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肥壮的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用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两行长泪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

　　导演陆川在央视《朗读者》节目里的处女秀，就是朗读作家王宗仁的《藏羚羊的跪拜》，他要把这篇散文献给多年来关注自然、默默守护可可西里的人们。在陆川的朗读中，那只面对猎人枪口跪拜的藏羚羊并没能挽救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却让猎人从此放下了猎枪。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陆川自认为是个“见光死”的人，在镜头前做任何事情都会情不自禁地紧张，在镜头后面看监视器，才会觉得舒服。距离拍摄电影《可可西里》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当年在可可西里的那段经历成了陆川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不仅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更让他对生命和信仰有了全新的认识。

　　对于生和死的探讨

　　以天葬的仪式开场，以天葬的仪式结束，不论是谕示生命的不断转世，还是象征着生死的无尽轮回，影片《可可西里》已然将焦点锁定在人类永恒的死亡主题上。那片土地孕育的每个生命神圣却又脆弱，无人区的奔波追逐，还有那些野蛮的放逐，让观众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无助，以及命运的无常。影片没有那种惩恶扬善的鲜明表达，充斥全片的只有绝境中的挣扎，与自然抗争，与盗猎者抗争，与自己抗争。

　　2004年，陆川编剧、导演的《可可西里》上映，这部电影给他带来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香港电影金像奖等荣誉，同年他还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它让陆川成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佼佼者。陆川曾经说过，《可可西里》给他最大的收获，是让他找到了拍一辈子电影的方法，还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二部电影不是《可可西里》，我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可能有后面的创作。拍完《可可西里》的时候，感觉对于生和死的探讨没有做完，好像只做了一半儿。”回忆当年拍摄《可可西里》的经历，陆川说，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敬畏自然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的概念，并不是自己内心真正的信仰，“等走过了可可西里之后，经历了那里林林总总的一切，在藏地见证了很多的东西之后，对环境的敬重和敬畏之心就根植在我内心了”。

　　有一次，一个地方政府想请陆川去做一个实景演出，看过之后他发现这个演出可能会破坏当地的植被和水源，就放弃了这个项目。不仅创作，连日常生活里很多小习惯也彻底改变了，见到穿皮草的人他会上前提醒，对以前喜欢的象牙雕刻也敬而远之了，以前喜欢看马戏，现在感觉到马戏团是一个有悖于自然法则的挺残酷的事情。去年，陆川的动物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和观众见面，“在拍摄这两部电影的过程中间，我的很多生活习惯、很多想法都改变了。在将近五六年的时间里，和野生动物打交道，接触环保主义者，他们对我的改变很大。”陆川说。

　　1971年出生于新疆奎屯的陆川，2002年凭借自己编剧、导演的电影处女作《寻枪》在中国影坛崭露头角，《可可西里》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对于陆川而言，拍摄《可可西里》的那段日子让他难忘，花了两年时间在可可西里选景，然后下去生活，再写剧本再拍。所有参与这部戏拍摄的剧组成员都存在健康遭受损害的情况，而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中国电影创作一部不一样的作品。

　　陆川的电影之路是从阅读小说开始的，尽管父亲、剧作家陆天明和姑姑、作家陆星儿对他直接的帮助不是很大，但是，儿时的文学积累给他日后的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营养。陆川坦言，自己一直没有把电影当作一个职业来对待，“所以就很想去拍不同的电影，去尝试不同的事儿。影评人和观众有时候会希望你保持自己的风格，但我想通过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切面去了解不同的人性”。

　　好坏评判标准在那片土地上彻底失效

　　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着大约100万只高原动物藏羚羊，不过随着藏羚羊绒的价格暴涨，可可西里爆发了对藏羚羊的血腥屠杀。从1993年起，可可西里周边地区的藏族人和汉族人在队长索南达杰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巡山保护队，志愿进入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陆川说，影片灵感来自有关藏羚羊、野牦牛被残酷猎杀的新闻报道，最终，那里的人们挣扎的生存状态深深打动了他。

　　直到今天，在陆川的记忆里，可可西里都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存在：缺水缺油，冰天雪地，狂风怒吼，流沙肆虐。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名字虽然美丽，却是一个被欲望、罪恶、死亡笼罩的地方，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总是现实而残忍，暴力而血腥。在那海拔4700米的无人区，危险的荒漠之地，有人可以因为贪婪去掠杀藏羚羊，有人可以因为5元钱残忍地做帮凶，好坏善恶、理想现实、震撼愤怒无奈，所有这一切，都在那片土地上纠缠博弈。

