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性”是18世纪西方社会启蒙运动的产物。中国文化中“现代性”的起点则是晚清时期。至建国初期，革命话语取代了现代性话语，许多革命电影中依然隐含着现代性的元素，这种现代性元素既是对晚清至五四以来“新民”思想、“个性解放”等现代性追求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包含着对五四现代性的否定和超越。本文通过对农村电影《李双双》中李双双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来探究建国初期电影中的现代性元素。

关键词：现代性；新民思想；个性解放；阶级性；斗争性

“现代性”是18世纪西方社会启蒙运动的产物。中国文化中“现代性”的起点则是晚清时期。蔡翔在他的《革命/叙述》中，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并进一步定义：传统中国所指的是古代帝国以及在这一帝国内部所生长出来的各种想象的方式和形态。所谓现代中国则主要指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革命中国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这里指明了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模仿和想象，它开始于晚清，到五四时期随着西方各时期文学作品的译介，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引入，中国民众有了简单的“现代性”理念。当我们对建国初期的电影进行分析时，不难发现，这些电影在当时民族和革命叙事的背后，隐含着挥之不去的西方现代性意味，现代性的因素渗透于电影的整体建构与人物塑造。尽管这一时期农业电影主要是讲述农村故事，树立建国后农村的新事物新现象，它依托在对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的吸纳与利用之上，对民间传统故事和民间文学的叙事方式进行了借用和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文艺在对现代性民族国家进行想象性构建时，放弃了对西方现代性反思的因素。

上映于1962年的电影《李双双》，是这一时期农村电影中的优秀作品。它讲述了公社社员李双双为了集体利益不断与丈夫喜旺及乡邻发生矛盾，并最终和好的故事。电影中树立了一个火辣爽直、大公无私妇女形象。在这一人物形象上，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现代性因素，它一方面继承于五四新文化的个性解放、新民思想。另一方面，它要求阶级的解放，建构了底层民众的阶级主体性，具有“革命现代性”。

一、个性解放的潜在延续

《李双双》虽是以“大跃进”为背景，但电影的着眼点并不仅仅是围绕歌颂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主题，更大程度上是立足于人、从“人”出发，着力创造社会主义农村新人形象，展现以李双双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农村妇女的新面貌。电影成功塑造了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

首先，电影开场展现了李双双经过了一天的劳动之后，愉悦地给喜旺洗衣服的画面，显示了她勤劳乐观、热爱劳动的基本性格。在面对孙有媳妇偷拿公社的木头，以及大凤摘棉花不干净的问题时，她丝毫不顾及情面，勇敢地反抗这些侵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为了公社的利益她去公社告了队长和自己的丈夫，显示了她大公无私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她在与孙有媳妇发生矛盾，当众吵架之后，却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再次与孙有的女儿见面时，心中毫无芥蒂并主动关心孙有女儿的婚事。在因指出大凤棉花摘得不干净而争吵之后，又顶着烈日帮大凤把棉花摘净。当喜旺赌气和金樵一起离开之后，双双又主动来到与她同病相怜的大凤家，安慰她并帮助她做农活，这些又显示了她善良大度的性格。在与喜旺的争执中，双双并不是一味铁面无私的教育，在她把喜旺打倒在地时，忍不住破涕为笑，展现了青年女性的天真可爱。在喜旺以离家出走相逼时，双双先是哀求，后又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自己委屈地痛哭。在喜旺回来之后，双双主动领着女儿将喜旺接回家，展现了她对喜旺的爱和作为妻子的温柔。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李双双有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顺从守德的形象，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和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追求。而追求个性解放，塑造丰满鲜明的人物形象正是五四文学的特色。喜旺面对记工分的任务推三阻四，但李双双却帮他争取，并主动承担妇女队长的职务。在集体生活中通过劳动展现自身价值，这与五四时期倡导的个性解放不无关系。

