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隽的内地生存哲学:拍好片要懂民情 要跑菜市场

2017年05月03日07:19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拍好片要懂民情,要跑菜市场

   1993年底,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左一冯小刚,左二夏雨,左四王朔,左五文隽;后排右一姜文,右六刘晓庆,右五斯琴高娃,右四陶虹,右二宁静。

  ▼1992年8月底,呼和浩特伊盟草原,拍摄《狭路英豪》。右二顾长卫、左三姜文、左四万梓良。

  开栏语

  风雨廿载,携手前行。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流行文化曾风靡一时,领亚洲风气之先。在本土市场式微之后,近些年来,大批香港导演、编剧、监制、戏剧人、音乐人、美术家、作家,北上内地,寻求机遇。他们,找寻到了更广阔的打拼舞台,也推动了内地文化行业之大发展、华语文化之大融合。本周起,本报推出“北上·文艺记”专栏,记录他们的故事,聆听他们的感悟。潮来潮往世界多变迁,以此,致敬那一段希望从未幻灭的光辉岁月。

  人物小传

  文隽,原名王文俊,1957年出生,香港影视人,参与影视作品超过百部。近年以监制、编剧及经理人工作为主。监制及策划的电影主要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风云》《中华英雄》《百分感觉》《古惑仔》系列《停不了的爱》《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美丽乡愁》《京城81号》等。曾担任第23届至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并借助金像奖大力推动内地和香港的电影交流。

  在位于三里屯的美亚公司见到文隽,他独自坐在会议桌前看新片资料,听到有人进来,抬起头打了一声招呼。文隽的长相有一点憨憨的、拙拙的,但眼里顽童般的灵光出卖了他——这是一个机智而善于观察的人。他的身上,有香港人常见的冷静与入世,也有独属于他自己的慧黠和圆熟。

  争分夺秒是他留给人的另一个印象。负责接待的女孩说,采访前,文隽其实早早到达了约定地点,边工作边等。但直到约定好的15时45分,他才客客气气地请记者进去。“我们谈45分钟。”他温和地发号施令。无论怎样,文隽都不会乱了自己的步调。或许,恪守规则本身,就是他赢得空间的一种方式。

  2010年,文隽写出了《人在囧途》,主人公是迷失的中产和淳朴的农民工,故事地道得像内地编剧的手笔,于是有人惊叹“文隽一个香港人怎么会这么接地气”!“我当然接地气了!我北上都已经27年了!”他提高了声量,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得意。

  27年,占据了60岁的文隽几乎一半的人生。坐在三里屯的高楼之中,他回想起那个刚刚抵达北京的夜晚,遥远得仿佛一场梦中冒险。

  一个难忘的夜晚,让他觉得“北京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1990年秋,文隽第一次北上。

  彼时,拥有一家出版社的他想出一本巩俐的写真集,特意前往山西乔家大院,探班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给女主角巩俐拍写真集。那时内地刚刚开始发展,太原印证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想象:“招待所晚上10点钟就没热水了,马路上的灯也不亮,不像香港。”

  从太原回香港,要在北京转机,还要住上一晚,文隽特意问了一句“我住哪里?”被告知住在京广中心,他又开始纳闷:“也不叫酒店,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招待所。”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这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酒店,因为是中外合资,所以会有不少港台人士和外国人出入。

  文隽一个人也不认识,好在“双子座”天生爱交际,他“抓”住一个在电梯里冲他微笑的陌生女孩,“我想她大概是认得我吧,因为我在香港也颇有名气的。我对她说不管你今天晚上约谁,我都要跟着你。”女孩是在北京屈臣氏工作的香港人,爽快应允,带他和酒店财务总监到东三环边的日本餐厅“三四郎”吃晚饭。总监又告诉他:“京广中心二楼有卡拉OK,服务员可漂亮了。”这让文隽更加高兴,饭毕直奔而去,“结果一进门,都是香港人,每一桌都在跟我打招呼,‘文隽来了,文隽你好’,其实我一个也不认识。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有在看我的书吧。”这些香港人都在北京工作,他们开着车,带文隽逛北海和三里屯酒吧街,给了他一个难忘的夜晚,也让他觉得“北京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转年,电影《告别紫禁城》找文隽当导演,他提出:到北京拍。

