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到技艺——《新京报》视频直播的尝试

赵新宁

2017年03月20日15:24  来源:传媒
 

《新京报》在视频直播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开始于2016年,与腾讯新闻合作,充分发挥各自在平台、技术和内容等方面的优势。2016年初的“春运回家路”春运系列报道只能算是一场视频直播的演练,在2016年两会报道中,《新京报》的视频直播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到今天,《新京报》在视频直播中涌现出众多有社会影响力的新闻,比如,“聚焦2016全国两会”“让全中国牵挂的悬崖村孩子”“天津滨海新区爆炸”“7月北京河北暴雨”“雷洋事件”“魏则西事件”“保定6岁儿童坠井事件”等,《新京报》记者在新闻现场的一线,为公众全方位直播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在新闻的时效、深度、人情味等方面,都展示了主流大报的专业规范和职业素养,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然而,移动端视频直播模式毕竟还处在探索阶段,利弊并存。是否能为传统媒体融合转型提供新思路,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从直播的实际效果来看,依然存在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

技术平台中的融合实践

传统媒体能够在移动视频直播的热潮中集合优势的采编播力量,在这种新的传播形态上做出探索和努力,是应对媒体融合转型的新举措,在形式上也是紧跟时代趋势。尤其是在移动媒体生态的激烈竞争中,《新京报》利用社交平台,与腾讯的合作,可以获得更多精确的用户数据,用户的需求和反馈意见,在丰富用户体验,拓展用户选择空间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直播的形式开辟融合转型新渠道。所谓融合转型,就是转变媒体的服务方式。从2016年上半年开始,得益于视频、文字、图片、动态图的有效结合,直观立体的形象展现,较低的准入门槛等优势,移动视频开始攻占媒体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的注意力资源。不但专门的视频直播网站如映客、斗鱼等迅速兴起,传统视频网站如优酷、爱奇艺等也紧跟其上,视频直播改变了新闻资讯的内容生产过程和传播方式,重塑了新闻现场,也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视频直播并非是一种新的形态,在当前的媒体生态环境中,这种移动视频的直播需要再生并创造出新途径和新元素才能应对数字技术的巨大挑战。在传统媒体普遍被唱衰,面临生存困局的状况下,《新京报》在媒体融合转型的过程中已经采取了多种尝试和努力,如网页端的新闻直播、“我们视频”以及《新京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的相互配合。《新京报》的探索为自身发展争取了更大的空间和平台,与移动端的视频直播如斗鱼、优酷以及带有营销色彩的聚美优品直播相比,《新京报》在媒体的专业操守和职业规范上,依然树立了大报的权威和自信。

多平台的联合丰富用户使用体验。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体验与这个平台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紧密相关,用户的使用体验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产品形式上的体验,二是产品情感上的体验。产品获得的便利性在同质化产品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能为竞争增加一个重要砝码。设计平台的积极友善、愉悦安全的情感体验也能增加用户对信息平台的黏性,因为社会化媒体产品不仅要为用户提供社交圈的启动机制,也需要持续性地为用户提供社交圈的扩展机制,在潜在的连接关系和兴趣中带给用户良好的情感体验。

直播视频的便利性在于用户可以随时选择观看,尤其是利用碎片化时段,如在地铁、公交或机场等需要时间等待的场所,只需一部手机就可获得直播的新闻信息,将碎片时间利用起来,这是所有直播视频共有的优势。《新京报》丰富用户使用体验的扩展性表现在其微信平台与网络视频直播的联合,如在其微信平台的推送信息中,往往是图片、文字报道与视频相结合,文字提供新闻事件的深度解读,视频提供新闻现场的动态,为用户的选择阅读或收看提供可选择的范围,在收视效果上,加深阅读印象,增强传播效果的同时也会减轻用户的阅读疲劳。利用媒体社交圈的扩展机制在网络中形成新的关系,这是未来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在新的交流平台中获得用户依赖和认同的关键。

