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古希腊的Agora（广场）到现代社会的互联网，社交平台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讨论的广度、深度与效度。本文试图从哲学和传播学的不同角度，对比不同时代社交平台的相似与相异之处，进而分析公共讨论的传承与变迁。从批判研究的视角出发，文章旨在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当代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键词】：广场 互联网 公共讨论 社交平台

“话语是真理、知识和权力的集中表现，是生活主体和对象能够相互交融的地方”，福柯的这一论断通常被浓缩为一个简短的哲学命题——“话语即权力”。语言成为一种本体，而绝非仅仅是一个媒介，这在语言哲学中是一个前提条件，并且在现代社会的意见竞争中得以体现。本文所要探讨的“语言的力量”，被放置于公共空间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并借助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交平台得以体现。

一、公共空间的建构

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似乎没有公共讨论的传统，甚至很少有公共讨论的空间。在长期的封建历史中，我们没有古希腊城邦中的Agora（广场），也没有近代欧洲流行的沙龙或“咖啡馆”，对于言论的严密控制使得“议论”成为一个禁忌语。“哲学生于对话，死于独白”，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这种“对话”通常涉及对城邦政治的讨论，而在中国先贤的经典语录中则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无关政务的思辨。

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中，曾骄傲地说道“我们的政体名副其实为民主政体”，这种“名副其实”并不是由于制度设计，而是因为一种扎根于社会共识中的公共意识——“只有我们雅典人视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为无用之人”。在一个雅典公民的日常生活中，Agora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围绕着“苏格拉底常出现在公共场所” 这个主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参与公共讨论是一个雅典公民天然的义务所在。Agora的特点是“无中心”、“多主题”，还有就是开放性，这与当时所有公民之间的平等地位相符合，无论是平日里的自由讨论、辩论、演讲，还是公民大会时的民主表决，这个地点所象征的都是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表达。当然，这种公民政治生活的发达是依赖于充足的“闲暇”生活的，而这种政治讨论与劳动实践相脱离的状况是依赖于奴隶制的，因此，这种民主制的繁荣注定是短暂的、不牢固的。一旦失去了奴隶阶层提供的劳动生产，所谓公民的政治生活就难以维持，所以，雅典的民主对话空间是难以复制的。当人们都开始迫于生计四处奔波时，公共讨论再也无法覆盖整个公民社会。

而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在欧洲地区出现了更为非正式的公民社会。那个时代随着报纸杂志等媒体以及沙龙、咖啡馆等议论“场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围绕公共事务进行“阅读和议论的公众”。这些人通过开放的理性讨论形成公共的意见——舆论——由此充当公民社会要求与国家二者之间的媒介。同时他们也对国家持有监视和批判的意识，试图对来自国家的对公民社会的介入进行有效的控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民型公共领域” 这样一个概念。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公共意见在其中得以形成，它在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关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思想更带有一种复古倾向。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一部分观点，即将polis（城邦生活）认为是公共领域，oikos（经济与家庭生活）认为是私人领域。这里将公共领域理解为平等的个人通过言语的交互而进行相互行为的场所，是人们围绕所共通的事情，能够自由的表明和交换不同意见的开放的共同场所。这其实和雅典城邦社会具有某种共通性，即重新恢复Agora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现代性具有自我解构的特点，这体现在公共领域就是多元性。随着现代性转型的进行，维持共同体的“绝对律令”在现代社会遭遇了严峻挑战。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成为时代的特质。