  这是1985年的电影《中国最后一个太监》的续集。上世纪80年代港片来北京拍摄不易,剧组只能到台湾高雄的孔庙取景,假装是紫禁城。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内地开始接纳甚至鼓励港台电影人来拍片。“能在北京拍一个紫禁城的故事当然好了。”文隽说。与今天的合拍片不同,《告别紫禁城》属于协拍片,可以来内地拍摄,但不像合拍片那样拥有在内地的发行权。那时广电总局的电影局还在东城区的礼士胡同旧址,合拍公司在华都饭店斜对面,为了方便来回跑,他在亮马河公寓一住半年,到处看景,把北京游了个遍,“有一天从颐和园拍完回酒店的路上,我就想,我在北京城走过的每一块石板都有故事,难道我拍完戏就回香港?不行,我必须想个办法在内地从北到南跑一遍。”

  “姜文说,‘文隽你这个港人,和一般的香港人不一样’”

  文隽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和周晓文联合执导《狭路英豪》。

  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好莱坞影片《午夜狂奔》,片中的美国警察为了抓罪犯,从东海岸跑到西海岸。文隽就让姜文演的内地警察,从内蒙古跑到深圳,抓万梓良演的香港罪犯,“这条路线不是刚好从北到南了吗?圆了我走遍大江南北的心愿。”

  就这样,文隽和姜文有了交集。1993年,刘晓庆帮姜文筹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她便直奔香港找文隽拉投资。“我帮着找过各种公司。但姜文第一次当导演,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和认可他,最后找了一些圈外人帮忙。刘晓庆也在云南找到了投资方。最终,大家一起投了100万美元。姜文说让我当监制,其实我这个监制就是替他张罗事情的。”

  因为拍电影,1991年到1994年间,文隽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段时间住在北京,“就是那时候混熟了。”他最喜欢回忆那几年的北京:“东三环两边都是白杨树,没有这么多过街天桥,奔首都机场要走霄云路机场辅路,坐‘面的’。我是港澳同胞,头两年还要用外汇券,不能用人民币。”合作拍片的模式也不一样,“那会儿剧组一起住在胡同里,只有一部电话,谁打来电话,就有人出去喊一嗓子,谁谁谁你来听个电话。”

  也因为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隽很早就和后来在内地电影界叱咤风云的“大院子弟”有了接触,“后来姜文和冯小刚、王朔、郑晓龙等人拍《北京人在纽约》,我和他们都认识了。当时他们也都是刚出道的人。小刚是我们的演员(《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没火。”作为香港较早跟内地演艺圈交往的人,文隽一直挺骄傲于这一点,并把原因归结为“很多话题都能接得上”,“比如他们调侃会用到一些北京俚语,什么‘四红四绿’之类,反正就是一套一套的,我都懂。”

  虽然直到现在,文隽的普通话还是跑不掉港味儿,但在当时,他努力学习着关于内地的一切,甚至学喝二锅头,可惜现在还是一喝就醉,“北京人的习惯我都了解。姜文也说‘文隽你这个港人,跟一般的香港人不一样’,我说我就是不一样。到今天,我跟姜文还是比较好的朋友。他现在越来越忙,越来越成功,我们都替他高兴。”

  “要落地生根,要接地气,才能真的做成一个互相提升的市场”

  在文隽的记忆中,香港电影人蜂拥到内地拍片,大概是2008年的事。

  当时,《画皮》票房卖了2个多亿,让大家看到了内地电影市场的巨大,“电影局了解香港电影人的忧虑,两边平衡,一边循循善诱,一边又尽量宽容,允许创作上的一些自由度。”

