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在家里画桌前

作者与梁衡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

喜欢阅读梁衡先生的作品，却很少去想为什么。只是觉得文章好，耐读，回味无穷。不仅是散文，包括言论和新闻专著，都是如此。“自然，好，不必深究如何好法。”结识先生十几年，见面却很少，更多是在文字中对话。作为一个读者，对自己钟情的作者和作品，有怎样的心路历程？梳理梁衡作品对一个读者的影响，可能也有点儿意义。

文如其人

2003年非典期间，我写了篇《想见梁衡》。“从小生长在农村，巴结领导不是特长，但对名家的仰望从小便有。想到自己钦佩的人便在身边，却没有勇气看望一次，哪怕打个招呼，说半句话也好。我还是想当面见梁衡一次，聆听他的乡音。这是我的心病，也是心愿。”梁衡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见到文章后让秘书找到我。我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先生微笑着让我坐到沙发上，然后与我并排而坐。先生说：“我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你见我不如不见，可能会失望吧。”我当时有些激动紧张，语无伦次，但我说的一句话记得很清楚。“我一见到您，好像一下子对您的文章理解得更深了。”先生鼓励我多写，还送我他著的《走近政治》。

读者想见自己喜爱的作者，原因各有不同。但对我而言，这次见面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我在读梁衡先生的文章时，好像能够看到先生的眼神，他在愤怒，还是微笑，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心情。我甚至能看到他深夜查阅文献的背影，还能看到他在流泪。这在未见面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我眼前的梁衡，与文字中的一模一样。

我在梁衡散文中读到大量“忍”的哲学。《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就是梁衡散文中典型的“忍”字篇。“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邓小平、张闻天、辛弃疾、范仲淹身上有“忍”，梁衡身上也有“忍”。“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这是梁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经受挫折时的隐忍，不是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奋发。梁衡在作品中大声赞美他的同道。在“忍”的背后，我还看到了他和他的同道一样的家国情怀。他把从历史中汲取的滋养，留给自己，也馈赠给读者，这是非常珍贵的。季羡林称“梁衡是一位肯动脑，肯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这种评价是恰当的。

一个读者，如果能够把文字与现实中的作者结合起来，对作品的理解力可能是决定性的，对读者本人思想的影响也是可以想象的。一个作者，如果能够把作品和自己融为一体，对读者的影响将是积极而深远的。梁衡作品，正是如此。读者希望作品好，作者也应当好，这并非对作者的苛求。好，是指思想境界层面，包括作品和作者。否则，读者可能会放弃，甚至拒绝作者及其作品。梁衡，是真正的文如其人。梁衡作品强劲的传播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背后，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还有就是作为个体的梁衡在人格上经受住了时间和读者的检验。

直面当下

梁衡善讲故事，这在他的散文作品中随处可见。这些故事，不是小说的虚构，而是有新闻的真实和历史的纪实。梁衡散文中的故事精彩、文字优美、现实性强。他主张文章要有“真靶子”，敢于直面当下。

读《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一文，我看到了梁衡作家兼导演的才华。他以全新的视角推演历史，亦真亦幻，虚实相间。文章似电影，又像纪录片一样真实。故事情节紧凑，角色众多，内容丰富，文中有画面，耳边有对话。在这篇文章中，梁衡给毛泽东精心设计了考察黄河和长江路线。梁衡设计的路线核心有二：一是毛可察民生之艰，二是毛或思执政之误。这也是梁衡依据现实社会与历史真实描绘的经济路线和政治路线。这篇文章像素描，了了几笔就绘成了一部中国当代史。“杨伟名一定侃侃而谈，细算生产队的家底，纵论国家大势。毛会暗暗点头，想起他自己常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看来这些年离群众是远了一点”“老彭，看来是你对了！”这些镜头是虚构的，却感到真实可信。

“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20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发展迟缓的原因到底何在？”“‘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早已生根开花，但却要将忘其土了啊。”平静的文字，如雷霆之势，直面当下，具有鲜明的“梁氏风格”。