启蒙之后，人的主体性被充分地挖掘。现代人渴望多元化、差异性，这既带来解放和自由，也导致共同伦理基础和理性规约的瓦解。

笔者认为，人们对于公共空间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断言：“人是政治（城邦）的动物” ，这种对于人的集体属性的判断在近代哲学中遭到了驳斥。洛克用自然状态来说明人和政治共同体并没有先天的关联，人生来是独立的，只不过为了避免战争状态，人们才会缔结条约，政治共同体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的工具 。经历了近代启蒙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人们再也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城邦先于个人”，反而是个人成为了中心。但是，当每个人都不再去关心公共事务，当每个人都汲汲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和发展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孤独。工业化让每个人脱离了原先由血缘和地缘构筑的共同体，但原子化的个人却突然发现，把无依无靠当做自由自在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所以，人们既排斥被束缚，又渴望与有意义的他者相遇。借助现代科技的发展，这种交流的欲望落在了一个新的空间中——互联网。

相比于之前的Agora、沙龙、咖啡馆，甚至相比于传统的大众媒体，互联网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它将参与讨论的门槛降到最低，进入的条件无关政治或经济地位，甚至无关于知识层级，人们需要的仅仅是一台设备，仅仅是最简单的操作技术。互联网在技术、功能和价值上皆以开放、对话为根本逻辑。作为遍及一切空间的沟通、社交、消费、娱乐、文化平台和场域，互联网为亿万人构建了一个虚实连接的生活世界， 而这种生活世界正是交往理性得以生成的背景。我们不需要奴隶制来为公民的闲暇提供必要的劳动生产，所以参与的人群将远远超出雅典公民的范围和规模。我们不需要足够的学识和社会地位，所以也没有沙龙所需要的资格条件。互联网无疑是人类社会截至目前最为平等的社交平台和场域，更接近于哈贝马斯对理想言说情境和多元平等权利的设计。

但是，互联网的优势也很容易转化为其劣势：平等自由和多中心可以发展为无中心、无秩序。无规约、零门槛会导致对话的滥觞。目前来看，互联网已经展现出一个糟糕的景观：人类聚集在拥挤的社会部落，却无共同的情感、道德与价值根基，仅仅是陌生人之间进行着散漫无序的对话。

二、公共讨论中的意见与真理

1.意见与真理的两条路

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他的问题能够解决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苏格拉底的境遇甚至会变得更加糟糕。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人们的任务就是要区分所谓意见之路与真理之路。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中，通过四线段说将意见和知识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他通过一个庞大的理念论系统所要构筑的正是一个超越意见和表象的本质世界。苏格拉底终其一生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希望引导公众不要被习俗的诸多意见所迷惑，要敢于听从“内心的声音”去探寻真正的知识。比如在《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批评了传统习俗虔敬观所体现出的功利主义倾向 。苏格拉底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维护城邦中的“德性”，故其判断城邦神学的现状也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德性”的考察。游叙弗伦状告父亲杀人的案件集中反映了城邦所面临的道德伦理观的现实威胁。而苏格拉底认为这种威胁的根源在于传统神学的不完善，所以要对城邦神学进行完善。诸如游叙弗伦这样激进的新兴势力才是动摇城邦根基的真正威胁，他们不相信传统的权威，盲目相信自己的判断，这种危险的思想通过智者这样的群体在城邦中迅速的传播和扩散。在互联网时代，像游叙弗伦这样的新兴群体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的，他们挑战一切传统，质疑一切权威，将自由奉为个人的最高准则而丝毫不关心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意见往往扑灭了真理、掩盖了价值。如果苏格拉底在社交媒体上质问一句——什么是正义？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善的？他势必会被大家嗤之以鼻，然后这微弱的声音便淹没在了庸俗化的讨论中。

