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作为社会的瞭望者，记者为公众提供最新信息、进行深度报道、监督社会……记者的职能有很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便是在一些危急时刻作为“逆行者”赶赴现场。无论是地震洪灾，还是战争突击，抑或是突发事件，除了救援人员外，总是会有记者的身影，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为公众带去最新鲜的资讯。而这些时刻，往往是刻骨铭心的，也是印象深刻的。

灾难报道需要克制

张 国

我有限的几次灾难采访，都是在慌张无助中开始的。每当来到一个混乱的现场，事情千头万绪，面对千千万万张面孔，我担心采访说错了话、走错了路、找错了人，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多年的从业经验也没能帮我克服这种感觉。

承认慌张无助并不表示自认缺乏勇气。这是两回事，缺乏勇气就不会来。害怕一无所获、来了也是白来，才是慌张的源头。我并不害怕灾难，害怕的是自己的职业表现成为一场灾难。

2015年天津港“8·12”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发生时是深夜，我已入睡，手机静音，我没看到编辑部的提示，错过了第一现场。我次日清晨五点多看到了信息，赶紧开车赶往现场。内心不但无助，还夹杂着深深的自责：为什么没有像有些同行那样半夜赶到呢？

但是没有太多时间自责了。只能怀着最差的心情去参加又一次考试。当我来到距离爆炸现场一千多米的马路时，拎着行李箱、牵着狗、拖家带口的居民，正在匆匆撤离他们的小区；豪华汽车被砸出窟窿；伤员身上缠着绷带。

这是2015年8月13日早晨，事故原因不清，人们只知发生了爆炸，爆炸时间、次数、影响范围和人数都不清楚，需要想办法找人来还原他们见到的场景。在警察封锁之前，我进入距离现场几百米的海港城小区，希望找到更多的目击者。在那个时候，我最关心爆炸造成了多少人伤亡，以及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原现场的采访还没有到追问事故原因那一步，但我相信它确有价值。比如关于事故发生时间，信息通报前后并不一致，有人说“23时许”，有人说“22时50分接警”，说法不一，我写出了比较准确的时间，因为我问了每一个采访对象一个问题：什么时间见到了爆炸。一名市民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是23时30分左右，在23时20分时她关掉手机准备入睡，特地看了时间。

这就是灾难报道：每个人都知道出了大事，但是连事发时间这样的信息都是不确定的。

接下来的采访，我一直想让这些信息更加确定。在官方发布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找到更多、离现场更近的人。我的一个收获是找到了涉事企业瑞海公司的一名叉车工。事发当晚他恰好住在爆炸堆场的办公楼里。他提供了一些独家的、此前未经披露的信息。事发后瑞海公司负责人均已被控制，不会对外发声，这种来自第一现场员工的信息非常珍贵，我对他的采访后来被其他同行大量引用。

其实，找到他多半要靠运气。我在收治了最多伤员的医院找人，遇到了这名叉车工的家属。当时因为有别的采访急着要走，我大致记住了他所在的楼层。后来回到医院，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去找，终于找到了他。他受伤很重，又颇有顾虑，劝说他接受采访也费了不少力气。由于他是企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我必须严格为他保密，以免他的利益受损。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第一个得知并发出了失联消防兵周倜获救的消息。遗憾的是，他当时全身受伤严重，无法接受采访。这是“8·12”事故中第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终于有人从爆炸区域生还。

消防员是天津港爆炸事故伤亡最重的群体。采访几天后，我听到了很多消防员的故事，并连续四五天在中国青年报头版报道，比如一辆消防车上爆炸当晚的死里逃生经过，比如一个消防中队派出去的人全部遇难或受伤、只留一人看家，比如事故遇难者“头七”恰是生日的消防兵。结合对第一时间进入核心区域搜集的消防官兵的采访，我发表了特稿《牺牲》，该文被有的媒体认为是记录“8·12”事故的几个“标点”之一。

《牺牲》一文中不乏具有感染力的细节，如消防兵甄宇航在爆炸后曾给母亲拨通过电话，未能说话已牺牲。这些细节打动了大量的读者。有人好奇我是不是含泪采写这样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没有。我不反对那些含泪写出文章的做法，但我作为记者，尽量与此保持距离。其实，《牺牲》的价值首先是事实价值。克制的写作比煽情更加重要。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是“铁石心肠”的，我关注事实本身，不断去从各个角度核实细节，但我的情绪是克制的。尤其是遇到那些失去孩子的悲痛欲绝的父母，我宁可放弃直接采访，转而询问其他家属，以免让自己的采访对当事人造成“次生灾害”。