梁衡曾在网上看到普京对内低调对日强硬的几条新闻，随即写成《普京独行在空旷的大街上》，轰动一时，至今仍在传播。他借政治家普京的背影，通过现实中的“真靶子”，解读政治，这是一篇酣畅淋漓直面中国时局的政论，融入了梁衡对现实的忧虑和思考。梁衡时时保持对时局、对国家和人类命运的密切关注，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担当。现实中的热点、焦点和难点故事，都是他创作的“真靶子”。

梁衡散文视角独特，情感丰富，画面感强，故事饱满，映照现实。梁衡对人物、对历史的解读，是透过个体，还原现场，从灵魂深处来剖析，常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阅读他的作品，我总是不自觉联想起现实，思考个人如何面对困难，正视现实，如何在集体中、在时代中发挥作用体现价值。梁衡作品，有一种思想的力量，能让读者映照内心，既给人愉悦，又给人冲击，每次阅读，都像灵魂经受了一次洗礼。

时代需要

梁衡成名早，著作等身，代表作多。他有老本，偏不去吃，更没有陶醉在名气里。他用智慧和勤奋，不但实现了一次又一次成功转型，而且在创作和学术上不断攀登高峰，寻求突破。记者、作家、博导、散文家、新闻理论家、政论家、人大代表、副部级官员等，他都做得有声有色。他发表《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提出“城建生态”新理念，创立“人文森林学”新学科，丰富政治散文新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他提出“人文森林学”这一全新命题，从“红色散文”转向“绿色散文”，创作主体由人物向自然转移。这种转移并非山水散文的回归，而是对他早期山水散文创作的超越，让政治散文的内涵更加丰富，更接地气。《秋风桐槐说项羽》一文中“历史上的‘两羽’一勇一忠，成了中国人的偶像。这是民间的海选，与成败无关，是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青史丹心并存的两个价值体系。一个是做人，一个是爱国”；《中华版图柏》一文中“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都继续了梁衡散文的问政特色。梁衡创立、倡导并推动人文森林学科研究，并立志创作人文古树散文，呼吁人们重视森林和人类命运的相连。这是一条艰辛而又漫长的路，他选择了知难而进。梁衡抵达了政治散文的高峰之后，又开始攀登人文森林学又一座高峰。而人文古树散文系列创作正是对人文森林学的呐喊和助推。在梁衡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梁衡认为，“树木是与语言文字、文物并行的人类的第三部史书”。这种定位，事实上已经给人文古树散文设定了标准和难度，也给他正在攀登的新高峰设定了海拔，完全符合他一直追求的高品质。

梁衡创作的《中华版图柏》催生了首个国家人文森林公园—－陕西府谷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被人民日报称为“因文成景”，把当地的扶贫、文化、旅游推上一个新台阶，这是梁衡散文由纸上扎根土地的一大突破，也是梁衡和人民群众共同创作的一篇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散文，具有开拓性、标志性意义，正在并将产生示范效应。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是他的智慧能够为国家和人民需要。好的作品，应该像梁衡作品一样，读者需要，时代也需要。

多年来，梁衡坚持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调查采访，苦读文献典籍，谙熟国情民风，有时一个命题思考、沉淀达数年之久。这种“考古式”的艰辛付出，让梁衡的创作在孕育阶段便滋养丰厚，一出手便非同凡响。正如冰心所言：“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梁衡作品，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每一篇都很合我的胃口，成为一种内心需要。人的一生中，遇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是一种偶然。我的人生，与梁衡相遇，有梁文相伴，是一种幸运。

今天，已经70岁的梁衡，宝刀未老，志在千里。他时而穿山越岭，时而伏案窗前，才别陕西，又上塞北。他跋山涉水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汲取滋养，又含辛茹苦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挥斥方遒。“殊不知精英之浮，才是真正的社会危机”。梁衡的创作，对当下何尝不是一种提醒。

我以《想见梁衡》一文，结识先生，成为忘年之交。到了早已向往的秋白先生家乡，阅读真实的《觅渡》，我对梁衡先生，还有先生的作品，又有了新的理解。 （2016年5月 写于《觅渡》发表2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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