2.智者与意见领袖

智者被认为是腐蚀城邦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申辩》篇中，苏格拉底不得不花很大篇幅来澄清自己并不是智者，因为他的罪名“败坏青年”通常被认为是对智者的状告词 。柏拉图认为，智者们教授的名为“智慧”、实则为“意见”的东西，正是滋生于雅典的民主制度这个温床。人民好比是猛兽，而智者好比是饲养员。 智者在长期的饲养过程中了解到哪些东西是大众喜欢的，哪些是他们不喜欢的。这些人并不关心真正的真善美，而只关心自己的私欲——通过迎合大众来为自己的意见传播寻求利益。与此相反，哲学家的眼睛是始终盯着真理的，并不在乎大众是否喜欢这些真相。哲学家应该清楚，“别人对我的见解是否同意这是次要的，我只重视自己的议论是否是对的”。正如苏格拉底最常说的——“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就同意，不对，就请尽力来反驳我。”一个是以意见伤害真理，一个是以意见寻求真理，这种差异正是网络时代的对话所要反思的。在网络社会，“智者”变得更多、更隐蔽、危害性更大，他们或许以“公知”自居，或者是一些“大V ”，他们的言论很具有煽动性，但往往并不是对真理的阐述。甚至在很多时候，网络意见领袖本身就是在迎合大众，为了给自己增加关注度宁愿加入群氓的狂欢也不愿坚守自己的判断。由此，我们又想起了柏拉图形容智者的那些词语——“贩卖德性知识的零售商” 、“在论辩中赚钱的人” 、“只会模仿，自己没有知识又装作有知识的骗子” 、“在大庭广众中发表长篇大论的蛊惑家”。每个人都会被众人的指责会赞许的洪流卷走 ，在这样的言论和教育环境下，德性和“善”将难以保存。

3. 权威是否还是“权威”

雅典民主制度的运作主要是在于民众与精英之间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对话，正是这种对话使雅典民众相信集体智慧和力量要比个人的伟大。更为重要的是城邦意识形态主导权是掌握在民众而不是精英手中，于是他们就成为不发表演说的民众的代言人，屈从于“民众的意识形态的霸权”。互联网所导致的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使得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一种对抗的关系，民众怀疑权威又不得不听从权威，缺乏真诚有效的沟通也使得大众传播中意见领袖的地位受到冲击。

三、民主对话的最坏结果

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他能否避免被判处死刑的命运？也许现代社会的法律更加完善，但现代社会对于反叛思想的容忍度并没有比古希腊更高。互联网所形成的巨大舆论压力是城邦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在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支持判死刑的人数只是略微高于反对方，而在网络舆论事件中往往是形成压倒性的局面，舆论的牺牲品甚至更多、更惨。

无论是在雅典城邦还是网络社会，民主都面临着共性问题：

四、对话与对话伦理

1、对话伦理的确立

标准由一到多，这是互联网对话与古希腊社会的对话所面临共同的问题（惊人的相似）。

随着智者学派的兴起，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被冲击了，普罗泰格拉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直接表明了标准多样的客观事实，《安提戈涅》中人法对神法的冲突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了人文主义的兴起。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相对主义的滥觞，修辞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德性的道德含义，如何重建道德的客观标准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柏拉图通过理念论让道德伦理问题变成一种形而上的问题，这被后来的基督教延续下去，并在康德的理性先验论中与现代性结合，逐渐统一了标准。

但是，现代性甚至摧毁了永恒的理性，伦理标准又一次由一变多，互联网在形式上确立的多元主体的对话模式要求一个更宽容的标准，以往的学者们对这种标准提出了两条路径：

① 阿佩尔：肯定大前提，在预设原则的基础上对话

②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来自对话，通过对话原则与利益风险的平衡设定标准

目前来看，不少观点认为②胜于①，即哈贝马斯将阿佩尔的方法更向前推了一步，但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阿佩尔的方法还是可行的。

无论是在雅典民主制的陪审团法庭上，还是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中，都会存在一种现象：即本质不坏的人被判有罪。首先，人们对这个人的判断并不是来自对其的客观考察，在意见竞争中，表达方式与情感倾向往往会主导人们的思想。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行真的成立，而在于他在意见竞争中树敌太多。他宣扬人是无知的，且攻击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这激怒了陪审团中相当多的成员。人们讨厌苏格拉底，并不是认为他说的是错的，而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太刺耳。在当今的互联网社会，有多少的政府官员、明星名流因为表达的不合时宜而遭到围攻，这些“罪人”经常是掉进了意见竞争中的“陷阱”，即舆论的情绪化特点。