泛资讯的内容扩展用户选择空间。考虑到用户在社交媒体中的行为特征和接受习惯,一种影响因素是直播的视频本身是个性化的,这是社交媒体平台化演进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另一种影响因素是用户价值选择和言论表达的个性和多元化,这就决定了进行视频直播的选题需要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

笔者收集了《新京报》2016年全年的视频直播的新闻标题,进行了样本分析,直播的新闻标题共计194条,话题涵盖社会、民生、法治、娱乐、环保、科技、创客,突发事件等,其中,以社会新闻的直播数量最多,占全部新闻总量的将近50%,社会话题的新闻视频直播能吸引从精英到草根几乎所有阶层的参与和讨论,新闻的传播效果也会比较理想。

用户在信息接收的过程中,其关系是普遍连接的,时间碎片化并且伴随低度耐心的心理状态,因此,新闻的选题和报道内容需要适合直播的特点,为用户营造比较轻松、积极、愉悦的收视环境。从对近200条新闻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到,严肃的时政新闻和复杂的财经内容则较少在直播视频中出现。在《新京报》的“直播”与“我们视频”两个栏目中,虽然有重复叠加的选题,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配合的,“直播”为用户提供的是事件的全景全貌,是一种伴随式的信息服务,而“我们视频”类似于短讯,既有短消息的文字报道,又增加了五分钟之内的新闻事件核心内容的视频。

技艺追求中的提升空间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媒体新技术创新驱动下所尝试的“视频直播热”还没有确定的模式和机制,虽然在媒体资源配置、新闻的生产传播及平台分享上成为市场竞争新的着力点,但在视频质量的专业水准,把握直播的核心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用户的参与,增加用户的黏性和互动效果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视频质量有失专业水准。传统电视视频的播放往往需要一个后期制作加工的过程,在时效性和实时性上没有移动视频直播的效果突出,从选题到拍摄到后期制作,层层把关。比如,新闻的选择有严整统一的主题,视频拍摄中的推拉摇移跟甩镜头的到位,后期剪辑中的画面流畅衔接,配音,解说词等,都有统一规范的规定,需要严格执行,最终提供给受众的新闻产品体现着明显的新闻组织的条理性、逻辑性和连贯性。

移动视频直播的质量在这些层面上降低了标准。便携式手持直播云台、实时直播流量包、移动直播台等设备即可完成现场直播,但问题是,在画面的拍摄质量上降低了要求,拍摄的构图、框架、清晰度等,都让位于迅速及时的展位和发送传播。虽然在重大的时政新闻上会进行编辑加工后再播发,如2016年的两会直播,现场记者拍摄完成后传回后方的编导团队进行编辑把关,随后在新京报网、新京报客户端和腾讯新闻网中直播,但是在一般的社会新闻中,减少了编辑把关环节,手机拍摄的画面画幅在播放中比例不合适的情况下会特别影响新闻的传播效果。有的视频是直接采用网友的拍摄素材,在拍摄的专业水准上自然与规范的视频作品有一定的差距。

视频时段过长降低用户耐心。传统电视直播中,往往是精心挑选的新闻事件,在视频的呈现上,也是将最规范内容,最标准的画面剪辑组接完成,提供给公众,公众接受到的总是事件的核心部分。按照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的评选标准来说,电视新闻的“短消息”时长控制在1分30秒之内,“长消息”通常为1分30秒到4分钟。

新兴的移动短视频则不同,几乎是没有时长限制的,伴随式播放,用户可以随时收看或者选择离开。查看《新京报》的直播视频,长达3到5个小时,在这样的时间长度中,直播的开篇,衔接内容,甚至现场记者“唠家常”式的画面都包含在其中,降低了视频直播的效率,在某个信息密度较低的时段,就可能丢失一部分用户。

