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年7月，古罗马政治家兼演说家西塞罗被迫远离罗马就任西里西亚的地区行政官，在他启程之时，叮嘱他的朋友兼门生鲁弗斯给他写信时把每天的《每日纪事》的抄本送给他。不过，鲁弗斯的工作并不是简简单单邮寄一份新闻公报就好。那时的罗马人会把罗马共和国中心的消息传播给自己社交圈子里的人，他们与朋友分享信件、演讲词或《每日纪事》的摘要，西塞罗和当时的罗马精英阶层靠着他们社交圈子的成员组成的关系网收集信息，有时还会抄写转寄他人的信件，并在抄写过程中加上自己的评注。于是，“西塞罗的网络”就这样形成了。在《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一书的开头，作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数字编辑汤姆·斯丹迪奇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把“社交媒体”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在这个故事中，《每日纪事》作为一种介质承担了如今社交媒体所承担的角色。作者认为，16世纪宗教改革发动时印刷的小册子、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宫廷中交流和抄录留言的诗作、启蒙时期人们在咖啡馆阅读的大量新闻报告和小册子，以及法国大革命前把各种留言散布到全国的诗作和新闻稿等，都承担了这一角色。而当时的人们在这些介质上发表的看法和抄写转寄的过程，极其类似于当今社交媒体的留言、评论和转发功能。

　　历史上产生的“社交媒体”形形色色，却都基于人类的社交天性和“主我”与“客我”的认识，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信息分享的基础之上。作者认为社交媒体网络系统是层出不穷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无论是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社交关系网是新思想和新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而不管是哪种形式的社交媒体网络，这些媒体系统的力量、传播范围和包容性是一直在稳步增长的。技术的发展则是社交媒体网络系统层出不穷的最主要原因，越来越发达的技术为人们想要传递信息的多少、内容和方式，以及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古罗马时期精英阶层的书籍和信件是写在莎草纸上的，而当时的百姓使用的却是另一种媒介形式——街道两旁的涂鸦。而后来古登堡创造的印刷机器比手工抄录快了100多倍，这一印刷史上的技术创新和造纸技术的提高使得平民也可以方便使用，思想也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地复制和传播。

　　从涂鸦和莎草纸到印刷品，再到电报、广播、互联网，人们交流信息变得空前地轻而易举。也许十几年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革新，能够传递触觉和味觉的媒介也应运而生，人们在收看美食节目时不仅可以看到食物的色彩，还可以感受到美食的芬芳和食材的质感。互联网绝非是第一种维系社交媒体环境的技术，社交媒体的定义也绝非是普遍意义上依靠互联网技术所建立的信息交流平台。

　　咖啡馆对于人类文明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地理空间。据说，牛顿的《原理》、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都诞生于咖啡馆，就连罗琳风靡全球的魔法小说《哈利·波特》也是在咖啡馆里写成的。咖啡馆为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在愉快气氛中阅读和讨论不同问题的新环境。咖啡馆作为当时学术探讨的重要空间，也因此推动了科学学术期刊的出现。所以，咖啡馆不再是一个简单喝咖啡的场所，像互联网社交平台一样为辩论和探讨提供了自由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畅所欲言，分享和讨论新闻和各种观点，犹如我们今天因为某种爱好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网络社群，在现实生活中不同身份和背景的人参与其中，增加了信息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流动的速度和效率。同时，当时的人们也在抱怨咖啡馆使人分心，让人变得愚蠢，会白白浪费时间，不加管制地发表言论也会带来谣言的产生，查理二世甚至担心咖啡馆会成为阴谋造反的中心而企图取缔。

　　斯丹迪奇在书中还引用了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的观点，不管是在新石器时代部落、罗马帝国还是现代企业里，人类群体的平均规模应是148人，四舍五入为150人。如果人数超过了150人，就会面临秩序维持和调整的问题。所以，在如今社会规模巨大的社交网络中如何进行管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对于个人来说，在信息爆炸时代如何对海量信息有着清醒判断，避免信息茧房，如何在社交网络的使用中防止群体性孤独等问题都值得深思。

　　社交媒体的演化史就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面镜子，可以肯定的是，不管社交媒体将来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它都会存在。如作者所言“博客是新型的小册子，微博是新型的咖啡馆，媒体分享网站则是新型的摘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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