其次，所谓的“多元”意见一定是有度的，即使在现代社会，统治集团对舆论的控制依然存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认同依然起决定性作用。苏格拉底无论在雅典城邦还是在互联网社会都难以生存。从表面上看，其罪名是革新神道、败坏青年。如果放到今天，大概就相当于传播异端邪说、危害青少年健康。很明显，这依然是不被容忍的。苏格拉底反对民主制度而提倡精英治国，这触动了社会中的政治利益集团，同样也会遭遇被排挤的命运。

笔者认为，虽然现代性消解了一些传统的共识和道德规范，但是公共秩序的底线还在。无论是权威、伦理道德还是社会隐性规则，都不会完全消解，阿佩尔的假设在宏观上还是成立的，人类社会的存在终究要依赖于一些共识，从这个层面上看，对话作为设立规则的机制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效率较低的稳妥的措施，也只有当我们显得不能更糟糕的时候才成为选择。处理公共事务要求一种意见的统一，沉默的螺旋就体现了这种趋势，优势意见的螺旋式传播不仅源于群体性的压力，也依赖于共识。在微观现实中，多中心与去权威化导致了一种意见的暂时混乱，其根源在于参与讨论的公众分属于种类众多的利益群体和意识形态范畴，所以更具体的对话伦理需要来自具体的对话。但是，对于这种对话的质量，笔者持一种非常悲观的态度。立场不同，规则的划定势必会转化一种力量的博弈，而这种竞争的结果通常取决于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这并非对话和宽容所能左右的，说到底，还是一种权力的争夺。

五、互联网的消极自由和城邦社会的积极自由

互联网赋予人们的自由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消极的自由。人人都有了发言的机会，可以摆脱权威的压制。就好像二十世纪初，大众登基为王，狂喜地享受着突破权威的快感。但是，雅典城邦更高级的意义在于，他不仅赋予公民消极自由的基础，更培养了公民积极自由的意识。

网络的民主参与如果要深入的发展，就需要经历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三个阶段。

首先，自由不仅仅是缺乏外在干预的状态，而同时意味着某种方式行为的权力或能力。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不被干预，是否就意味着我有发言的权力呢？假如缺乏了知识上的能力，言论也将缺少分量。苏格拉底和其他的每一个公民一样，都享有自由发言的权利，但在意见竞争中，知识的差异会产生新的权力分层，缺少知识和经验的吕西斯只能单向地聆听苏格拉底的言说，而实力更强的色拉叙马霍斯就可以反驳。在互联网时代，意见领袖大多具有一种资本，这种资本可以来自于知识，也可以来自于社会地位等。权威并不会消失，就知识领域来说，权威的必要性来自于现代化分工机制。

其次，在第二阶段，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主（rational self-direction）.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的生活由某种理性的欲望所引导，而不是被非理性的欲望所左右。理性被冲击并不意味着理性不重要了。康德说“要限制理性以为信仰留出地盘”，即使现代社会我们无法完全做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于形而上的共同追求也仍然是凝聚社会的力量。与其消解理性，不如重建理性。

自由的第三个阶段意味着集体自决，每个人都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在控制自己的社会环境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在这一阶段，网络的民主参与真正成为公众意识，人人都将是苏格拉底。

最后，针对互联网的脱域性，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反思。互联网中的浅交往一定就是不好的吗？笔者认为现代性自身是有一系列匹配机制的，脱域性和浅交往，以及系统信任的扩大未尝不是好事。熟人社会并非就是绝对好的，对话伦理所要保证的正义也并非只能在强关系社会中实现。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社会制度的保障即是与现代性匹配的机制。自启蒙以来，政治哲学家们不再寄托于对人性的过强的道德假设，而以一种普适的规则来框定人的行为。正义的前提将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弱关系，由此产生的伦理秩序不再以“差序格局”为基本原则，这是现代性为我们提供的新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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