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的崛起，让原本清晰的媒体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很多自媒体虽没有采访权，实际上也在做公共信息生产传播的工作，传统的媒体边界被打破。与此同时，记者的职业身份也面临着冲击：UGC时代，人人可以成为传播者，社会对记者的身份认知在模糊；记者的自我职业认同也在降低，职业身份焦虑感增强。

新技术带来的新传播力量势不可挡，记者这一职业身份会越来越模糊还是会逐渐清晰？从职业新闻人的立场出发，我们应致力于哪种变化？这恐怕是我们需要清醒面对和认真探讨的问题。

现象：职业新闻人的身份困惑

受过新闻专业教育、供职于传媒机构，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人的身份认定要素。传统的传播渠道的封闭性让新闻人的产品具有无可替代性，新闻人的职业权利具有独享性，新闻人的职业身份界定清晰明确。而基于数字网络技术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如今风靡全球，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微博客、社交、视频网站成为普通民众自主发布和分享信息的便捷载体。人人都有麦克风、新闻“全民DIY”的媒体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公众对记者这一职业身份的要求和认知开始模糊：相对于探寻社交媒体上转发的某条信息来源于何处，更重视信息本身是否值得关注。信息是否由“专业”渠道提供，逐渐被忽视。

更让职业媒体人困惑的是，由于非职业新闻人几乎不受职业规范的外在约束，也不存在职业道德的自我反省压力，往往会以更“辣眼”的传播方式吸引更多的眼球。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纪许光微博反腐引发的争议。纪许光是南方都市报原深度报道部记者，后来辞职。2012年11月20日晚开始在新浪微博揭露雷政富事件，并随后在微博上直播自己的反腐行踪，称自己“单刀赴重庆”，秀“吻别儿子”照片。这些高调的行为被包括他的老东家南方都市报的编辑记者在内的很多职业新闻人认为是“令人反感的自我炒作”，却赢得了众多网友的赞誉，被认为是“有良知的”“真正的记者”。

被职业新闻人批评的“不专业”的行为，却博得了很多网民的好感。这说明，职业新闻人的新闻产品与网络受众偏好之间的差距已经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而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在自媒体广泛参与的很多突发事件及重大事件的报道中，自媒体用户对新闻的即时性、新奇性的追求，已经对客观、准确、真实等新闻原则产生了冲击。非职业新闻人被赞誉为“真正的记者”，而那些冷静自制的职业新闻人，却被忽视甚至质疑。公众对新闻人职业身份认知的模糊和错位，已经给职业新闻人带来纠结感挫败感，甚至是职业焦虑：人人可以成为记者，职业新闻人将何去何从？

不仅如此，机器人写作、无人机拍摄、数据新闻的大行其道，也将使新闻人的职业边界愈发模糊。机器人、无人机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人工智能和媒体的深度融合、人机共体时代的到来，新闻人的职业边界或将被无限突破。而在数据新闻的开发和使用过程中，网络工程师、数据分析专家的作用甚至会比职业新闻人更重要。

反思：中国新闻职业化与新闻专业规范的短板

综上，自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模糊了新闻人的职业边界，弱化了新闻人的职业权威。职业新闻人需要反思的是：纵然新技术带来的新传播力量势不可挡，为何公众不能将这些“非专业”力量与职业新闻人进行自觉的区分？为何新闻人在新的传播力量面前，不能以专业优势显示出与他们的不同？

笔者认为，这一定程度暴露了我国新闻职业化的不足与新闻专业规范的短板。

职业化是一个行业或专业成熟的标志。职业化的好处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保证行业利益，维护行业职业标准和要求；强调行业的独立性、权威性、不可替代性。从世界范围看，自新闻业创立之日起,新闻人就谋求获得与医生、律师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同。在我国，职业新闻人出现在20世纪初，改革开放后，新闻职业化建设却没有跟上媒体的发展速度，职业化意识也较低。

对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职业，我国并没有一个通行的，或者是适应性较强的考察标准，而是由国家制定各行业的具体的职业化标准体系来体现某一职业的标准。比如，中国的法官职业化体系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法官法》，并结合审判工作的规律、法官的职业特点等拟定的。包括：法官职业准入标准、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形象、职业保障、职业监督七项。而我国的新闻工作目前还没有类似这样的职业化标准体系。①

