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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陆川亮相《朗读者》:可可西里不相信眼泪

2017年04月17日07:05 |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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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陆川:可可西里不相信眼泪

  “那只肥壮的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用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两行长泪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

  导演陆川在央视《朗读者》节目里的处女秀,就是朗读作家王宗仁的《藏羚羊的跪拜》,他要把这篇散文献给多年来关注自然、默默守护可可西里的人们。在陆川的朗读中,那只面对猎人枪口跪拜的藏羚羊并没能挽救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却让猎人从此放下了猎枪。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陆川自认为是个“见光死”的人,在镜头前做任何事情都会情不自禁地紧张,在镜头后面看监视器,才会觉得舒服。距离拍摄电影《可可西里》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当年在可可西里的那段经历成了陆川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不仅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更让他对生命和信仰有了全新的认识。

  对于生和死的探讨

  以天葬的仪式开场,以天葬的仪式结束,不论是谕示生命的不断转世,还是象征着生死的无尽轮回,影片《可可西里》已然将焦点锁定在人类永恒的死亡主题上。那片土地孕育的每个生命神圣却又脆弱,无人区的奔波追逐,还有那些野蛮的放逐,让观众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无助,以及命运的无常。影片没有那种惩恶扬善的鲜明表达,充斥全片的只有绝境中的挣扎,与自然抗争,与盗猎者抗争,与自己抗争。

  2004年,陆川编剧、导演的《可可西里》上映,这部电影给他带来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香港电影金像奖等荣誉,同年他还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它让陆川成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佼佼者。陆川曾经说过,《可可西里》给他最大的收获,是让他找到了拍一辈子电影的方法,还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二部电影不是《可可西里》,我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可能有后面的创作。拍完《可可西里》的时候,感觉对于生和死的探讨没有做完,好像只做了一半儿。”回忆当年拍摄《可可西里》的经历,陆川说,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敬畏自然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的概念,并不是自己内心真正的信仰,“等走过了可可西里之后,经历了那里林林总总的一切,在藏地见证了很多的东西之后,对环境的敬重和敬畏之心就根植在我内心了”。

  有一次,一个地方政府想请陆川去做一个实景演出,看过之后他发现这个演出可能会破坏当地的植被和水源,就放弃了这个项目。不仅创作,连日常生活里很多小习惯也彻底改变了,见到穿皮草的人他会上前提醒,对以前喜欢的象牙雕刻也敬而远之了,以前喜欢看马戏,现在感觉到马戏团是一个有悖于自然法则的挺残酷的事情。去年,陆川的动物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和观众见面,“在拍摄这两部电影的过程中间,我的很多生活习惯、很多想法都改变了。在将近五六年的时间里,和野生动物打交道,接触环保主义者,他们对我的改变很大。”陆川说。

  1971年出生于新疆奎屯的陆川,2002年凭借自己编剧、导演的电影处女作《寻枪》在中国影坛崭露头角,《可可西里》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对于陆川而言,拍摄《可可西里》的那段日子让他难忘,花了两年时间在可可西里选景,然后下去生活,再写剧本再拍。所有参与这部戏拍摄的剧组成员都存在健康遭受损害的情况,而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中国电影创作一部不一样的作品。

  陆川的电影之路是从阅读小说开始的,尽管父亲、剧作家陆天明和姑姑、作家陆星儿对他直接的帮助不是很大,但是,儿时的文学积累给他日后的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营养。陆川坦言,自己一直没有把电影当作一个职业来对待,“所以就很想去拍不同的电影,去尝试不同的事儿。影评人和观众有时候会希望你保持自己的风格,但我想通过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切面去了解不同的人性”。

  好坏评判标准在那片土地上彻底失效

  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着大约100万只高原动物藏羚羊,不过随着藏羚羊绒的价格暴涨,可可西里爆发了对藏羚羊的血腥屠杀。从1993年起,可可西里周边地区的藏族人和汉族人在队长索南达杰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巡山保护队,志愿进入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陆川说,影片灵感来自有关藏羚羊、野牦牛被残酷猎杀的新闻报道,最终,那里的人们挣扎的生存状态深深打动了他。

  直到今天,在陆川的记忆里,可可西里都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存在:缺水缺油,冰天雪地,狂风怒吼,流沙肆虐。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名字虽然美丽,却是一个被欲望、罪恶、死亡笼罩的地方,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总是现实而残忍,暴力而血腥。在那海拔4700米的无人区,危险的荒漠之地,有人可以因为贪婪去掠杀藏羚羊,有人可以因为5元钱残忍地做帮凶,好坏善恶、理想现实、震撼愤怒无奈,所有这一切,都在那片土地上纠缠博弈。