布尔迪厄认为,人们如果想要对电视传达的内容进行理性分析与思考的话,必须将自己变成“快思手”,但一般人都不具备成为“快思手”的能力,只能成为在快速流动的炫目画面前应接不暇的图像刺激接受器。《新京报》的直播视频虽然没有靠炫目的画面吸引用户,但长时段的直播,难免会使用户产生视觉疲劳。尽管其几个小时全程直播的目的是为给用户提供最完整的事件过程,但直播过程中片头片尾中间衔接环节,“东拉西扯”的特征没有避免,挤占了本就有限的用户的有效时间,减少了理性判断与分析的可能和空间。过长的时间段,增加了信息挑选的复杂程序,增加了用户把握新闻中关键内容的难度,也有可能在用户自主选择时段的过程中错过关键信息。

开放性平台未充分增强互动。社会化媒体产品的核心是“互动”,产品的独特卖点、文化个性以及盈利模式等,都取决于产品对“互动”这个核心环节的理解与设计。开展与用户的广泛互动是提升质量,增强用户黏性的重要部分,也是现在社交化媒体的最普遍手段。从技术的层面来讲,社会化软件为互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互动的手段、模式、场景和回报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新京报》视频直播关于话题的选择虽然不再局限于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而是扩展到社会、民生、文化等多元话题和广泛资讯,这些都是将互动效果考虑在其中的因素。但是,相较于社会化媒体的互动设计,《新京报》的视频直播在调动用户积极性和创造力方面还有极大的探索空间。

在“直播”板块设置有留言的“评论”,在“我们视频”板块,以用户“点赞”的多少来获知新闻的传播效果,而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互动的频度和留言内容显然高于网页端。当然,在重大或突发事件上,《新京报》的视频直播还是赢得了公众强烈的反应和认可。

从腾讯后台的统计数据显示,关于时政新闻,2016年初《新京报》联合腾讯新闻直播全景两会,在100多个点位的40多路直播信号中,团队完成了16天总共98小时的视频直播。3月1日到3月3日,腾讯新闻视频直播的访问量超过6000万,3月6日的首个直播开放日中,播放量达到400万,这一数据说明了直播的受众关注度。关于社会新闻,如6月1日的“让全中国牵挂的悬崖村孩子们怎么过六一?”的视频直播,虽然时间长度达到了5个小时,但是在高峰时段仍然获得了20万的观看量。再如,11月8日,保定男童坠入40米深枯井的救援直播,1000万人观看,再现了全民救援的力量,调动的不仅是线上的媒体资源,更调动了线下的救援团队、民众力量和公众的情感。尤其在这次报道中,其直播的规范、道德、伦理和人情味等得到业界和社会公众的认可,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技艺”层面,尽管救援的结果是以悲剧收尾,但这个前所未有的直播过程与力量的调动,为之后的视频直播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意义,社会价值重大。

直播形态的新图景

当前的社会生活环境已经由媒体所塑造,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娱乐还是社会休闲,媒体文化成为当前社会生活中文化的主导形式与场所,尤其是媒体的数字化加快了革新的进程,传统媒体更是在普遍被唱衰的氛围中竭力开辟新路径。视频直播并非一种新的媒体形态或传播方式,在此之前,经历了从普通视频到现场直播再到图文直播的阶段,当这种形态与移动媒体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时候,必将创造出新的传媒热点。2016年传媒“直播”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转型的发展过程中,直播的探索无疑成为一种新渠道。移动视频直播的社会效果还没有在质的层面上获得明确认定,但作为一种尝试,在“直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比如,直播便捷与视频质量的关系,视频时长与用户耐心的关系,用户选择与用户互动体验的关系等。

媒介首先是一种人类技艺的产物,其次才是技术的产物。因为技术层面关注的是竞争、效率、控制、效益等,而技艺则上升到审美、对话、道德和伦理完善的层面。从长远来看,从技术层面上升到技艺的追求,应该是媒体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和趋势。 

(责编:石思嘉(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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