舞人们勇敢应对，张季鸾写下了《我们正在收割稻子》，这是他生命垂危，病逝前19天写下的最后一篇给人希望与光明的社评，因为有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论，人心才能受到鼓舞，人们才能怀着正义与光明的期待战胜侵略。

发表评论也意味着时刻面临祸从口出的风险，虽然张季鸾是无党派人士，《大公报》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不党”立场，但是这仍改变不了夹缝中生存的命运。对《大公报》后来一直有“小骂大帮忙”的评价，这更加说明了报刊要真正实现发表负责任的言论之难度。有许多大山在阻扰着通往事实的道路，正如刘建明所言，这只能是新记《大公报》抵挡来自党派之争压力的法宝，采取一种“左右逢源、适者生存”的策略。

三、启示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期间开创的新闻专业主义，对于今天的媒体是一种仰望，这样的新闻理想放之四海恐怕都难以再现。然而越是如此，报界宗师张季鸾所提倡并践行的新闻专业主义理想越是值得崇敬。作为一名有新闻专业主义理想情怀的报人，张季鸾的写作、编辑思维仍值得我们学习。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张季鸾的编辑实践：“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⑥张季鸾在《大公报》做编辑期间，虽然秉承“不党”的思想，经常对党派领导人口诛笔伐，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重要领导人之座上宾，这既为他探听革命动态、掌握重要信息提供方便，也为《大公报》的夹缝中生存搭建了一个避风港，一些潜在的危机直接被消融掉，即使还是有许多无法被消融的危机会化作棍棒落在记者身上。

通过言论报国的张季鸾深切推崇评论的重要性，一张报纸如果失去了社评就会黯然失色。对于如何写评论，他也有着深刻的认识。首先，写评论者须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对国家社会有着密切关注和同情心。其次，评论写作过程中切忌“唱高调”“乱批评”，要想好了再说，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说，不能一时冲动做出偏激的舆论影响。再者，评论记者最困难的是选题问题，要拿出一个好的选题需要浏览大量新闻以及信息，充分考量是否有话说、应该说、怎么说。这些关于如何写评论的心得是时人对张季鸾的一个记录，也是其本人如何做评论的真实写照，对今天的媒体工作者仍有启发意义。

毫无疑问，今日与往昔的社会生态存在很大差别，技术的进步带动了新闻业的革新和自媒体的繁荣。但是在新闻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新闻评论的把关质量却在下降，当出现一个新闻事件时，评论先于调查，多过调查，甚至时常有媒介审判之嫌疑。而受众并非人人都有良好的媒介素养，铺天盖地的转发行为和动辄十万以上的阅读量模糊了受众的视野，使受众很难理智地对事情有一个准确判断，先入为主的思想可能和真相越走越远。新闻业的问题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但本着正本清源的态度，媒体人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才是关键，如何做出正确的评论而不是随意言论，张季鸾先生已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作者系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苏蕾.张季鸾的编辑思想与境界[J].编辑之友,2009(7).

②蔡恒泰,郭洪波.论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当代意义[J].新闻知识,2009(12).

③同②.

④关琮严.试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四大源流[J].新闻研究导刊,2012(11).

⑤⑥同①.

参考文献：

1.刘建明.中国媒介批评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2.周劲.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探寻[J].新闻大学,2013(4).

3.刘宪格.张季鸾是怎样写评论的[J].青年记者,2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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