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近代报刊的集大成者，梁启超在办报实践上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所提出的办报的四原则理论、报刊的社会功能、新闻自由的相对论观点以及相对成熟的党报理论等新闻思想，对后世的新闻传播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拟通过对梁启超办报活动的探索，总结其新闻思想，为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关键词：梁启超；办报四原则；新闻自由；党报理论

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学以及报刊活动的集大成者，梁启超在诸多领域都成绩斐然。他的活动绝大部分都与办报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所创办或支持的报刊主要有17种之多，其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推动了当时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在当时报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也能为当今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在办报活动中，梁启超不断接触到西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念，通过实践和探索，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

一、办报的四原则理论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被外国列强欺凌，正是由于“上下不通”“内外不通”这两个原因。要振兴国家，就得去塞求通，而办报则是重要的途径。在办报活动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办报四原则理论。

一为宗旨定而高。梁启超认为，办报和做其他事情一样，都应该有其明确的宗旨。作为报人，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而坚守。这就是其所说的“以国民公益为目的”。他认为，中国长期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办报的最高宗旨，只能为国家和民众服务，而不是为政府服务。所以，作为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的工具，报纸应该有其最高准则，那就是维护国民利益。

二是思想新而正。新闻是对最新的事实的报道，如果报纸刊载的都是旧事物、旧消息，很难吸引读者的注意，是故为“新”。另一方面，报纸显然不能对所有的新事件、新思想有闻必录，采录能激励社会风气和正能量的新闻，有益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为“正”。

三为材料富而当。新闻报道的涉及面很广，可以包含政治、军事、文化、哲学、科学、法律、教育等各种各样的内容。报纸在采录报道内容时，必须对其进行严格把关，从而达到“富而当”的水平层面。

四为报事速而确。新闻的首位要素就是真实性原则，它是报界奉行的最高准则。在把握真实性的同时，还要注重新闻的时效性，使读者看到的内容是“新闻”，而不是“旧闻”，达到“速而确”。

梁启超提出的办报四原则，基本上概括出了一份优秀报纸的重要品质。这四大原则，以报纸内容作为出发点，基本上确定了一张好报纸的标准与品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它们仍不失为判断报纸质量好坏与否的标准。

二、报刊的社会功能

从报刊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建舆论。在梁启超看来，舆论是社会成员中多数人的意见，这种多数人的看法和意见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当舆论形成时，上可对政府形成制约，下可对民众造成影响。作为制造和宣传舆论的机关，报纸可以有意识地弘扬正气、鞭笞邪恶，从而达到监督政府、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的目的。

第二是启民智。这与当时的中国落后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在梁启超看来，开民智的首选在于兴建学校、创办报纸。报纸主要通过宣传使民众的素质提高，从而进行文明开化。

第三是兴民权。在梁启超看来，通过“开民智”，提高了国民素质之后，就要“兴民权”，民众可以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从而实现自己参与政治的权利。

第四是合民力。在政治不稳定时期，通过报刊集合民众的力量，进而扩展势力，作为革命的基础。在梁启超时代，“合民力”其实就是一定的阶级把报刊作为其实现政治目标的武器和工具。他的“合民力”的思想和功效，在今天看来都不容忽视。

第五是陶民德。根据梁启超的观点，如果想对政治进行改良，使国家强盛起来，第一要务就是增强国民素质。数千年来，中国之所以萎靡不振，就是因为民智不开，国民缺乏公德意识。治疗这种“民疾”的不二良方就是报纸宣传。

显而易见，梁启超所提出的报刊的这些社会功能政治色彩非常强烈。“建舆论”是为通过舆论，为维新派的活动造势，而“启民智”和“兴民权”的目的也都是为维新派的活动造势所服务，再加上其“合民力”的手段，构成了维新派政治活动的基本框架。梁启超没有提到报刊的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这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报纸的中心自然就指向了政治这一方向。

梁启超的报刊社会功能观点，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报刊的功能以及衍生出来的作用和影响。他的报刊功能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是无从实现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随后的几十年后，逐步得到了认可和证实。