　　人类为什要蹂躏这片美丽的土地，为什么要残害这些藏羚羊呢？因为有些女人要用羊毛装扮自己的美丽，于是有些人便通过猎杀藏羚羊以满足金钱欲望，还有一些人只是为了生存。

　　作为一个非典型的英雄，《可可西里》中的主人公日泰身上混杂了理想主义和残酷现实的尴尬，他不是警察，只是以西部工委的名义行动的自愿巡山队成员，他对在冰上抓住的捕鱼的人罚款，现场开条子并从口袋里把公章拿出来盖章，他指示队员卖皮子，他不顾队员和自己的性命去追那个老板，似乎这一切都会让我们对这个人物的正义性和纯洁性产生怀疑。

　　在这部电影里，刘栋作为巡山队员，被队长日泰呼来唤去左右驱使不但毫无怨言，同时他身上也显现着鲜明的生命本性追求，而最惊人的一笔，却是他毫不脸红地伸手向做“三陪”的女友要钱，然后再转身拿着最底层女性的血肉钱，赶去捍卫一群志愿者的崇高使命。

　　“在可可西里，我们沿用多年简单明了的好坏评判标准彻底失效，好与坏可以在瞬间转换，一如生死。盗猎者为了生存而盗猎藏羚羊，而巡山队员为了给队友治病也卖羚羊皮。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恶人会在某些情况下选择善。”陆川说，现实中，“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更多时候道德屈从于生存，那里的人们用坚定的毅力奋斗在生命的禁区，用人们无法想象的意志生存，“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狱，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圣地”。

　　想要给观众留下的不是眼泪，而是思考

　　2004年，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唯一一部参赛影片《可可西里》获得了评委特别奖。领奖台上，陆川落下了男儿泪。

　　生活中，陆川自认是个“泪点奇低的人”，最主要喜欢流泪的场合是看电影，经常情不自禁眼泪就下来了，有时候在飞机上对着电脑泪流满面，弄得空姐一头雾水。

　　在可可西里，剧组所有人都身体不舒服。在《可可西里》的拍摄中，一次意外让陆川失去了一个伙伴，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可在电影剪辑时他又狠心删掉了很多煽情的桥段，他想要给观众留下的不是眼泪，而是思考。看过太多的生与死，感受过大自然可怕的力量，陆川想要把人类生命的脆弱传递给观众。

　　为了拍《可可西里》，陆川多次跟随当地的巡山队员进入无人区巡逻，他最迫切要表达的就是真实。2003年8月，影片正式开拍，陆川率领剧组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我觉得煽情是对可可西里的不负责任，因为那里拒绝眼泪，只有绝望、平静与内敛”。

　　《可可西里》全部都在海拔3800米以上拍摄，其中有30%的内容是在无人区拍的。为了追求真实效果，剧组还在可可西里高原最高峰布格达尔峰海拔6200米处取景拍摄。在布格达尔峰，剧组遇到了电影里巡山队经常碰到的事，在风雪中露宿，极度缺氧，头痛、头晕、呕吐，高原反应强烈，电影拍到最后，原本有100多人的剧组只剩下60多人，电影的拍摄也超期一个多月。

　　陆川把《可可西里》当作一部纪录片来拍，片中演员基本是非专业的，陆川逼着演员们去感受最真实的绝望，一次次去跳冰河，一次次去陷流沙，到最后，他们已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种生存本能的反应。

　　经历了《南京！南京》《王的盛宴》《九层妖塔》的种种争议，2016年8月陆川带着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回归公众视野，并获得良好的口碑。

　　可爱的熊猫，聪明的金丝猴，神秘的雪豹，影片以中国独有的3个野生动物家庭为主线，讲述的是一个个暖心成长与生命轮回的故事，有欢快和感动，情节不像《可可西里》那样阴暗而绝望，可看完后观众似乎能感觉到，那个拍过《可可西里》的陆川好像又回来了。

　　拍野生动物没有特别多的泪点，没办法组织很强烈的戏剧性去抓观众，只能后期用素材去拼接一些故事。“剪完了连起来看时，突然就被其中一些平淡的情节打动了，比如熊猫母子之间那种依偎还有拥抱，非常的纯净温暖，以至于我会有种感觉，那种温暖的力量有时候可能会比那种暗黑的力量来得更凶猛，更加能够触动人的心灵。”陆川说。（吴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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