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台湾电影中，优美柔情的音乐是对情怀的升华，精巧的剪辑设计是对情怀的铺垫，精致的场景安排是对情怀的渲染，精美的镜头语言是对情怀的呈现。情感可能就是台湾电影人最终想要阐述的精微主题。在突出情感叙事的基础上，作者论的体现更显独具一格。当然，也正是因为在这种社会不断商业化的洪流里，那些遵循个人主义，用情怀叙事的电影导演才会更加出类拔萃。

关键词：台湾电影；美学体现；情怀艺术；作者论；商业电影

从工业时代的巅峰滑落后，台湾的城市工业化激情便开始消退，逐渐开始了后现代社会的转型。台湾本土人民似乎对日常生活的品质更加关注，更倾向于享受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这样一片诗情画意且又八面玲珑融汇喧嚣文化的土地能够给予艺术很好的滋养。洛夫、痖弦、余光中、周梦蝶的诗歌，吴浊流、白先勇、陈映真、陈若曦的小说以及侯孝贤、杨德昌等电影导演创作出的具有鲜明台湾气息的台湾电影，都是对台湾本土滋养艺术发展的例证。

在电影不断发展的浪潮里，台湾影像创作者们用清新的叙事方式和精致的镜头语言将具有台湾味道的文学与台湾市井生活相融合，再通过声画呈现的方式在琳琅满目的商业电影文化圈中演绎着台湾情怀。这样的情怀则是对美学与人性关系的继续探讨，是大众传播时代拟态环境下的一份安然，更是众多热爱台湾这片故土的创作者们对于生活的一种反思与记录。

一、 台湾电影的美学体现：情怀艺术

柏拉图在早期探究美学时认为“美是难的”。随着美学在各类艺术中的不断深刻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目的的引导下，充分调动自己的本质力量加工对象。”①在这种美学与人性关系相统一的大背景下，作为第七艺术，电影凭借声画影像打破时空生命线的特点，开始展现艺术情怀。用影像记录时代及社会的发展，在电影美学里映射政治、融合地域、联系经济、表现文化。

对于台湾电影的美学概括，可以用“情怀美学”来概括。“情怀”原本是表达感情的抽象名词，在这用来形容以台湾为圆心区域化的电影美学体现和表现电影风格的手段。台湾电影导演擅长用情怀来吸引观众，台湾电影也容易用情怀制造噱头。但需要说明的是，情怀不是只有台湾电影才具有的特殊属性，它鲜明地活跃在所有电影中，只是谈及情怀，台湾电影更别具一格。

2000年开始，台湾的新锐导演就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叙述青春主题，如《不能说的秘密》《海角七号》《星空》等台湾青春电影都屡屡创下票房新高，《蓝色大门》更是堪称近年来台湾青春电影中的标杆。台湾导演侯孝贤在接受采访时感慨：“电影的形式早已用尽，最重要的还是内容。”如侯孝贤在影片中游刃有余的风格化叙事：最本土的，最沉痛的，最植根时代的，最照亮都市的，最能讲述乡愁悲喜的，最黑色的，最荒诞的，最能体现精神困境的……这些看似不和谐的元素实际上都精彩夺目，多维度的表情达意都能吸引观众接近、迷恋与讨论。当然，台湾多数电影工作者均寄厚望于这股情怀的“复兴浪潮”，包括观众在内的电影艺术热爱者们都深切地希望台湾电影的情怀不只是昙花一现，而是让台湾电影产业能够就此站稳脚步并持续发展的开端。

平淡的生活细节在不同导演不同风格的演绎下变得有滋有味，令观众意犹未尽。情怀像是一种符号，在台湾电影中根深蒂固，耐人寻味。白居易所说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台湾电影中有所体现：优美柔情的音乐是对情怀的升华，精巧的剪辑设计是对情怀的铺垫，精致的场景安排是对情怀的渲染，精美的镜头语言是对情怀的呈现。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台湾电影人最终想要阐述的精微主题，它可能是爱情，或许是亲情，也许还是友情，总之，终究难逃于“情”。

二、 台湾电影的新浪潮：从作者论②开始的新格局

对台湾电影发展种种迹象进行观察，能够感觉到台湾电影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它独具特色的转折点上。台湾电影往往着重于强调导演的风格，注重讲述台湾历史，并崇尚以电影情怀作为宣传蓝本。一方面，这种特色让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朱延平等导演取得一定成就。但另一方面，因为此类型艺术电影专注表情达意，致使娱乐性较差，商业价值还有待估量。尽管大部分观众偏爱所谓的个性化与朴素化的表情达意，但能令个体着迷的部分，仍然是在从其他类型的电影中所获取的观影经验、视觉冲击以及对影像的理解习惯和成长背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在他的导演手记里这样写道：“导演不但是用来表达技巧，而且还是反映人生的工具。”

第七艺术自然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活动，可以是一种彰显创作者个性的表达形式，甚至可以是带着反省和历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动。但在文化经济发展的商业怪圈中，电影艺术迫于生存压力，越来越趋向于成为商业表达的附属品。它受生产与消费定律的支配，有了投资风险和获利能力的双重性格，活跃在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里。在艺术与经济难以并驾齐驱时，台湾电影就开始了商业化发展的新革命。

台湾电影的真正发展始于1982年。由台湾导演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和张毅联合导演的影片《光阴的故事》在叙事方法、艺术技巧上打破了传统台湾电影的旧风格，成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先声。在此之后，愈来愈强烈的台湾电影风格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冲击着受众的情感体验。就像万仁、曾状祥、侯孝贤合拍的《儿子的大玩偶》、陈坤厚的《小毕的故事》、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等台湾电影均改编自台湾乡土文学，强烈的现实感、鲜明的社会问题、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清新的美学风格都令台湾电影烙上了独特的风格标签，自成体系。电影《赛德克巴莱》号称台湾版《勇敢的心》，讲述了日军占领台湾后，两个族群在台湾山区爆发冲突进而交战的故事。虽然该影片在大陆受到了一定的争议，但从中也能看出台湾的精神所在，台湾人的情怀所致。台湾导演张作骥在《黑暗之光》里讲述了平凡女孩在逆境的紧逼下，用幻想来稀释生活的悲哀。他用独特的超现实主义手法，赋予电影优雅的哀伤与浪漫。毋庸置疑，以上电影的产生都与当时台湾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影片叙事与生活事件的高度契合使得台湾电影的叙事情怀更加深刻和哲理化。可见，台湾导演的先觉意识以及他们对台湾文化的把控，对促进台湾电影体系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结语

达德利·安德鲁曾用伤感的笔触写道：“导演即作者，社会和文化的日益世俗化、商业化、平庸化，解构了电影导演对于艺术的标志认识。”当然，也正是因为在这种社会不断商业化的洪流里，那些遵循个人主义，用情怀叙事的电影导演才会更加出类拔萃。台湾电影的新浪潮从作者论开始，呈现出新的格局。如彼得·沃伦在《电影的符号与意义》中强调的那样：“作者论并不仅限于宣称导演为一部影片的主要作者，它还意味着进行辨析的工作，要发掘那些全然被忽视了的作者。”由此可知，在电影艺术与商业经济密不可分的当下，“电影作者”和“作者电影”虽成为一种“商业”广告和“艺术”的招牌，但好在台湾电影在演变过程中没有遗弃它，没有放弃用朴实的情感讲述影片创作者们对于台湾这片故土的热爱。由此可见，台湾电影的新浪潮也不失为对故土有情思的创作者们遵从本心的本意创作。

注释：

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②杨远婴.电影概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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