三、新闻自由的相对论观点

新闻自由是近代由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提出的政治口号，它反映了该阶级要求参与政权的强烈愿望。梁启超研究并认同了这个口号，也把新闻自由作为人本身所有固有的一项权利去看待，并把它应用到了自己的办报实践中。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沉浮，都源于民众缺乏新闻自由。正是从这个角度从发，他主张“启民智”“兴民权”，实现中国式的新闻自由。基于对自由本质的认识，梁启超反对政府对报刊进行垄断，极力主张国民可以在报纸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认为，民众监督政府的权利的消息来源，在于报纸的信息的传递，如果失去了这个消息源，就等同于民众的监督权被剥夺。其次，报刊应独立于政府，和政府不是下属和附庸的关系。报刊应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去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方针政策，为民众谋福利，而不是成为政府的附庸。这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新闻自由。

虽然梁启超的新闻自由观点来源于西方国家，但是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肯定了新闻自由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也坚决否定绝对的新闻自由，认为绝对的新闻自由和权利是不可能实现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必然会把社会引向无政府状态，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新闻自由必须建立在法律和道德的准绳之下，把新闻自由与法律和道德准绳隔离开来、对立起来，是自由极端主义的说法。

总而言之，梁启超的新闻自由理论不仅在概念上对之进行了确定，明确了新闻自由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且还高度地批判了绝对新闻自由主义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对新闻自由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探索，开创了我国新闻学界对新闻自由探索的先河。梁启超的新闻自由观是其新闻思想中最为辉煌的部分，直到今天，它仍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

四、相对成熟的党报理论

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追求立宪的手段是通过政党来完成的。因此，贯穿其办报活动的党报理论，一直是其探讨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认为，所谓政党，是出于自愿，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基础组合起来的民众团体，它以公开竞争为手段，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梁启超筹划并创建了好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他主持的《时务报》和《清议报》等报纸，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党报。梁启超承认报纸的阶级性和党性，认为党报的宣传工作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作用显然。

从梁启超的角度来看，党报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党建工作不可忽缺的手段和方式，是建党的组织基础。这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报理论不谋而合。区别在于，前者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机关报，而后者却属于无产阶级。这说明，在当时，梁启超的党报思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第二，党报是党进行方针政策的宣传，并获取民众支持的途径。梁启超认为，通过党报宣传，民众可以获得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去选择赞同或支持与否，进而为政党获得民众的支持创造条件。因此，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一直以发展党报为追求目标，这也是他终生坚持不变的重要观点。

第三，在野党通过党报监督政府。作为共和党的领袖，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坚决主张利用报刊对政府进行监督。如果政府的行为合乎民意，则全力拥护；反之，则全力对抗。

梁启超认为，要保证党报宣传的有效性，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是党报应该保持公开性。在梁启超看来，君主立宪政体之所以与封建专制制度不同，是因为该政体是一个政党在取得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战胜其他政党的结果，这个政体是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党必须在党报上公开自己的执政纲领，以此来进行政治活动。这种公开有利于加强民众对政党的理解和解读，争取舆论支持，同时也有利于加强政党自身的凝聚力。如果政党不公布自己的政治纲领，那么就难以发挥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当然，这种公开不是绝对的公开，有其相对性。

第二是党报必须阐明党的态度。在社会生活中，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党报要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第三是党报工作人员要服从党的安排。换句话说，党必须对党报进行坚定有力的领导，党报机关工作人员要与党的领导保持一致，深刻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不能与党报的政策和方针相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第四是党的团结也是党报的宣传之重。在他看来，一个政党的团结，是保证其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党员与党员在决策过程中有可能发生意见上的分歧。因此，党报应从大局出发，从全国利益的角度出发，摒弃地方主义利益，求大同，存小异地进行宣传，着眼于党内团结，从而集中全党的思想和力量。只有这样，党报才能真正形成战斗力。

梁启超关于党报问题的观点，与当代党报理论中的某些看法，如党的宣传机关即党报，它是党的方针政策的传播者、党报的宣传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决策等，大体上是一致的，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具有特别的进步意义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党报理论中资产阶级观点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在实际生活中要以一分为二的方法去看待他所提出的理论观点。

参考文献：

[1] 张品兴.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2] 孙巍.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比较及现实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 2009.

[3] 刘晗.中国舆论新闻思想监督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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