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新闻业的职业制度成为实践操作中的指针。在我国，20世纪初，张季鸾、邹韬奋等老一辈新闻人开拓、探索和实践着他们时代背景下的新闻专业主义。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引入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在业界，以《财经》和央视《新闻调查》为代表的媒体（栏目）成为新闻专业主义坚定的实践者。

虽然至今新闻专业主义的含义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新闻专业主义所主张的新闻的客观与中立、专业自主、社会责任、职业化教育与操作、专业自律，无疑对新闻业的规范健康发展、新闻的职业化大有裨益。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前十余年媒体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经济利益、商业利益诱惑的媒体暴露出很多问题，如果新闻专业主义中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行业自律等方面的主张能够得到更为普遍的提倡和接受，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平、社会形象应该会更好。

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新闻界并没有大行其道。笔者认为，一方面的原因是，在新闻业界，快速发展带来的繁荣让媒体领军者忽视了自身建设，没有将建立包括专业规范在内的职业化标准体系放入顶层设计。二是，“拿来主义”下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没有实现很好的本土化。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主流的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思想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反思的产物，它主张记者把自己与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剥离开来，做到与社会现实的“疏离”，从而对新闻事实进行最客观和理性的再现。而我国新闻工作者身上普遍带有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历史使命感，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铁肩担道义”的思想，与新闻专业主义中西方新闻强调的理性、“疏离”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这可以从当年柴静与闾丘露薇的冲突中观察一二。柴静认为“采访是一种抵达”，“做新闻关心的是新闻中的人”；闾丘露薇则认为“记者应当把自己隐藏在当事人和新闻事件背后”，“做新闻只关心新闻中的人，而不是新闻事件背后的原因，那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倾听者，是不称职的”。这充分体现了两种不同观念的碰撞。

此外，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本身也存在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在其实践运用中，经常会遭遇公众的质疑和批评。央视新闻评论员王志安2012年在浙江温岭“幼师虐童”事件中的“细节论”引起众怒就是一个例子。“幼师虐童”事件曝光后，王志安在其微博称，通过采访得知，“虐童照”中倒立在垃圾桶里的孩子，不是被“扔的”，而是被“放进去的”，而且“被揪着耳朵提起来的孩子，放下来之后，笑了”。他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些“细节”抵达真相，但遭到大批网友炮轰，有人甚至质疑他有“博出位”的炒作嫌疑。对于网友的炮轰，王志安表示“我仍然希望对细节苛责，只有这样，才能抵达真相”。②

“苛责细节，抵达真相”，是典型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主张。但是在公众的眼里，这样的专业主义，被认为是“抠字眼”“出洋相”，是“抛出一堆与核心问题毫无关联的细枝末节，来干扰视听和混淆大众判断”。在这些批评声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的水土不服。这让兴起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界的推广遇到社会和业内的双重阻力。

但是我们也并未建立起，或者改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新闻专业规范。国家层面我们缺少《新闻法》这样的法律法规对新闻传播行为进行外在的管理和规制；行业层面，新闻的职业伦理远未成熟，职业自律意识不足，这导致我国新闻界从职业道德到专业水准，都暴露出很多问题。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新闻敲诈、新闻寻租、贪污频发，新闻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也在大量出现，媒体公信力下滑，社会对新闻记者的评价下降。

综上，新闻职业化的不足和新闻专业规范的缺乏，使新闻媒体和新闻人在新的传播力量面前难以以高人一筹的职业规范和专业能力显示出专业权威性。在受到蓬勃发展的外来力量冲击时，媒体边界、职业边界被模糊甚至被同化也就不让人意外了。

探寻：边界工作，一个可能的视角

毫无疑问，随着新技术和新的传播平台的不断涌现，职业新闻人的话语权和权威性会继续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职业边界、身份边界会继续模糊化。职业新闻人不能放任这种边界被模糊的趋势，应该尽快建立起较强的职业边界意识，并通过专业规范的重建加强新闻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重树职业权威。

