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红高粱》让许多外国人误以为中国家庭多是三妻四妾，一部《卧虎藏龙》又让他们误以为在中国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位就是武林高手。当“非主流”占据了西方关注中国的“主渠道”时，“主流”就沦落为跑堂的“小二”。

这并不奇怪。一则中国拥有古老的文明，这让西方人觉得弥足珍贵——凡是没有的都是令人着迷的；二则不久前我们还比较弱，推崇“韬光养晦”，一心一意搞发展，不声张，不惹事，不大喊大叫。那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可以俯视的、“无害”的、可以给予大度指点的小弟；三是我们自己“笨”。看见西方人喜欢，就感觉“得到了认可”，激动不已，以为那就是好的，于是挖地三尺，从尘封的仓库里重新发掘出旧物件打磨刷漆，敬献给西方人。

于是出现这样的现象：中国的发展已经天翻地覆，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依然停留在三四十年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今天第一次来中国的西方人惊呼“跟我想象的中国很不一样”，多次来中国的西方人感叹“中国变化太快”。老实说，这是我们搞新闻宣传的人的悲哀，是我们的失职。

更严重的是，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而来的，还有西方不断鼓噪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不负责任论”等腔调。

由此，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中常常出现“两个中国”的反差：一个是客观真实的中国，能够基本呈现今日中国的改革面貌和发展势头；另一个则是部分戴着“有色眼镜”人士眼中的中国。“有色眼镜”人士的种种指责和抹黑，让我们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空前巨大。

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本质上说，是缘于其维护旧有秩序和既得利益的本能“条件反射”。但再深究一层，傲慢和偏见其实与“不了解”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不了解中国企业海外建设工程时，已经支付了高额的搬迁费，雇佣了当地工人，并且热情地向他们传授技术，所以西方媒体先入为主地给中国扣上“掠夺资源”和“殖民”的帽子；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国企其实是完全的市场主体，所以欧美国家在审查中国国企海外并购时设置了严苛的条件；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八项规定”，不知道一位乡镇长可能仅仅因为嫁闺女摆酒40桌就被撤职，不明白中国政治体制中巨大的弹性和“自净能力”，就武断地推导出中国“一党专政——腐败——崩溃”的结论。

医治偏见的良药是“全见”——让别人尽可能地了解我们。人性是相通的。只要了解了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中国，西方的公众和舆论对中国的印象就会友善很多，并进一步影响其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但现时的我们还是太幼稚了。宛如第一次恋爱的笨拙小男生，满腔倾慕和爱意无法让心仪的女孩感受到。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指出，中国对外传播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尴尬局面。此话中肯。

“隔洋喊话”，两张皮，是中国对外宣传的最大问题。我们使出浑身解数，累得大汗淋漓，对方却完全无感。问题出在哪里？

要想别人了解我们，我们先要了解别人。只有深入了解对方的政经业态和历史人文，才能擅用对方的接受习惯介绍我们，对外宣传才能真正做到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四个字——有的放矢。

改善对外新闻宣传可以从两方面入手：请进来，走出去。

请进来，就是邀请大量外媒记者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要适当放松外媒在华设立新闻机构的管制。自己说不如别人说。要相信大多数外媒是尊重事实、看重新闻职业道德的，恶意中伤的毕竟是少数。要相信我们国民的辨别力——个别外媒发表有关中国的歪曲报道，立刻会遭受来自中国网民的自发辩驳和抨击，就是明证。要敢于展示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中国，不仅展现成绩和辉煌，也坦承问题和困难。贫弱需要刻意“保护”，强大伴随自信从容。只有让外国了解到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他们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真正含义，才不会被“中国威胁论”所吓倒；只有了解中国煤炭和钢铁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和地方政府付出的沉重代价，他们才会深切理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决心，才不会抨击“中国输出过剩产能”；只有了解到中国新《环保法》“按日计罚”，不少企业负责人因污染而进监狱，他们才会对中国的环保抱有必要的耐心和信心。

走出去，一方面可以与国外媒体合作，如中央电视台在非洲落地；一方面要伴随海外投资和“一带一路”的推进，讲好中国故事，把我们坚持与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播出去。

要特别防止一种倾向，一提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就是孔子学院、中华武术、京剧……须知，勤劳的人民、正确的道路、火热的建设、激情的进取、不断创新的中国模式……这才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是我们对外宣传最该着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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