  人类为什要蹂躏这片美丽的土地,为什么要残害这些藏羚羊呢?因为有些女人要用羊毛装扮自己的美丽,于是有些人便通过猎杀藏羚羊以满足金钱欲望,还有一些人只是为了生存。

  作为一个非典型的英雄,《可可西里》中的主人公日泰身上混杂了理想主义和残酷现实的尴尬,他不是警察,只是以西部工委的名义行动的自愿巡山队成员,他对在冰上抓住的捕鱼的人罚款,现场开条子并从口袋里把公章拿出来盖章,他指示队员卖皮子,他不顾队员和自己的性命去追那个老板,似乎这一切都会让我们对这个人物的正义性和纯洁性产生怀疑。

  在这部电影里,刘栋作为巡山队员,被队长日泰呼来唤去左右驱使不但毫无怨言,同时他身上也显现着鲜明的生命本性追求,而最惊人的一笔,却是他毫不脸红地伸手向做“三陪”的女友要钱,然后再转身拿着最底层女性的血肉钱,赶去捍卫一群志愿者的崇高使命。

  “在可可西里,我们沿用多年简单明了的好坏评判标准彻底失效,好与坏可以在瞬间转换,一如生死。盗猎者为了生存而盗猎藏羚羊,而巡山队员为了给队友治病也卖羚羊皮。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恶人会在某些情况下选择善。”陆川说,现实中,“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更多时候道德屈从于生存,那里的人们用坚定的毅力奋斗在生命的禁区,用人们无法想象的意志生存,“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狱,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圣地”。

  想要给观众留下的不是眼泪,而是思考

  2004年,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唯一一部参赛影片《可可西里》获得了评委特别奖。领奖台上,陆川落下了男儿泪。

  生活中,陆川自认是个“泪点奇低的人”,最主要喜欢流泪的场合是看电影,经常情不自禁眼泪就下来了,有时候在飞机上对着电脑泪流满面,弄得空姐一头雾水。

  在可可西里,剧组所有人都身体不舒服。在《可可西里》的拍摄中,一次意外让陆川失去了一个伙伴,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可在电影剪辑时他又狠心删掉了很多煽情的桥段,他想要给观众留下的不是眼泪,而是思考。看过太多的生与死,感受过大自然可怕的力量,陆川想要把人类生命的脆弱传递给观众。

  为了拍《可可西里》,陆川多次跟随当地的巡山队员进入无人区巡逻,他最迫切要表达的就是真实。2003年8月,影片正式开拍,陆川率领剧组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我觉得煽情是对可可西里的不负责任,因为那里拒绝眼泪,只有绝望、平静与内敛”。

  《可可西里》全部都在海拔3800米以上拍摄,其中有30%的内容是在无人区拍的。为了追求真实效果,剧组还在可可西里高原最高峰布格达尔峰海拔6200米处取景拍摄。在布格达尔峰,剧组遇到了电影里巡山队经常碰到的事,在风雪中露宿,极度缺氧,头痛、头晕、呕吐,高原反应强烈,电影拍到最后,原本有100多人的剧组只剩下60多人,电影的拍摄也超期一个多月。

  陆川把《可可西里》当作一部纪录片来拍,片中演员基本是非专业的,陆川逼着演员们去感受最真实的绝望,一次次去跳冰河,一次次去陷流沙,到最后,他们已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种生存本能的反应。

  经历了《南京!南京》《王的盛宴》《九层妖塔》的种种争议,2016年8月陆川带着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回归公众视野,并获得良好的口碑。

  可爱的熊猫,聪明的金丝猴,神秘的雪豹,影片以中国独有的3个野生动物家庭为主线,讲述的是一个个暖心成长与生命轮回的故事,有欢快和感动,情节不像《可可西里》那样阴暗而绝望,可看完后观众似乎能感觉到,那个拍过《可可西里》的陆川好像又回来了。

  拍野生动物没有特别多的泪点,没办法组织很强烈的戏剧性去抓观众,只能后期用素材去拼接一些故事。“剪完了连起来看时,突然就被其中一些平淡的情节打动了,比如熊猫母子之间那种依偎还有拥抱,非常的纯净温暖,以至于我会有种感觉,那种温暖的力量有时候可能会比那种暗黑的力量来得更凶猛,更加能够触动人的心灵。”陆川说。(吴晓东)

(责编:宋心蕊、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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