整理这些采访录音时，我心疼得泪流满面，但写稿时我是镇定的。只有一次，写完了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后，我跑到卫生间里哭了一场。那是事发好几天了，也许是情绪的一个出口，我为他也为所有的遇难者而哭。十多天后，当我第一次回家休整，暂别事发地，又哭了一次。我抑制不住泪水，只好把车停在荒郊野外的路边，眼泪流干后再上路。

每一个灾难现场，记者都处于逆行的人流中。但我相信，真正的记者并不会意识到那叫“最美逆行”。灾难中逆行的职业很多很多，都是出于职责，记者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处理危急时刻是每一个记者的必修课

郭宇靖

作为财经兼科技报道记者，突发事件似乎离我很远，可在短短数年的记者生涯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不是采访部长、权威专家，出入高端论坛等，而是在主要业务范围外，我参加了多次突发事件的采访，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记者对自身的洗礼，也是一生铭记的重要时刻。

有时，做足了充分准备，却没想到因为一个小瑕疵而措手不及，险些导致前功尽弃。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的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重庆甚至陕西的宝鸡、汉中、安康等地均有较强震感。据雅安市政府应急办通报，震中芦山县龙门乡99%以上房屋垮塌，卫生院、住院部停止工作，停水停电。

当日上午，我正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采访电影产业发展，突然接到总编室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参与地震报道。我即刻应了下来，放下手头的采访匆匆回家取了衣物就赶赴机场飞到成都，成为新华社第一批到达地震灾区的记者。

经过汶川地震后，全国人民对地震可能造成的伤亡草木皆兵，我脑子中也设想了100种场景，可是当来到地震现场时，仍然深深受到震撼。

当晚从成都驱车抵达雅安后，没有处理突发报道经验的我，自告奋勇连夜兼程前往地震灾区最深处的信息孤岛宝兴县，当时通信中断，全国对那里的情况都一无所知。车行不久后，便因隧道塌方道路中断而停了下来。

于是，我和同事背上一台充满电的海事卫星电话，跨过了随时可能坍塌的隧道，躲过了还在下落滚石的山路、爬过了几十米高的峭壁，连夜徒步近30公里，终于成为全国第一批进入信息孤岛宝兴县的记者。

转过山进入宝兴县城，我们都舒了一口气，这里虽然受灾严重，但仍较为有序。当我急于把消息发送出去时，才傻了眼，一路辛苦背来的海事卫星电话，无法开机，试了多次后才发现电池显示虚电充不进去，没有通信信号就意味着辛苦赶了一夜路看到的第一手情况无法传送出去，就好像破案找到了真凶却不能告知受害人一样尴尬。

后来在县城采访拍到的许多照片、现场受灾群众现状、安置及救灾情况等重要的采访，最终依靠我们在当地找到的一台柴油发电机才得以连上卫星线路传送出去，及时传送出对救灾工作起到重要参考作用的情况。这种危急时刻下可能遇到的问题不是充分准备可以预料到的，迅速找到处理问题的方法，已成为当代记者的必修课。

2014年3月8日，原定从吉隆坡出发6:30抵达北京的马航MH370客机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这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200飞机，此后再无音讯。

我的居住地离机场较近，听到消息后，就匆忙赶往机场，远远就看到机场航班信息牌上MH370后面紧跟的红色“延迟”标识。其他延迟的航班已陆续到港，让这一架航班的延迟信息显得格外刺眼。

因为抵达较早，现场还有不少等着接机的家属，他们几乎都不相信飞机失联，痴痴地站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接机大厅等消息。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我除了关注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家属的状态上。

此后，家属被聚集到离机场30分钟车程的丽都酒店等待消息。从一开始的疑惑、焦虑、焦急再到失控和近乎发疯的崩溃，家属们等待父母、亲友、同事时那种状态，那种人性中最真实一面的折射，深深印在了我心里。

“请问你们现在心情如何？”就在这时，不知哪位记者冒出了这样一句话，虽然声音听上去来自一名温柔的女记者，却让现场家属一直紧绷的心情一下崩溃，群情激奋。

“要是你爸妈在飞机上，你心情如何？！”一个家属咆哮道，吓得这名女记者不敢再说话。这时，在场的所有媒体记者几乎都成为家属指责和发泄的对象。

当时这个场景让我感觉很尴尬，甚至开始思考记者这个职业多数时是在帮忙还是添乱。后来，在其他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安抚下，几乎要成为一场冲突的事件渐渐转化为对飞机状况的关注上，而马航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回复，也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家属一次次翘首以盼航空公司的消息，都无功而返。最终我综合了很多客观的信息和因素，刊发了多篇反映事实的稿件并做了与多个卫视的连线直播，没有在报道里直接反映家属的情绪状况。

