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教育的表面繁荣与内心焦灼

杜仕勇

2017年03月14日14:24  来源:青年记者
 

传媒教育的繁荣景象

技术文明与教育文明循环促进,大众传媒在现代科技推进下已发展到各传媒业态互为衬托,内容、技术和终端互相融合的阶段。今非昔比,就连喻国明先生都感叹:传媒业从底层基础到规则、界面的具体表现形式都发生着巨大变化,不知未来会怎样。①

传媒业已拓展到非常广泛的领域,传媒教育事业也因此蓬勃兴盛。从早先单一纯粹的“新闻教育”发展到多元化媒体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全媒体教育,从学科教育转向传媒行业教育。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编导、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学、播音主持、影视表演、摄影摄像、录音、动漫……传媒教育的专业划分越来越细,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轰轰烈烈发展的背后,业界、学校、学生三方都对目前的局面心存焦虑。

传媒教育“学”与“术”的纠结

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传播仿佛已成过去,眼下正经历着“全新的替代式的变化”,旧的理论体系、模式、经验、概念和方法论都遇到了挑战,有的正被质疑和颠覆。尤其是全民参与传播后,新闻与谣言、信息与情绪、职业记者与“草根”并存,面对不费心智的“图像”、过度的娱乐、快餐式的碎片化阅读、泛滥的情绪暴晒,似乎传媒领域不学也无术。

而事实上,传媒业的发展是基于数据处理、电子通信和网络技术驱动的,同时也是艺术的传播,并传播着艺术,“技术”和“艺术”就决定了传媒“术”的特性;即便是以内容为王的传统纸媒,也已经进行了新技术的尝试和新渠道的开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形成体系、会被理性归纳总结,系统化了的技术与知识也自然成为该领域的学问。更主要的是人类信息传播活动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传播学道理,同时也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信息科学等相生相融,因此传媒教育需要传授的学问多得很。我认为最初的传媒教育设计是较合理的:职教系列重在技能培养,本科教育要求理论与技能并重,研究生阶段重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然而现实的纠结在于:职业教育想增加传播理论以实现文化性,本科教育中技能实训环节有的是走过场,还需要加大投入,研究生教育却在加重行业实践能力,专业硕士便是如此。

复合应用培养的困境

传媒新技术和行业新环境要求有新的教学理念和人才培养体系来与之相适应,需要在全球视野下遵循教育信息传播规律、工学并重,兼得审美与伦理、文化传承与创新、人格与社会融洽教育。有的学校提出了“素质为本,技能为用,学用贯通”的培养理念,值得借鉴。

但在与行业接轨、落实技能训练和实践教学环节中,情况就千差万别、不尽如人意了。条件好、机制灵活的学校建立了传媒实践群落、专业实训平台,有的则采取了“互助共建”模式。复合应用培养不再是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就能解决得了的,需要楼宇空间、机器设备、系统软件和网络平台,这些都需要数目不小的经费投入,更需要双师型师资的配备,对于新建传媒专业的学校来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周期。毫不夸张地说,从项目申报到批准立项、建设、政府采购招标、安装调试、师资培训到位,学生都毕业好几届了。还有,高校传媒实验平台与业界操作平台的相关度、匹配度还不是很强,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没有形成,经常是学校辛辛苦苦训练的技能,学生毕业后用不上或者业界早已升级换代了。

另外,功利的社会风气使得业界和学生都“只怕来不及”,这就与固有的专业和课程设置、通专结合的学校教育产生冲突。公共课、通识课、理论课遭受冷遇,专业技能课眼高手低、急于求成。传媒教育的“大跃进”与媒体需求的结构性和目标性矛盾仍然突出,业界急需上手快、后劲足且具有新媒体思维和技能的跨学科融合型人才,而学校则面临学科边界、教学模式、师资队伍及知识体系再造等诸多挑战,培养出来的人才脱离媒体实际,落后于且不适应于迅猛发展的传媒业,或转行或频繁跳槽,热门专业遭遇就业难。因此,复合应用型传媒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

师资队伍建设遭遇尴尬

师资队伍是当前制约中国传媒教育发展的重大瓶颈。传媒行业是近些年在中国兴盛的年轻行业,传媒师资要在这么短的周期内成熟和丰富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多数高校对教师的入门要求是具有博士学位,但该专业领域博士授权点少,于是更多的文学、史学、文艺学、语言学博士进入传媒教育领域。对于传媒教育而言,这些高学历教师和已有的高职称教师,知识体系不完全匹配或者已明显陈旧,是不适应传媒新技术、新业态、新观念的。年长的教师不想学,或学起来困难;年轻的教师迫于生计,如果进修学习,既要支付学习费用又要丧失上课得薪酬的机会,所以积极性也不高;业界精英、高端人才又多愿挤在平台好、机会多的京沪两地,中西部高校在人才引进上存在地域劣势;对于新媒体,学生反而比老师了解得多、使用得多、学得快,所以师资队伍是在尴尬中前行。另外,虽然一支粉笔一本书的教学时代已远去,但灌输式、照本宣科的教师还占一定比重,多媒体教学大多是将书本上的东西复制到屏幕上,教学效果不理想。

因此,如果不实行灵活的用人制度,不改革教师评价和绩效分配制度,延揽业界精英、引进高水平专家学者、完善师资队伍结构、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就是空话。

传媒教育初心的彷徨

大众传媒从“传者中心”到“受众中心”,实实在在践行着“使用与满足”理论,甚至有“受众决定”趋势,“注意力市场”“眼球经济”被开发得红红火火,然而文化被弱化了,核心价值体系没有得到凸显,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拜物主义逐渐盛行,一些媒体操守旁落,把关缺失、缺位现象时有发生,这就应该检讨传媒教育并对传媒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因为传媒和教育是引领社会前行的先头部队。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站在全局的高度,点明了新的历史阶段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关键定位和重大意义,为传媒教育指明了目标和方向。在当前环境下,传媒教育要回归教育的本质,不仅要重视专业技能,更要重视能够升华技能的理论素养,重视学生的人格和内在精神世界,避免技能与思想、道德的背离。发展传媒教育要不忘初心,培养学生正确的新闻观、传播观以及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责任感与追求真理的勇气,深信坚守精神价值的意义,不能有太多的功利意识,不要太在乎各种评比、评估及学科排名。

公共传媒教育的缺失

当今是每个公民都与大众传媒发生紧密联系的社会,人人都是宣传员,“人人都有麦克风”。因此,除传媒教育之外,面向公众的传媒教育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新课题,目前这一块是缺失的。增进公众对媒体及信息的认识、获取必要的传媒技能、提升媒介素养,培养人们对信息的鉴赏、分辨和选择能力,增强民众在信息受传过程中的责任意识、法律意识,使其免受负面信息的影响和不参与不良信息的传播,是公共传媒教育应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进行公共传媒教育的最好途径是利用大众传媒,大众传媒除了以身作则外,还可以开设专栏、专题等进行普及教育。社会组织也可以通过会议、讲座、活动、社区宣讲等形式发挥较好作用。各级学校是公共传媒教育的重要环节,应将其作为一种通识素养教育,或独立设课、或将内容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等其他课程之中。

注释:

①刘胜男:《变革时代,传媒教育需要更强大的“定力”——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中国传媒科技》,2015年第3期

(责编:石思嘉(实习)、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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