二、新民思想的变形再现

我们在双双身上，不时能够看到五四时期新女性的风采。同时，李双双的形象又深受五四时期新民思想的影响。五四时期是“现代性”思维的萌芽时期，这种“新民”是和一种新的时间和历史的演进意识密切相关的。在这种思维中，“今”和“古”、“新”与“旧”被看作对立的价值标准。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新”为名的名词：新文化、新文学、新民、新青年。“新”成为现代性的集中表现。其中“新民”思想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新民”思想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启蒙的主要任务和重要内容。人们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国民”应该具有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探索分析。新民思想的源头要追溯到梁启超对国民性的反思。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曾痛心地指出：“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他认为国民的奴隶性才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无独有偶，以鲁迅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对国民建设的探索是五四文化的重要内容。留学日本的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也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李双双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正是对五四新民思想的一种继承，不过此时要构建的是符合当时历史政治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合作化。没有农业合作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在当时的背景下，人民公社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追求单一公有制是其典型特征。公社大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统一生产，集中劳动，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种生产、分配体制迫切需要文化和道德支持，而电影又是最具群众渗透力的文化形式，因此迫切需要在电影中塑造一个热爱劳动、大公无私、具有国家主人公意识与自豪感的楷模形象，以此定义社会主义新人的属性，影响感化广大人民群众。而李双双的形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李双双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主要从李双双和喜旺这对夫妻的矛盾中展开。双双代表着现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而喜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这是乡村互助风俗对村民的道德规训。它弱化“法制”的功能，以“关系”代替“契约”，“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人情”中发生倾斜。喜旺正是这种“熟人社会”价值观念的守护者。在喜旺的观念中，维持与村民的和睦关系是最重要的，让他最引以为豪的是他家人老几辈没有和其他村民发生过冲突。在电影中，这对夫妻不断受到“维护人情关系还是坚持原则”的考验，面对考验不同的态度与选择是李双双与喜旺的矛盾的核心。这种矛盾表面上是夫妻矛盾，公私之争，实际上，正是对熟人社会和契约社会不同价值观念的争论，也是对人情私交与原则制度的争论。而民主契约精神正是现代性的一个鲜明特色，李双双遇到矛盾考验时，对原则义无反顾的坚持正体现了她内心契约精神的觉醒。由此可以看出，李双双的形象正是五四“新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革命现代性的批判革新

以上论述了电影《李双双》在个性解放思想和新民思想两方面对五四现代性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新中国时期的“现代性”并不等同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其文化心理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它的现代性特色在于其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实践，而非单纯的个体解放、民主自由、文学审美那么简单。正如汪晖在所说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现代性又带有鲜明的反现代的性质。它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新中国的现代性是带有鲜明阶级色彩的。它力图实现的不是人的解放而是阶级的解放。它颠覆了传统的阶级秩序，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底层人物成为电影的主角，在农村劳动中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事件成为电影的主要情节。更为重要的是，在李双双身上可以看到鲜明的阶级主体性。电影一开始，当李双双为了集体的木头与孙有媳妇发生矛盾时，喜旺问她：“你凭什么管人家？”李双双正义凛然地说：“我是公社社员。”这是李双双阶级主体意识的显现，她以公社集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以单个个人来定位自己。这一主体定位在她处理矛盾与冲突时相对于她其它的角色定位（喜旺的妻子、大凤的邻居等）处于优势地位。她坚持和男劳力一起修水渠，其目的不是得到工分，而是因为水渠修好以后，村里的旱地可以变成水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宁愿将女儿给别人照看，顾不上为喜旺做饭。她关心集体的利益，当集体中发生记工分不清影响生产的问题时，她自发地贴出了大字报。当她与喜旺发生矛盾时，喜旺的做法是以出走相逼，然后又要求约法三章，这些方式都是在家庭内部解决夫妻矛盾。而面对矛盾，李双双则要求与喜旺一起去找支书评理，或者去公社举报，把自己当作集体的一部分，要求按集体的公共意见处理矛盾。同时，这部电影的在场景选择上，也将传统的夫妻邻里关系转化为阶级同胞关系。电影第一幕，是一个劳动结束的场面。李双双在河边洗衣服，喜旺与其他男性从桥上走过，将自己的衣服扔给李双双，李双双笑着接过来帮他洗衣服。不同于一般电影中通过二人的亲密交谈，或者共处于一室之内来确定人物之间的关系，这部电影通过二人在广阔的劳动背景下一个扔衣服的动作确定了二者的夫妻关系。两人发生矛盾的段落也是在公共场合中。第一次喜旺对双双的不满发生在修水渠的劳动场面中。双双和喜旺关于记工分的矛盾发生在社员大会上。这种将故事的主要冲突情节设置在公共空间的做法，也淡化了人物之间的亲情关系从而强化了人物的阶级性。

其次，这种现代性有着尖锐的抗争因素，即反现代的现代性。它具有着打破现有政治阶层的趋势。在新的公社体制建立后，处于公社制度底层位置的李双双，不断反抗着现有制度的不合理因素。当她发现队长金樵记工分混乱时，就用贴大字报的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当她得知金樵孙有做农活投机取巧时，就来到公社告状。在影片中，这种对上层管理人员的批判是得到肯定和鼓励的。这正是新中国文艺现代性因素的特色，它具有自我否定的活力。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李双双这一人物形象上看到鲜明的现代性因素。李双双是建国初期塑造的楷模形象，也是建国初期对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新人的想象。在这个人物上既有五四个性解放的特点，又有社会主义国家鲜明的阶级性和斗争性。

参考文献：

1.蔡翔.革命/叙述[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 [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费孝通.乡土中国[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王裔艳，徐大慰.妇女模范形象塑造与新中国早期国民建设——以电影《李双双》为例 [J].电影新作,2014(3).

5.李佑新.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J].北京大学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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