尽管如今媒体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挑战，但这些年我未曾怀疑过记者这个职业的伟大。也只有真正做过突发报道的记者，面对危急时刻的抉择，才能体会到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

我的身边有很多记者身上充满了这种责任感，他们没有被企业的高薪聘请所动摇，一直向着为人民说话，为成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目标而努力着。特别是在很多危急时刻，记者都自告奋勇地冲在最前，因为只有离事件最近，才能最接近真实。调查到最真实客观的事情并带给公众这些信息，甚至推动社会进步，才是记者最容易获得满足感的时刻。

记者：让突发事件更加透明

时培磊

10月10日晚上9点，我正在绞尽脑汁构思一个专题报道，手机忽然震了几下。我看到微信上的内容，这是一条市民反映给齐鲁晚报的线索，短短几行字，却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新闻线索。爆炸、漫天粉尘、空气里到处是臭味，当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我的脑子里立马浮出几个字“出大事了”。

我马上拨通爆料市民的电话询问了大致情况，得知位于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的齐鲁制药厂发生了爆炸，周边震感强烈，空气相当不好。就在制药厂旁边，紧挨的是历城二中，数千名学生此时正在上自习，爆料的市民正是学校的老师。由于事关重大，我又联系了历城二中负责宣传的一名老师，她也向我证实，学校学生非常恐慌，教室的窗户已经全部密封，并且，她拍摄到了与爆炸相关的图片。

我第一时间将了解的情况抢发，并赶往事发现场做进一步的报道。当天晚上9点多，我通过齐鲁壹点客户端将短短几百字的消息发出来，然后和生活日报的记者赶往事发地点。后来得知，不少媒体都引用了齐鲁壹点的这条信息。

出发前，部门领导特意嘱托我要注意安全。其实，看到爆料线索的第一时间，我做了现场可能存在有毒气体的最坏打算。因为有太多信息是模糊的，学校的老师们很担心，我一开始也是有点胆怯的。但出门前，我也没有找到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具。时间紧迫，我只能带上充电设备，先到现场再说。

事发地位于济南郊区，采访车过去需要一个多小时。当晚10点多，我们赶到齐鲁制药厂。周边一片漆黑，厂子大门一盏灯很亮，两辆消防车在门口停着，并没有在作业。打开车门，空气中有一股说不上来的臭味，时而浓重时而轻微。

厂子门口有保安把守着，我观察了一下周边，翻墙进去似乎并不现实。我们只能先从侧面打听信息。联系历城二中的师生、消防员，一句话一句话串起来，得知爆炸的明火已经被扑灭，无人员伤亡。这时，全媒体部门的同事提醒，有任何动态先发到群里，第一时间发布。

照片、简短的文字，我一边走，一边传给报社的同事，忙起来以后，我也就顾不上这里的空气是否有毒。一时进不去现场，我和生活日报的记者爬到旁边未完工楼盘的19层，里边黑乎乎一片。但在这里俯瞰齐鲁制药厂，一览无余。不过很快我们发现，由于夜色太深，加上明火已经被扑灭，烟尘也基本扩散开，很难判断到底是哪个车间出了事故。

回到厂子门口，我们正商量着怎么突破获得更多信息，两位工作人员过来，告知我们不久将在董家镇政府召开一个简短的通报会。通报会上，历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大致情况。还是要时效，我第一时间把材料拍成照片传给全媒体部门的编辑。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向历城区环保局、历城区安监局、齐鲁制药厂负责人做了提问，短短十多分钟的通报会结束了。

当晚11点多，我们踏上了返程，我在车上用手机将情况汇总起来，却发现齐鲁壹点的同事们早已经把我发到群里的只言片语串了起来，包括相关背景链接，图文并茂，非常全面。

齐鲁壹点、齐鲁晚报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其他媒体也通过网络和手机客户端做了大量后续报道，集体发力将舆论的影响力扩大到最大，相关部门就此问题多次研讨解决办法，最终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回想整个报道过程，在突发事件中，记者有了更大的发挥余地和空间，也更有成就感，客户端上短短几百字的消息影响力超乎想象。除此之外，政府和企业都要学会应对突发事件，相关部门在事故发生数小时内召开通报会，就市民关心的问题做了说明，打消了市民的顾虑。

另外，在未来，突发事件的直播式报道也许会越来越多，视频、图片、文字元素的运用将会交织在一起。这考验着记者的突破能力、技术运用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抗压能力等。突发事件发生后，记者的报道思维、报道流程也许都会有改变，而报道突发事件的记者也可能会更加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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