  更关键的是,文隽觉得如果不北上,香港电影生存堪忧。固守本土情怀和精神,当然值得赞许,但香港市场就那么大,决定了很多人只能拍低成本影片。“如果没有内地市场,徐克、吴宇森、陈嘉上、刘伟强、郑保瑞、陈木胜他们的才华都会没地方发挥。你固守香港不就是拍几百万投资的片子吗?怎么去拍大场面?老爷子(徐克)怎么拍特效?林超贤怎么拍《湄公河行动》?”反过来,香港电影人对内地的贡献也不应该被抹杀,“过去一年卖得好的几部影片,几乎都有香港因素。其实,两边还可以再融合一点。”

  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现在,文隽觉得香港人来内地拍电影的环境在变好,主管部门变得开明和开通,内地电影人也成长得很快,“2000年我拍《我的兄弟姐妹》,是于冬(博纳影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发行的第二部片,他赚了第一桶金,现在博纳发展得非常好了。”

  于冬曾告诉文隽,不要把内地当成一个逐草而居的地方,“他说,你们香港电影人是游牧民族。为什么这么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是香港电影最大的市场,‘游牧民族’就跑去讨好台湾市场,利用台湾的资金。现在,内地开放了,就又来到这边吃草。但他说,我们应该定居在这里,不能吃完草就走,要落地生根,要接地气,才能真的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互相提升的市场。这句话我记住了。”

  北上27载,文隽觉得自己很幸运,能见证内地电影市场从荒漠处女地到年创收四五百亿的全过程。更幸运的是,这20多年来他在内地交往的人都很“靠谱”,是那种“应该交往的、有本事的人”。

  “香港电影人刚来可能会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必须调整心态”

  忆往昔,文隽常常写一些文章,也算是给后来到内地发展的香港电影人一些经验和建议,“他们刚来内地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我是过来人,常常跟他们讲,必须调整心态。以前内地电影行业因为种种原因没起飞,内地的电影人可能没香港电影人那么有本事。但是大家都会进步,而且内地进步得很快。”

  文隽还摸索出一套内地生存哲学,概括为“四情”,“我们到内地来,必须要了解几个情,第一是国情。譬如今年年底要召开‘十九大’,那你知道‘十七大’‘十八大’吗?……第二是民情,菜市场的菜多少钱一斤?‘破崇文、穷宣武’是怎么一回事?我来北京的第一年,好奇心特别重,人家住在苹果园,我没去过,就送人家回去,看看苹果园到底在哪里,打车从亮马桥到苹果园,来回要200多块钱。而且那个年代,晚上和女孩子坐一辆计程车,还会担心警察查车呢!”

  第三个情,是人情世故,“北京人吃饭喜欢敬酒,我们香港人从来不敬酒,吃饭屁股黏在椅子上都不站起来,这就很不一样;另外,大家一起吃饭,谁应该坐哪个位置,也都要懂的,要观察。”另外,文隽还坦言,不要相信那些表面上的江湖交情,还是应该真实做人、踏实做事,“如果能交到真心的朋友,那样的交情可以有,但不需要那些虚情假意的交情。”

  现在的文隽,既不常住香港,也不常住内地,“在飞机上的时间比较多,每周都要飞个两三天,周末回香港陪小孩,周一周二又要飞去别的地方,在各大航空公司我都是金卡、钻石卡(会员)。”

  香港人务实的作风,让文隽把保持开放心态看得很重,看内地电视剧是他熟悉内地的方式之一,“有分量一点的剧我都会看,比如《琅琊榜》《甄嬛传》《北平无战事》……”前一阵子他也在追《人民的名义》,在朋友圈评论“很精彩,停不下来”,还特地去买了原著小说,他还爱看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新一代的喜剧演员不在这里面找,去哪里找?常远、文松、贾玲……接下来几年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文隽把这些统统叫做接地气,他说,跟不上社会热点,心里总会有些不安。(聂宽冕)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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