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的职业边界也是当前西方新闻学界关心的话题，“边界工作”被新闻学者们引入新闻学研究。边界工作是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1983年在研究科学划界问题时提出的概念，旨在讨论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建构边界。即“科学家选择性地赋予科学体制（即其从业者、方法、知识存量、价值和工作的组织）一些特性，以建构一条将一些知识活动区别为‘非科学’的社会边界”。边界工作有助于将专业人士的服务与外部人提供的看似相同但实际不同的服务区别开来；将那些宣称能够提供相似服务的外部人驱逐出专业服务的领域。③

西方新闻界引入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以一个局内人的视角，探讨在新的媒介生态中，新闻职业群体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在边界竞争中维护自身的职业地位。国内现在也有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关注，并对其在中国新闻界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分析。笔者在此并不想对作为西方新闻理论的边界工作做出分析和评价，只是想借助这一概念，强调业内应加强职业边界的意识和行动上的自觉。下面仅从专业规范的重建完善和媒介素养工作的开展两方面，对新闻职业边界工作提出建议。

专业规范是新闻职业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媒体机构在各种传播平台“大合唱”中保持“领唱”地位的保障。虽然自媒体的兴起使普通公众参与到信息生产活动中来，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在传递动态事件中的事实表象。那些需要通过更深入的调查和访问才能获取的事实，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挖掘与呈现的技术，一般普通公众是没有能力完成的，需要具有更专业的知识、更科学的方法、更坚强的意志和更专业的精神的职业新闻人完成。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专业能力，社会对职业新闻人提供的信息才会高看一眼放心使用。可见，在自媒体时代，职业新闻人完全可以凭借独有的专业技能设置职业门槛。所谓职业化，即是健全这方面的规范形成了职业道德理念，进而转化为行为准则。

新闻专业主义虽然有先天的不足以及在我国实践中的水土不服，但是其中很多理念和规范性要求还是很值得业内学习和推广的。只是在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总结与反思完善，将其改造成为适合我国新闻业使用的专业规范。我国的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后，普遍经历了借鉴西方研究范式和问题领域的阶段，当前，亟需在深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基因、当前传媒环境基础上，加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推进新闻职业边界工作的另外一个途径是开展面向社会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看到，自媒体力量的兴起，一方面冲击了传统媒体的职业权威，一方面带来了泥沙俱下的信息传播局面。自媒体传播者大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媒体机构和行业组织对他们进行管理和约束。未经证实的信息、局部片面的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的信息、非理性的情绪化语言在自媒体中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一些人利用自媒体平台故意发布虚假信息、煽动性的错误观点。这不仅影响到新闻传播的质量，对于社会和谐理性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迫在眉睫。

这里提到的媒介素养教育不仅是传统的主要针对青少年开展如何批判性接受媒介信息的媒介素养教育，更是以社会大众为主要对象，以如何正确使用、传播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新媒介素养教育。新闻媒体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应该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一方面可以通过专业的报道，为自媒体传播者提供学习的典范；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媒体的各个平台或者各种社会活动进行新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伦理规范的普及宣讲。这个过程，是提升自媒体空间信息传播质量的过程，也是媒体机构激浊扬清、重树职业话语权和职业权威的过程。

总之，“包打天下”， 不现实，不可能，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清晰的趋势下，也更显不必要。一个职业，如果很容易就被方方面面的人融入、替代，这除了表明技术发展和社会开放度在提高之外，也说明这个职业的专业化门槛太低了。提高专业化水准，需要克服“包打天下”的冲动和漫无边界的“乱窜”。没有边界，就没有门槛没有专业；没有边界，也不可能厘清职业责任和权利。新的传播格局对新闻专业性的外部消解必将持续。职业新闻人需要做的是强化职业意识，完善职业规范，重树话语权威和职业权威。新闻人的职业身份更加模糊还是更加清晰，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期刊中心副主编，新闻研究所副所长）

注释：

①赵金：《中国新闻职业化思辨》，《青年记者》，2006年第14期

②华静言：《央视记者为虐童幼教辩护被批抠字眼》，《新快报》，2012年10月31日

③白红义：《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①陈楚洁 袁梦倩：《社交媒体，职业“他者”与“记者”的文化权威之争——以纪许光微博反腐引发的争议为例》，《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

②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新闻记者》，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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